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16日，当《寂静的春天》先期在《纽约客》上开始连载发表后，就引发了50多家报纸的社论和20多个专栏的文章。这些文章里不仅仅是震惊，还有恐慌，特别是来自利益受损的化学工业界的愤怒。有的人竟对卡森进行人身攻击，说她是“大自然的修女”“大自然的女祭司”。杀虫剂生产贸易组织——全国农业化学品联合会不惜耗资5万美元来宣传卡森的“错误观点”，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攻击和冷嘲热讽向卡森袭来。病情的恶化使卡森无力对这些攻击一一还击，但她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大声疾呼人类要爱护环境，要对自己的活动负责，要具有理性思维能力并与自然和睦相处。她不屈不挠的斗争引起了美国民众和社会的认同，也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高度关注。肯尼迪总统让“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书中提到的化学物进行试验，来验证卡森的结论。验证结果证明了卡森在书中的论断正确。1963年，美国政府认同了书中的观点。同年，她被邀请参加美国总统的听证会。在会上，卡森要求政府制定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新政策，并希望通过那本书能影响政府的立法和措施以采取相应行动。随后，DDT等一些高危杀虫剂开始被一系列严厉的法规所限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一些食品药品管理标准陆续出台并纳入公众视野。
《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不仅在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环境问题的大规模辩论。而且，这本书明确提出了20世纪人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却为人忽视的课题——环境污染，更重要的是，它为环境立法迈开了第一步而且引发了以后的环保运动革命，其意义远远大于书本身。
七、中国大学生绿色营创始人——唐锡阳
唐锡阳，1930年生于湖南汨罗。国家环境使者、着名环保作家、民间环保组织“大学生绿色营”创始人。
1952年，唐锡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分配到北京日报社，任编辑、记者。1980年，调北京自然博物馆创办《大自然》杂志，任主编。此后考察全国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自然保护的文章，并出版了专着《自然保护区探胜》。该书1987年获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被列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书目；其中《又有五只朱鹮起飞了》还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以后又相继出版了蒙古文本《天鹅之歌》和在中国台湾出版的《珍禽异兽跟踪记》。
1982年，唐锡阳在西双版纳考察亚洲象的时候，结识了美籍文教专家马霞，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结合了，并开始了为自然保护事业而奋斗的共同生活。
1996年两人发起和组织“大学生绿色营”，7月25日，就在大学生绿色营出发去云南拯救濒临绝种的滇金丝猴那天，马霞患食道癌去世了，唐锡阳带着马霞的叮嘱和祝福，带领绿色营的成员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远赴滇西北。他们在云南德钦县展开了1个多月的调查，在宋健和“自然之友”以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最终保住了这片原始森林和白马雪山上的滇金丝猴。由于第一届大学生绿色营取得了很大成功，不仅保住了原始森林及林中的滇金丝猴，更重要的是唐锡阳和绿色营找到了大学生参与环保的一种模式。于是，大学生绿色营从1996年以后一届一届地延续了下来。绿色营每年组织一次，每年选拔一批关注环保的大学生，每年选择一个环保焦点话题，每年选择一个有典型意义的地方，以实地调查的形式对该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活动结束后，绿色营会以考察文集、录像作品、摄影展览和考察报告会的形式总结和展示考察成果，唤起人们对自然保护的更多关注。20多年来，唐锡阳除了组织绿色营的成员去考察外，还积极为环保事业疾呼呐喊，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环保作品。虽然他现在已年逾古稀，仍然通过着书、绿色营活动、各地巡回演讲，向公众传播环保理念。
唐锡阳从生态的角度反思人类文明，他说：“文明只是对人类而言；对自然而言，可能就是破坏，就是野蛮！”唐锡阳把自己20多年路途行进中的思索，凝结成16个字：“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尊重历史，还我自然”。他把这16个字称作自己的自然观。从这16个字出发，唐锡阳整理出自己绿色文化的基本理念，他用最简单的语言总结出：“用大自然的观点，用生态的观点去看问题。”唐锡阳被誉为中国第一代环保活动家，也是创始人之一。
八、投身公共环保教育——李皓
