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水光打开信，几行触目惊心的字跳入眼里：
“贺水光同志：据查李聚奎、陈华堂确是AB团重要分子，请立即捆来送师部。戴奇。”
这怎么可能！贺水光头脑中一片混乱，低着头，久久没有抬起。
见此情景，李聚奎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他还是问道：“老贺，怎么回事？”贺政委没说话，只是伸出颤抖的手，将信递过去。
李聚奎看完信，心里顿觉酸楚而激动。
陈华堂急了，忙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聚奎长吁一口气，缓缓将信念了一遍。
屋里一片寂静。
良久，李聚奎首先站起来，慢慢解下身上的驳壳枪和皮包，连同师部的那封信一起送到贺水光面前。
贺政委用一双湿润的眼睛望着自己的老搭挡，并没有用手去接。两人就这么沉默着。
李聚奎将枪和皮包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政委，你不必为难了，把我俩人捆了，送到师部去吧。”
“不捆！”一向温和的贺政委恼了，大声地吼了起来。
这时，通信班长从门口走过，李聚奎把他喊住，吩咐他去拿两根绳子来。
通信班长不知要捆谁，很快便取来了绳子。
贺水光冲上前去，抢过绳子，啪地扔在地上，高声吼道：“不准捆！”
人生贵相知，望着神情激动的贺政委，李聚奎和陈华堂深深地感动了。但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样做会给贺水光带来什么。于是，李聚奎说：“你不捆，就派人把我们送去吧，要不怎么办？”
贺水光态度十分坚决：“不派人送！”
“这里离师部十多里路，你不捆，也不派人送，师部怪罪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出了事，怎么办？”李聚奎几乎是哀求了。
“这我不管！”贺水光的心里充塞着愤闷和不平。太阳穴上的青筋条条凸起。
望着这位火热心肠的老战友，李聚奎和陈华堂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也不知过了多久，李聚奎抬起头，盯着贺政委，一字一句地说：“贺水光同志，你放心，我们在路上不会出问题！”
说罢，便和陈华堂一道，一步步地走出了团部。
贺水光仍然呆坐着，任豆大的泪珠滴落在地上，一颗、两颗……
李聚奎两人首先来到师长徐彦刚的住处，因为徐最了解他人。他们深信，知道他们的冤屈后，徐师长准会替他们申辩的。
然而，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徐师长碰巧在屋，同坐的还有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见俩人走进来，徐并没像往日那样热情地打招呼，神情十分严峻。
李聚奎表明来意后，曾日三首先说话，劝他们坦白交待，并保证说，只要承认是AB团，便可保全性命。
坐在一旁的徐师长，此刻完全出乎李聚奎两人的意料之外，他不但不替他们辩解，反而和曾日三一唱一和，要他们承认是AB团。最后，还不无威胁地说：“限你们两个小时交待问题，现在你们先去特务连休息。”
心中残存的一丝希望破灭了。失望之下，李聚奎毫不客气地反驳说：“你限我们两小时，就是两个月我也没什么交待的。”
当天下午，两人就在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同志的房里坐了一个下午。他们面对面坐着，谁也没说话，但彼此的心中，都翻腾着巨大的波澜。
平江起义、井冈斗争、长沙攻战。这些情景如电影般一幕幕掠过李聚奎的脑海。他想，如果是在战场上为了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苦大众而流血牺牲是值得的，可是像今天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的手下实在太冤枉了。想到这里，他再也憋不住，伏倒在床板上，高声嚎哭起来。
一个刚强汉子的放声嚎哭，这哭声里包含了多少的冤屈和悲恸！
哭声惊动了整个特务连。指导员肖望东闻声走进来，故作轻松地劝说李聚奎：“李团长，不要太难过，事情总是可以搞清楚的。”
这种安慰似乎毫无用处。李聚奎越哭越伤心，整整嚎了一个下午。
快到傍晚的时候，贺水光派通信员送来一罐鸡汤和白米饭，但李聚奎和陈华堂两人怎么也吃不下去，就让通信员拿回去，并转告政委不要送吃的了。如果能买到纸烟的话，就买几盒拿来。第二天通信员就把纸烟拿来了。
当晚，两人被安排住在肖望东住房旁的一间小房子里。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他们只好一个睡一头，将就着睡下。
下半夜时，李聚奎突然被一种轻微的响声弄醒。他睁开眼，侧身细听，才辩出是陈华堂反常的呼吸声。
他赶忙爬起来。原来这位副团长想不开，竟然把裤带缠在脖了上，两只手使劲勒，意欲自杀。
不错，每个人都有选择死的自由。但这样去死，是多么的愚蠢而不值！
李聚奎扑上前去，将陈华堂的双手扯开，低声吼道：“你不能这样干！如果这样死了，你不是AB团也成了AB团了。”
陈华堂哽咽着说：“实在憋得不行，不如早死算了。”
李聚奎坚决地说：“死也不能这样死，宁肯冤枉死也不能自杀。”
第二天下半夜，九师肃反委员会的郭天民派人将李聚奎找去“谈话”。
审问开始了。主审者软话硬话说了一大通，意思只一个：要李聚奎承认自己是AB团。
此时的李聚奎，早已决心“顽抗到底”了。对于郭天民的指责，均一一驳回，语气十分地果断。
郭天民无可奈何，只好说：“我找人同你对质，你怎么说？”
“很好！”李聚奎的回答十分坦然。
