“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这两句诗，写出了一位剧作家的淹蹇一生，写出了小人难防而被陷害的文人悲剧，更写出了大清王朝的文字狱，是怎样地摧残着中国文人和文化。时下甚嚣尘上的“盛世说”，其实也是那些历史学家和小说家闭着眼睛说瞎话，纯系不负责任地误导读者的昧心之论。
小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至今没有一个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将力气用在这上面。故而中外古今，从未见过任何一部有关著述探讨小人这个品种，其始起，其形成，其发展，其不可能断种绝代的生命力，及其对于健康的社会，对于正直的人类所起到的害虫作用。更没有任何一位智者，为我们作出过一个明确的答案，足以发人深省，足以使人惕励，足以对那些作奸犯科、为非作歹、陷害污蔑、里挑外撅的小人加以防范，加以戒惧。这样一个社会学上的空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洪升（公元1645—1704年），清代剧作家。浙江杭州人。少时家道中落，后为国子监生，师从名士王士祯。而康熙很看重的这位渔洋山人，也相当欣赏洪升的才华。康熙二十七年，洪升的《长生殿》问世，这出描写李隆基和杨玉环爱情故事的昆曲，倾动京都，满城传唱，口碑褒誉，久演不衰。尤其此戏被内廷点中，准在紫禁城内专为帝王陛下搬演。于是，洪升声气大震，文名突起。
当然，如果没有什么小人作乱的话，洪升肯定一帆风顺，成为明日之星。但文人太出风头之际，极有可能也是易遭小人嫉妒之时。小人这种东西，是防不胜防的。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看你，一清二楚；你看他，那脑门子又没标明“小人”二字，说不定和颜悦色，向你鞠躬致敬呢！因此次年，也就是康熙二十八年，他就倒了大霉了。
演他这出《长生殿》的戏班老板和班里主要台柱子，深深感激这位剧作家，不但有了高票房的物质效益，有了高名声的社会效益，更主要的是康熙看了以后，拍了巴掌。圣上都说好，等于捧上金饭碗，从此不愁没饭吃。于是，说好了，洪先生您过生日那天，接受我们戏班的一点心意，Happy Birthday to You，为你专门演一场内部堂会，祝你生日快乐！可是万万没想到，演员尚未净妆，生日蛋糕还未点亮蜡烛，消息传来，有人将你们告了，太后国丧期间，你们敢鼓乐喧天地唱戏，该当何罪？
立刻，我们这位兴高采烈的寿星老，一屁股坐在舞台上，像一摊泥。
剧作家洪升的国丧期间违禁演出一案，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总算幸运，却没有掉一颗脑袋，只是将参与者，包括看戏的、祝寿的、吃宴的、捧场的，一律开革功名了事。大家摸摸脖子上的头颅尚在，也就额手称庆了。康熙秉政以后，绝对是要对文人开刀问斩的。也许戴南山的《南明史》案杀了四五百人，庄廷《明史》案又杀了四五百人，已经血流成河，陈尸满野，这位皇帝可能觉得，作史与作文比，史比文重，而吹拉弹唱，倡优俳隶之属，上不得台盘，就不那么认真计较了。
陈康祺的《郎潜纪闻》，对此事有较详细的记叙：
“钱塘洪太学思，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圣祖览之称善，赐优人白金二十两。于是诸亲王及阁部大臣，凡有宴会，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殆不赀。内聚班优人请开宴为洪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而不给某给谏。给谏奏谓，皇太后忌辰设宴乐，为大不敬，请按律治罪。上览其奏，命下刑部狱，凡士大夫及诸生除名者几五十人。益都赵赞善伸符，海宁查太学夏重，其最著者。后查改名慎行登第，赵竟废置终其身。”
文中称为“某给谏”，而不指名道姓，倘非笔下留情，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小人的厌嫌之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对小人有好感的，包括小人自己，对于同类，除非利益的苟合，也会对类似“某给谏”，也就是给事中黄六鸿式的人物，敬而远之的。
假如，那位没被邀去参加庆寿聚会，会后观剧的黄六鸿不是那么小人的话，不被邀请，也就不去应酬，关起门来睡大觉，自然天下太平。洪升继续耍他的笔杆，当他的作家，文坛上风光依旧，诗界领袖王渔洋也会为他的得意门生写了这么一出传奇而欣欣然。然而，坏就坏在他们碰上了黄六鸿。因为小人这东西，是社会的癌肿、人类的瘟神、善良的克星，邪恶的代名词，你不招他，他也会打你的主意，何况你得罪了他！其实，请帖多发出十张八张，招待会就会挤得水泄不通吗？既然那么多头面人物都到了，你不让他来，不是存心激怒他吗？错就错在这份疏漏上了。自助餐摆放在台面上，还怕多他一张嘴吗？
想不开呀，若是把他嘴堵上，不就没有他挑事找茬的余地了吗？
但是，也未必，小人之难缠，就在于他吃了你，喝了你，跟你称兄道弟，亲切拥抱，贴左边的脸后，还要贴右边的脸，即使这样，也断不了要算计你的。即或那天晚上，黄六鸿应邀出席，洪升和他握手，交流创作心得，那时没有洋酒，花雕总是准备着的，难免要碰上几杯，再有两位男旦凑趣，必是喝得昏天黑地。如果他不是小人，带着浓重的醉意回府，肯定一觉睡到天亮。但小人则不然，他想睡也睡不着，躺下来也要披衣坐起，写参奏，告他们一个“国恤张乐大不敬罪”。
