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波辞世十五年之际，我想谈谈王小波的意义。起因是有记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主流文学界一直对王小波不予置评。他们采访到的一些官方评论家甚至说：王小波是谁？我没读过。一个客观事实是：尽管王小波在全国的大学生（甚至一些比较好的中学例如北京四中的中学生）中间已经是偶像级人物，但是他并不是作协会员，也没得过国内任何一个文学奖（台湾和海外的奖项倒是有过几个），官方的文学史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我觉得这个奇特现状的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体系，王小波的确没地方放，无法置评，因为他从经历到作品都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所谓经历是指他既非文学系的学生，也非作协会员，只是一个自由的写作者；所谓作品的游离是指他的写作目的和他的作品都远离既存评价体系，因此使得体系内的评论家无从评判，只能沉默。
王小波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曾说过：我要试着创造出一点美。这就是他的文学的全部目的。而官方文学的目的却不在于此，它有太多美感之外的功能。
在官方的文学体系中，文学首先要承载意识形态的功能，它或者是这个阶级的，或者是那个阶级的；或者是进步的，或者是落后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得到正面评价，错误的得到负面评价。在某个特殊时代，作家要为他们作品的错误受到批判、斗争甚至行政处罚。
其次，文学要承载宣传和阐释的功能，它要传播某一时代认为正确的价值，是意识形态的图像和符号的阐释。在某些时候，它甚至被要求有战斗力和杀伤力，为某一个阶级和某种政治斗争服务，它的作用是冲锋陷阵的号角和投向敌人的匕首。在意识形态改变之后，文学被要求为新的价值服务，批判旧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我不愿意听到有人把《黄金时代》叫做“知青文学”，觉得完全文不对题。
再次，文学要提升人的灵魂，它要负责把坏人教育成好人，使坏人看了幡然悔悟，从此洗心革面；使好人看了备受鼓舞，更加意气风发。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在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之后说：没有感觉到这本书能够提升人的灵魂。王小波为这一评价相当郁闷，耿耿于怀，不然不会在一篇杂文中专门提到：我最想做的不是提升别人的灵魂，而是提升自己的灵魂。
王小波的文学与上述一切毫无关系。如果说王朔的文学一直以顽童的姿态对既存意识形态极尽挑战、挖苦和揶揄之能事，王小波则是对它完全不搭理，好像它根本就不存在。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在王小波心目中，这个体系等于零，是无，是不存在。所以孙郁先生说：王小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异数。像这个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自由写作者一样，王小波的目标非常质朴，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的文学既没有政治功能，也没有商业目的，甚至没有一般的娱乐功能，是纯到不能再纯的纯文学。当然，在他的写作中，时代和现实社会是他的人物和故事的背景，但也仅仅是背景而已，既不是他的批评对象，更不是他小说的主题。
王小波与当代中国文学主流价值观的游离是官方评价对他的文学保持沉默的原因：一个既存的评价体系只能根据用惯的标准来评价好坏，给予褒贬；对于一个完全游离于这个评价体系之外的东西就只能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嘴了。
尽管官方评价一直保持沉默，读者和认真的写作者却不是这样。前者从十五年来各种版本的王小波作品选本层出不穷，盗版书也狂卖不止，可以得到证明；后者有冯唐的文章为证：他第一次读到王小波是在厕所便秘的时候，发现的快乐使他差点像阿基米德一样光屁股跑上街。他发现的是什么？他从王小波的文学中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他称王小波是现代汉语文学一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所谓“开始”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判断：在“开始”之前是一片虚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