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安水库库区的五丰镇棉津村谢书远老人说，万安水库蓄水后，以前的路已经深沉水底，原来有路相连的两个地方只能隔水相望。库区农民下田劳作，运送物资，接送读书的孩子，除爬山外，还得靠自制的简易竹排和木船过渡，这些年先后有30多人落水身亡。更让人难过的是，因为贫穷，部分孩子上不起学。由于有的居住点十几里、几十里都没医院，一旦有人生病就采把草药勉强对付，如果是急病，往往得不到及时救治……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中国农民受几千年传统影响，最为重视儿女婚姻和传宗接代。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延续香火一事，是许多农民心中的头等大事，江西人也不例外。但是，在江西的那些深山区，有些男女青年却无法享有婚姻的权利和自由。追问起来，过错何在？在于他们的生长地，偏远、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无法享有都市的文明和富裕的生活。经济是精神解放的基础，没有了相应的物质条件，他们自然也就失却了选择的自由。
寻乌县水岩乡蕉坑村下铜锣小组，离圩镇有6公里。路途虽然不算太远，可全是崎岖山路，坎坷难行，不用说车辆，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行，去圩镇时只能徒步。村里的李询英老人，就一直为小儿子的婚事愁得长吁短叹。儿子已经到了成婚的年龄，但在人烟稀少的大山里却无对象可谈。她托亲戚和熟人到大余县、崇义县、南康市等多个地方去说媒，可女方一听她家住在那么高的山上，就明确表示拒绝，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
怎么办？要打光棍喽！
李询英老人常常这样叹息。其实像李询英儿子这样到了适婚年龄却无法娶亲的不在少数。
这些年愿意嫁到村里的妹子越来越少，不少老人都在为自己孩子的婚事而担忧，比如水岩乡蕉坑村蛾岭组的黄振鑫就是其中之一。黄振鑫1978年出生。从23岁上，家人就开始给他提亲，一直谈了6、7年，前后说了10多个女孩，都没谈成，这些姑娘一致的理由都是嫌黄家住得偏远，这让黄振鑫很是丧气。
据调查，修水县马坳镇多水村高洞自然村的42户人家中，有17个35岁以上未婚大龄青年；牛岭村里一度有3、4十个单身汉没能结婚。遂川县拱前原来有一户人家，3兄弟都30多岁了，没有找对象。万般无奈，老大自己先搬出来，生活搞好了点，很快就找到了知心爱人，结了婚。后来最小的那个也搬出来，不久也结婚了。
遂川县黄坑乡三坑村，年近50岁的钟隆星，老婆十年前跑到广东打工，嫌山里穷再也没回来。
安远县镇岗乡的樟垴村，有一户人家几近赤贫，兄弟俩30多了还没娶老婆。好不容易有个女人嫁给了大哥，弟弟看后既眼馋又心急。当哥的心疼弟弟，居然达成兄弟共妻的协议，后来生了2个儿子，女人都说不清是谁的孩子，一时传为奇谈。
抚州乐安县坪溪乡山坑村村民邓龙辉的父亲在他4岁时就去世了。母亲跟着就改嫁了。邓龙辉只能跟爷爷奶奶和大伯过。大伯是一个哑巴，一直没有结婚，他后来知道，大伯其实是相过亲的。早先，人家曾经介绍了一个山下的残疾女子给大伯，可这个女子的家里人到他家看过以后大摇其头，说他家条件这么苦，离山下又这么远，两个残疾人将来怎么过日子啊？女儿嫁过来那是一点保障也没有，宁可让她在家里打单只，也不能到山里头来。就这样，大伯的婚没结成。尽管后来托人说媒了好多回，最后还是没人看上大伯。直到50多岁了，他还是孤身一人。
在广东打工的寻乌县南桥高排村天湖小组天湖村村民陈万春，是个年轻、能干的后生，1990年代末他前往广东打工，在那儿见了世面、长了见识，更关键的是谈了女朋友。消息传到家中，两位老人乐坏了，连着去了好几封信催他赶快把事情定下来。2002年陈万春带着女朋友回家过年，谁知下车后刚走一半路程，女孩便累得花容失色，她气喘吁吁地问陈万春还有多远，陈万春哄她说快到了，可是再走一段，还没到；又走了一段，仍然没见着陈家的影子。就这样从山脚到半山腰歇了7、8肩（当地土话，意谓途中休息了七八回），女孩虽然进了村，却忿然说：哪怕你家的钱堆到人那么高，我都坚决不住。说罢她毅然决然地转身下山了，留下陈万春一个人在路中间发呆。
采访中，我们还听到两个让人震惊的故事，一个是遂川县碧洲镇丰林村某村民外出打工，带了一个女朋友回来。女孩觉得小伙子家天远地远，一路走得气喘吁吁，生怕以后走一辈子这样的山路。夜晚，她人虽住下了，心里却早已打了退堂鼓。第二天早上4点钟，她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悄悄地起身下山去了。一大早起床，小伙子见女孩不见了，知道姑娘是嫌这里的山太高，坡太陡，路太险。他本来以为，女孩和自己相知相爱，会厮守一辈子，没想到就因为这一点，她竟然决袂而去。曾经的卿卿我我，曾经的山盟海誓，在一条弯曲而陡峭的山路面前竟然如此脆弱，如同一张薄纸被山风吹去。小伙子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竟选择了自尽！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猝然辞世了，给亲人心中留下永远无法抹平的伤痕！