于是，郭天民叫李聚奎坐在黑暗的角落里，不许说话。又吩咐人叫来了两个证人，一个是二十七团团部的副官，另外一个是四连的一个班长。
郭天民紧紧地盯着这两人，咄咄逼人地问道：“你们团长、副团长究竟是不是AB团？”
出乎意料的是，原先供认李、陈二人是AB团的这两，竟矢口否认了先前的供词。
郭天民不甘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审问，逼两人招供。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却一无所得。失望之下，只得叫人将他们押了下去。然后，他走到李聚奎面前，阴阳怪气地说：“老李，你的工作做得不错呀！”
听了这话，李聚奎可真是火了，说：“你胡说！你叫我坐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也不准我说话，他们并没看到我，我怎么能给他们做什么工作？你不是胡说是什么？”
郭天民无计可施，只得和气地说：“好吧，你去休息，明天再谈。”
第三天晚上，李聚奎被徐彦刚派人叫到师部。开始，徐彦刚好言相劝，要李承认自己是AB团。
无论徐师长说什么，李聚奎只是阴沉着脸，一语不发。
徐火了，抽出手枪，“啪”地拍在桌上，吼道：“你如果不好好交待问题，老子就拿这个东西对付你。”
李聚奎毫无惧色，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好交待，你不要用手枪来吓唬我，你就是架上机关枪也吓不倒我。”说到这里，一股酸楚之情涌上心头，他换了一种口气，动情地说：“徐师长，我们相识一年多了，在你的指挥下，无论平时工作还是打仗，我哪一件工作没有做好？哪一仗没有打好？我有什么问题你摆出来，讲一个例子也行。”
徐师长讲不出。他凝视着李聚奎，眼底的忧郁色彩逐渐加浓。他又何尝不知道李聚奎是无辜的！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幽幽地说：“去吧，你去休息，明天再说。”
翌日清晨，徐彦刚推开李聚奎和陈华堂住的小屋的门，站在门口说：“我到军部开会了，中午十二点回来放你们。”
李聚奎和陈华堂对视一眼，心中均有种不祥的感觉。“中午十二点回来放你们，”这个“放”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放倒”的“放”？
李聚奎首先开口：“同志，完了，只有四小时的寿命。”
余下的时间里，两人想了许多许多。李聚奎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人，想起了经过血汗拼搏而日渐好转的家境。于是，他反思，为什么自己要跑出来当兵呢？一开始为了升官发财，后来懂得了革命，自己愿意把一切奉献给革命，可革命为什么对我如此无情？
中午十二点半，徐师长果然来了。他站在门口喊：“李奎，陈华堂，出来！”
李聚奎脑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他知道，如果是枪毙，徐师长本人是绝不会来的。
果然，一出门徐师长就拉住他的手，用小毛巾把他身上的灰尘拍打干净。然后，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陈华堂，来到他住的房子里。
房子中央摆着一张饭桌，桌上准备了相当丰盛的饭菜，桌边还坐着一个人，是二十五团政委叶汤平，据说是因为他打AB团不力，被关起来的。
徐彦刚指着桌子的饭菜，对三位客人说：“让你们受委屈了，来，吃顿便饭，压压惊！”
这一切变化太快、太突兀了！李聚奎仿佛置身梦中。
饭后，徐彦刚对三人说：“浩浩荡荡的大江，有时也会曲曲折折，但总的趋势仍然是东流入海。我们革命者要有坚定的信念。这次你们回去，李聚奎同志暂时到二十五团任团长；原二十五团团长被认为是AB团杀掉了。叶汤平同志仍回二十五团当政委；陈华堂回二十团当副团长。”
一场虚惊过去了。在去二十五团的路上，李聚奎仔细回忆了一遍这次被诬为AB团的怪诞之事，不由得为自己没承认是AB团感到庆幸。
是的，在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中，李聚奎、陈华堂是幸运的，而其他大多数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恐怕就很难蒙幸运之神的恩赐了。
在肃反中，审问者无一例外地使用了惨绝人寰的刑法。“不招供，不停刑”成为肃反中不成文的法则。
酷刑之下，受苦不过的人只好胡供乱咬，供出了一批又一批“AB团”和“社会民主党”分子。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亦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所有AB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口供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
在江西省保卫局，有两类方法。一类是软的，即用言语骗犯人招供，如果此法行不通，就开始用硬的办法。通常是捆着“犯人”的双手吊起，人体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果仍然坚持不供，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用铁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竹片插入指甲内。