李皓，1957年9月出生。我国着名的公众环保教育工作者，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中国项目协调员。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1986年由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派往德国，在德国从事免疫生物学研究，德国人对环境保护的热切深深教育了她。到德国没几天，李皓的手表没电停了。李皓顺手将卸下来的纽扣电池扔进了纸篓，德国同学大惊失色，跳起来质问她：“你怎么能把废电池扔到纸篓里呢？你是学科学的人，你难道不知道，废电池里面的重金属如果进入自然界，会污染环境吗？”李皓面红耳赤地赶忙把纽扣电池从纸篓里捡出来。李皓从未想过，小小电池会造成污染！这是她第一次听到环境污染和环境保护这类概念。更让李皓震惊的是，她带毕业实习生时，她所带的一个金发女孩，学习十分刻苦，但就在毕业前夕，得了不治之症，而病因正是污染所致。李皓从大量的事实中明白，现代污染是多么可怕。过去的垃圾多是烂菜叶、炉灰渣，而现代化生活产生的垃圾是塑料、废电池、废金属等许多对人体及动植物有害的物质。
她在德国时，洗碗的方式就像在国内大学食堂一样，水龙头开到底，哗哗地冲水。一个德国女孩非常严肃地跟她讲，你这样洗碗，我们城市的水会很快就枯竭的。她很羞愧，从此便改变了洗碗方式。
德国人都是随时备一个白色购物布袋，购物时让售货员将东西直接装入袋中，在年轻人举办各种野餐会、聚会和晚会时，大家不再使用过去流行的一次性塑料餐盘和一次性杯子，而以使用瓷盘和玻璃杯为荣。人们选购鲜花时拒绝用塑料膜做包装，选择玻璃瓶装的饮料而不是塑料瓶装的。一次，李皓和德国同学谈论起欧洲灰蒙蒙的天空，她骄傲地对德国朋友说：“我请你们去中国的首都北京玩，北京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人们出去买东西都是自己带网兜，许多散装的商品包装用的是草纸，没有塑料皮，既简单又不污染环境。”
然而，1995年，李皓回国后，看到的却是铺天盖地的废塑料袋和一次性泡沫餐盒。而且，北京的天空也已经灰蒙蒙的了，星星也看不到几颗了。后来，她在北京医科大学免疫系做博士后，准备研究中草药成分的免疫调节作用，在工作的一年多里她发现欧洲曾经出现的环境问题几乎都在中国重演，医院里经常送来患有古怪病症的儿童。更让她吃惊的是，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常常将实验用过的药品未经任何处理就倒入下水道、垃圾道内。李皓非常气愤，因为有些药品具有放射性和毒性，而楼下就有人在捡垃圾！
李皓还发现，儿童糖尿病也在中国出现了。当时学校里流行的带夜光的恐龙画册，α射线超出国家规定十几倍，很可能诱发儿童白血病，中国当时众多的白血病患者可能就是像这样不知不觉中被放射性物质侵害的。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李皓感到自己有责任做点什么。她认为，提倡环境保护是时候了，因为病都出现了，社会对污染显得那么无知，如果家长们有一点儿知识，就绝不会给孩子买那种恐龙玩具了。
麦当劳仍然是中国大城市的孩子最爱吃的食品，李皓便告诉中学生们麦当劳是纯粹的垃圾食品，不仅没有营养，从生产到消费都是最不环保的。在德国，麦当劳的洋葱可能是西班牙的，西红柿是法国的，牛肉是巴西的——他们把热带雨林砍掉建牧场，整个生产是远距离冷藏运输，而且连锁店的各种餐具都是一次性的，都非常消耗资源。李皓说，这些都是一个德国孩子告诉她的，所以她必须再把它们告诉中国的孩子。因为他们是绿色中国的希望。一些中小学生接受了她的劝告。
这一切都让李皓为中国的环境状况感到极度担忧，她决定放弃医生的本行。医学告诉她，最有效的办法是预防而不是治疗。
1996年4月，李皓毅然辞职，告别了免疫生物学实验室，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走向了社会。她决定从孩子们的环保教育做起，把全中国的孩子都组织起来成立“手拉手地球村”听她讲环保课，因为她确信，会有无数的孩子和她一起宣传环保。《中国少年报》开辟了《手拉手地球村》栏目，聘请李皓当“地球博士”，写文章向孩子们介绍环保知识。李皓的文章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孩子们从中知道地球妈妈生病了，作为地球妈妈的孩子，有责任为保护地球妈妈做点儿事。
栏目创办5个月后，“手拉手地球村”这个富有儿童情趣的名字，成为了中国少年儿童环保组织的名称。
1997年，李皓在国际环境影视公益机构中国项目做项目协调员，负责组织翻译从国外陆续引进的200多部环境教育影视片，然后免费提供给电视台、政府部门和学校。
1998年4月，李皓成立北京市有用垃圾回收中心。2000年，被聘为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2001年建立北京地球纵观教育研究中心。2002年，为北京市250个居住小区、大厦和工业区的干部代表进行了有关垃圾科学分类管理的知识培训。实行垃圾科学分类工作被列为市政府为市民办的重要实事之一。
李皓现在的工作方式主要是向公众普及环境科学知识。她说，做这样的环保科普必须自己要做很多调查研究，要分析问题的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利用她以前从事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和免疫生物学研究奠定的知识基础与科研习惯，李皓把环境科普做得很有特色。她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向公众传播环保常识，给北京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写文章、写建议。她希望用科学而简单的方法来帮助北京解决现存的多种环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