有的史家说，洪升的倒霉，是朝廷中南派和北派党争，或满族官僚与汉族官僚一次政治较量的牺牲品。但是，要没有黄六鸿扮演这个始作俑者的角色，官不追，民不究，也就偃旗息鼓了事。这样，别说党争不兴，皇帝老子想找事端，也是挑不起来的。于是，不禁想起“文革”前夕，毛主席关于“裴多菲俱乐部”的两条很严厉的批示。若非有“积极分子”上书在前，我想，以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文艺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至于在那场浩劫中，无一遗噍。
不过，我总是不把处于朝廷这场政治斗争旋涡中的“某给谏”黄六鸿，想象得太卑劣；他一定打小报告把那次饭局的参与者统统置于死地，似乎也没有多大道理。因为，他既然自认为应该有被邀请出席的资格，那么，显而易见，他和剧作家洪升，和内聚班的班主及演员，和其他到会祝寿的文人雅士，有过从甚密的关系才对。至少，他们同属一个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文化人圈子，是毫无疑问的。可以想象，他应该是和这些人时不时地在彩排首演的场合，碰头见面，互致问候的。到了幕间休息的那一会儿，说不定在剧场贵宾室里，一块喝喝咖啡，抽抽纸烟，上上洗手间，聊聊对演员、对剧本的初步观感，很融洽的才是。
按理，文人相轻，互相拆台，有可能；当面恭维，背后撇嘴，更可能；打小报告，给他们上一点眼药，也不是不可能。但不至于下毒手，或者，不至于想让他们一个个都完蛋。能够解释的理由，只是面子上下不来，一时之愤，题奏上去。谁知他请得了神，而送不了神。他知道康熙也看过这出戏，评价还不错；估计会给点颜色看看，但不致伤筋动骨，哪晓得后果却是严重得出乎他的想象。这一参，不但许多与会者遭殃，革掉顶子，永不叙用；而处于创作高峰期、正春风得意的洪升，也从此完蛋，被削籍除名，遣返回乡，再也写不出作品了。
这位才子太可怜了，肯定会求德高望重的王渔洋，在康熙那里为他缓颊，那是他的恩师啊！可皇帝发火，谁有勇气敢碰逆鳞？王渔洋也救不了这位高足，只能眼看他打铺盖卷离开京城，回到杭州老家。心情抑郁，百无聊赖，无法振作，放浪西湖，这位写《长生殿》的才子，成了再也不能歌唱的百灵鸟。
洪防思这一次生日派对，尽管脑袋未掉，这一辈子也就交代了。其实，功名泡汤，仕途无望，擢升乏路，投靠无门，想开了，那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学而优则仕”，得着了，当然不错；得不着，也不至于要了性命。他倒霉的是，经此一劫，元气大伤，长时间翻不了身。一个有才华的作家，写不了作品，在那里虚掷时光，忍受社会的歧视和排斥，这就不是一般的痛苦了。
好容易半生潦倒以后，终于在地平线上看到一丝曙光，南京方面发出邀请，让他出席他的五十出《长生殿》的全部公演。我想，这位才子接到这封请柬，准会血压升高。他知道这大红请帖意味着什么。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落实政策这个现代词语，因而也没有平反甄别、补发工资、重新归队、重操旧业这一说。皇帝是不会错的，金口玉言，错了也是正确的错。够了，洪昉思莞然一笑，圣祖的光芒又投射到他身上，能不雀跃乎，欢呼乎，能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乎？
洪升虽然沉寂多年，但他在清初文坛，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曾先后受业于词曲家毛先舒，诗人王渔洋、施闰章等人。这些前辈，都是很赏识他的才华的。他二十岁已作有许多诗文词曲，二十二岁《啸月楼集》出版，受到李天馥、冯溥、王渔洋等名流赞誉。这班大老自然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处于困境中的他伸出援手。于是，政府方面的一位很有重要背景的文化人出面了，也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重排《长生殿》，举行一次盛大的演出活动。
按现代话语，洪升是康熙二十九年受的开除公职、遣返原籍的处分。康熙四十三年，与康熙有密切关系的曹寅，在南京而不是在北京，为这位失落到极点的剧作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名誉。因为曹寅实际是康熙派驻南京，监察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动静的，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以康熙的意旨行事。显然，这也是统治者对付知识分子的两手，打，是一个方面；拉，也是一个方面。于是，剧作家作为上宾，邀请出席，从杭州到了南京。但是，文字狱对于文人的伤害，是从身体到心灵，无所不及的摧残。洪升看完戏后，不知是太高兴了，还是更忧郁了，在归途中于乌镇醉酒，登舟坠水，不幸身亡。
一个社会里，利益愈少，则竞争愈剧；途径愈难，则争夺愈甚；而明里暗里的冲突愈激烈，小人则愈加繁殖。于是，想通过非正常的手段，获得正常途径得不到的一切的小人，为达到更丰厚的回报率，在手段的使用上，随着恶的程度增高，无所不用其极的可能性就更加大，受害者的痛苦也就更加深了。
《长生殿》剧作家的一生，告诉我们一条真理：小人虽然难防，但却是绝对不能不防的。我想起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书里那最后一句话：“人们，你要警惕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