当时，各县的刑具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如炸刑、打地公雷、坐轿子、坐飞机、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烧红捅肛门……单胜利一县，刑法就有一百多种，每审一次犯人，至少要用一次刑。
总之，犯人不招供，就用刑法对付。不招供，不停刑。
犯人如招供，必须要将他工作一级的反革命组织完全供出。如在县一级单位，捉到一个AB团，一定要将县委和青年团、县苏维埃、县工会、县少先队、县儿童团……等机关内的AB团组织完全供出，否则便难逃皮肉之苦。
更为荒唐而残忍的是，在反“围剿”战争的紧张环境里，因为战事频繁，没有时间审讯犯人，于是便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AB团的，则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顽固的AB团，立刻处死。
错误的出发点，荒唐的推理，加上残酷的刑讯手段，使错误肃反不断扩大，畅通无阻。
扣押李文林后，也是抓住一些与他有工作联系的人严刑拷问，由此得出了李白芳、段良弼等一大批高级领导人是AB团首的武断结论。
地方上肃反是严刑拷打，部队肃反又是如何呢？
军队在黄陂肃反时，第一个AB团组织——甘录臣为首的“AB团”是这样被发现的：
红军不打武汉长沙，撤出吉安，甘隶臣等几名士兵发了一些牢骚，表示对总前委的不满。
肃反委员会据此认定，出身地主家庭的甘隶臣“羡慕都市生活”，是混进军内的AB团，将之拘捕，严刑逼供。
作为当事人的甘隶臣，对AB团又了解多少呢？据当时的肃反人员回忆，当审问甘隶臣有关AB团这个名称的来源时，甘隶臣回答说：
我实在不知道。只记得丛允中说过他从南京调江西工作，路过九江码头看见码头上挂着段锡朋的红布标语，又在“二全会议”后，丛允中杀害丘会培、凌开招这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AB团，我被逼得紧，就只好将这个罪名承担下来。
另据上将肖克回忆说：
一、三军团打AB团是在1931年11月下旬从赣江两岸过到赣江以东之后开始，首先是政治部，接着就在各军各师开始了……我们团打AB团也是这时候开始的。记得刚到宁都，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人，其中有师政治宣传队长和一个宣传员。这两人是福建人，闽西苏区游击队编入红军的。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俩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他俩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来，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到11月底12月初，共抓了一二百人。
在这种气氛下，谁要是对肃反表示丝毫反对，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苏区中央局第二次肃反开始后不久，黄克诚任师政委的红三军团红三师就被肃掉了一批干部，其中有不少优秀干部如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成、宣传科长何笃才等。早在黄陂肃反时，黄克诚对肃反中的有些作法就颇有微词，这次何笃才等几个干部被肃，更使他认定肃反是胡作非为。不久，当肃反委员会又给第三师交来一批AB团分子名单时，黄顶着没有抓人。
黄克诚知道，凡是被抓走的人，就不会再回来了。而这些上了名单的人都是部队基层干部，把他们肃掉了，红军还怎么打仗？
为了躲避肃反委员会的追捕，黄克诚让这些人上山躲藏，每天派人送饭给他们，打仗时下山指挥部队，战斗结束后马上上山。
但不久，事情终于暴露，一次战斗结束后，这些人被肃反委员会抓住，后全部被处决。黄克诚亦因此被怀疑是AB团分子而遭拘捕，幸亏彭德怀全力担保，黄克诚才以丢掉三师政委的代价而留住性命。
这场错误的肃反运动，给中央苏区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永远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
江西兴国出生的著名群众领袖胡灿，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肃反中被当作“AB团”杀害时，当地群众无不失声痛哭。有一次陈毅到兴国，群众、同志对他十分冷淡。胡灿的母亲当面质问陈毅：“我儿子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杀掉！”然而，陈毅又能说什么呢？当时，这种群众与党之间的隔膜，或许成了后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处境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由于乱抓乱杀，许多优秀干部死于肃反人员的屠刀下，群众心目中形成了“当干部=被杀”的公式，致使没人敢当干部。据江西省委的报告披露，一遇到提拔干部的机会，“大部分人都是哭哭啼啼，不愿意去。因为新到一干部，都有被捕的可能，到一新的工作地，一有错误即有被指为AB团的成员。”简直到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地步。
多么惨重的损失！多么深刻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