在赣南的客家人中，曾姓是大姓。在一个大山里，也有一个曾姓的小村庄，里面有一位叫曾传仁的人，一辈子没娶上老婆。人们记得他的爷爷和奶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奶奶是转亲的。所谓转亲，就是妇女在一个家门里面多次嫁人。他的奶奶先是嫁给爷爷的哥哥，哥哥死了再嫁弟弟，这第二次嫁，就成为了曾传仁的奶奶。这种转亲的做法，在某些少数民族中存在，汉民族是不提倡这种做法的。但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客家人，却不以为意。在笔者的老家安远县，有这样的谚语：转亲好比门前种蔸竹，意即容易，成本低廉。一则固然可以从中看出客家民系因长期迁移中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因而比之汉族其他民系更具独特的风俗民情，同时也佐证了残酷生活对人们的威逼与挤压，还有人们的屈服。曾传仁家发生的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反映了山民们在婚嫁上的无奈。
有些地方的干部跟我们说，深山区的姑娘都愿意往外面嫁，外面的姑娘极少往山里嫁，当然也有嫁过去的，其中有些要么是弱智，要么是残疾。山民们因为没有选择，只要是女人，能解决婚姻需要，只能被动地接受。
而更让人忧虑的是山里人近亲结婚多，导致人口素质低下，贫困程度加重。山里人可谓是越穷越困，越困越穷。生活，成了一种近乎诅咒的轮回。而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而然也就被爱情遗忘了。当然，其中也有幸运者，比如遂川县碧洲镇自木塘村的曾昭清便是个幸运儿，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幸运的曾昭清
我们原先那个村属于碧洲镇，是镇里最偏远、居住最分散的地方。一个村民小组总共才60个人，分了5个居住点。有的点只有1、2户、2、3户人家。居住点之间来往，要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出来一趟更艰难，要翻几座山。山路十八弯，我们到墟镇赶一趟墟，要花上2个多小时。
我们家原来住的地方叫半斗土。说是半斗土，其实是一座很高的山。我住在山脚下，山脚的海拔也有800多米。那里只有我们一户人家，孤零零的，特别吓人。
我住的地方有三多：雾多、雨多、冻雨多。起雾的季节每年长达好几个月，天天满山雾茫茫的，能见度只有30、40米。看什么都影影绰绰的，有些像电视里的仙境，可住在那儿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只要在雾里走个来回，头发衣服就湿了，洗的东西几天也干不了，半干半湿的衣服穿在身上有股臭鸭子的味道。在那样的地方住久了，人会得关节炎。你晓得啵，每天墙上、地上湿漉漉的，被子、枕头也不干爽，墙上爬满了蜗牛、鼻涕虫什么的，还有蛇蜷在屋里，你说怕不怕人？我喜欢冬季，因为没雾的时节只有冬季。
高山上，冬季特别长，可以长到5个月。我记得每年11月就开始下雪，一直要下到第二年的3月，山下都已经开花了，山上雪才刚刚停下来。
春天的时候，家里家外到处潮潮的，家具上都是水。不但床底下长蘑菇，厨房里也长蘑菇，你说奇不奇怪？
我1971年出生，现在家里有4口人：老婆、孩子、父亲。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但我很满意。我本来以为我会当孤老的，我那种家庭能找到老婆不容易。跟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事吧。我上学时读一、二年级的教学点统共只有6、7个学生，就一个老师教。三年级开始，我到山下的丰林小学读书。每到礼拜天，自己背点米和咸菜下山，整个一星期就在学校吃饭、住宿。我们学校100多个学生，住宿的只有5、6个人，其中就有我。学校里没有床铺，我们睡在一个空教室的地板上。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得什么叫苦，山里孩子从小吃苦吃惯了的，咸菜就饭也吃得香。只是有些晚上会想家，想妈妈。一到想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偷偷躲在被子里哭。
后来，我母亲余义香得了癌症。深山里就医很难，加上家里穷，母亲没多久就去世了，她过世的时候才30多岁。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没有再娶。他是怀念母亲不愿再娶还是其他原因，我没有问过。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村里60多人，中青年不到一半，其中就有4、5个打光棍的。因为住在高山上，山下的姑娘一般不愿意嫁到山上去。
我高中毕业后在外面打工，和我老婆认识了，有了感情，她嫁给了我——她是碧洲镇上的人，别人都说我幸运。
我办喜事的时候，困难很多。山上居民点只有我家一户人家，办酒要借桌子、凳子很难。迎亲的时候，我头天吃了中午饭下山，到女方家里已经很晚了，只好住在女方家里，第二天下午才回来。当时岳父、岳母心里肯定不舒服，觉得把女儿嫁到山里去，肯定要受苦的，可却奈何不了女儿。所以呀，我很感谢我老婆，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嫁到山里去，她把我看得比什么都重。跟村里的同伴们比，我确实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个重感情、不势利的女人！
曾昭清说这话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采。而我记录的笔尖却迟滞下来：采访了近百人，能这样笑着说自己幸运的人少之又少！
移目望去，远处的山峦波浪般起伏着，几朵白云擦着山巅悠悠飞过，一派闲适。臆想中的小鸟又缀在了白云上，悠哉游哉地从天空俯瞰着江西的山川田畴。这是多美的一块土地啊，满目的青翠，尤如上好的美玉。可是，谁又知道，在那无数座山峰之间，在那些绿树掩映的角落，曾有多少人被爱神抛弃过，挣扎在孤寂与渴望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