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很健谈，思路特别清晰，说起许多当时的事都很生动，并且记得不少移民的名字。她回忆，渣津模式尽管很成功，但范围毕竟较小，而且渣津的地理位置还不是最封闭的，一旦把移民搬迁范围扩大到全县范围，一些过去没有想到的情况又出现了。具体来说，这里面有农民安土重迁的问题，有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适应的问题，有极端贫困无力搬迁的问题，有村干部唯恐去了新的定居点失去权力的问题，也有不同村落居民的融合问题……
黄梅接着提到她从事移民搬迁的一个事例。
凄苦的刘祥花
修水县程坊乡蓼坑村的刘祥花一家，是典型的因特别穷困而无力搬迁的农户。
2001年，正是省委省政府确定将移民搬迁作为江西省新的扶贫战略来实施的头一年，刘祥花的丈夫不幸去世，一副异常沉重的生活担子骤然加在了这位弱女子的肩上。
因患病而去世的丈夫留给刘祥花的家底是：
治病欠下的7000元债务；
刚满6岁的儿子；
年迈的公婆，公公还因经受不住老年丧子的打击，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
弱智的小叔子……
丈夫病重住院期间，刘祥花既要照顾病人，又要料理家务，仅仅10多天下来，人就瘦了整整20斤！
安葬了丈夫，年幼的儿子并不完全懂得丧父的痛苦，那天，他肚子饿了，哭闹着要母亲给买零食吃。刘祥花摸摸口袋，自己已是身无分文。她身子软软地倚在门框上，看着家徒四壁、冷清凄凉的屋子，鼻子一阵酸涩，险些当着儿子的面落下泪来。
儿子在哭，她何尝不想大哭一场？作为一个还没有尝够夫妻恩爱和家庭温馨就体验了生离死别痛苦的弱女子，刘祥花感到天塌了下来，她几乎没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一个女人能有什么选择？放弃责任，重新成家？有人这样劝过她。可是，一看到儿子那双可怜兮兮的眼神，她就不忍。再想到结婚初期自己和丈夫的恩爱情景，想到公婆对自己的怜爱，她也不能舍弃，更何况，小叔子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照顾，一旦离开，他恐怕无法生存……
她强忍悲痛，打起精神，下决心要撑起这个脆弱的家。
从在娘家就没下过田，嫁到蓼坑也没怎么做过农活的她，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掀开了自己生命中新的一页。
她向邻居们请教，学会了插秧、耕田，一个人把家里的责任田种了下去。秋天，稻谷熟了，村里许多人为了赶进度，都花钱请人割稻子，刘祥花没有这个能力请帮手，只有自己咬着牙，把稻谷一担担地挑回家。
2亩田，当然远远不够一家人的开支，为了增加收入，刘祥花去给炭窑帮工，挑木炭下山去卖。这是一项非常重的苦力活，即使男人也难以承受。每天天不亮就要起身，挑起上百斤的担子下山，到另外一个叫石坳的集镇上卖，卖了木炭回来，往往天色已晚，。村里人常常看见一束手电光穿透浓浓的夜色折回到村庄，他们知道，这是孤独而又坚忍的寡妇刘祥花在默默地劳作，她在透支自己的体力乃至生命补贴这个贫寒的家。
2003年，移民工作在程坊各村推开，有人欣然参与，也有人犹豫不决，可对于刘祥花来说，她没有选择，因为，她的家一贫如洗，根本无力参加这场改变命运的行动。
刘祥花自己默默算了一笔账：国家对每个人补贴尽管有3500元，其中只有2500元补到个人名下，另外1000元是用于搬迁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办理宅基地、耕地调拨费以及三通一平的费用等。自己家里一共5口人，乘一下，总共能获得补贴12500元。而在新的地点盖房子，每个平方米即便只需500元，也须花费40000元左右（据测算，搬迁点平均新建住房的费用为44261元）。再加上添置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还相差好几万块钱。村里别的人家多多少少有些积蓄，而自己家欠下的钱还没还清，要再借钱，又到哪里去借？钱啊钱，对于刘祥花来说，真成了改变命运的拦路虎！当经过反复动员，邻居们大多准备报名参加移民搬迁时，刘祥花家却迟迟没有动静。
黄梅当时做过统计，像刘祥花这样的家庭，包括五保户、残疾户、特困户等等，占到山区人口的12%，比例不小。他们是移民搬迁中的难点。
除了刘祥花这样存在重大客观困难的家庭，还有一些客观条件具备，但主观上有严重抵触，不愿搬迁的人。
还是黄梅亲身遇到的例子。那时，她在竹坪乡当党委书记，乡里有两个村是全县的贫困村，其中一个叫羽岭的村子地理位置最为偏远。在乡三级干部动员会上，黄梅没有想到，偏偏是羽岭村的村主任挑头出来反对移民搬迁。这位村主任的反对理由振振有辞，他说，如果落后村都要移民，岂不是我们整个中国都要移到美国去？为什么村主任要带头反对搬迁？至今黄梅也不愿猜测他的意图，她只是说，移民搬迁，虽然是一项扶贫利民政策，但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搬迁的村民心目中，其心理震动还是很大的。他们中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将自己祖先的根从土里拔起，迁移到新的地方，水土、气候能否适应？家庭和村庄的根能否重新扎下？都是严峻的未知数。宁愿累和苦，不愿离故土。一旦搬到外地他乡，人生地不熟，如果受人冷眼和歧视、遭到排斥或欺凌，哪怕搬进金窝窝，也不如自己的草窝窝。
有些村干部正是借助村民的这种心理，激化村民的情绪，反对这项政策的落实。村干部带头反对，村里的搬迁工作自然要难上许多。为了顺利将羽岭村整体迁移出去，黄梅费了很多很多的脑筋，直到她调离竹坪，升任县委常委后，她仍然把羽岭迁出的移民挂在心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
刘俊平的苦恼
托尔斯泰写下过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把这句话用到移民搬迁上，竟然也能成立。愿意搬迁的理由都是相似的，就是要走出封闭、摆脱贫困；不愿搬迁的人家尽管有相近的情形，却也有各自的疑虑。
遂川，位于江西省西南边境，与湖南省毗邻。罗霄山脉纵贯整个县境。其北边是著名的井冈山。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挂起了第一块“工农兵政府”的牌子，成立了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井冈山斗争鼎盛时期，这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遂川境内高山连绵，境内有江西，也是华东第二高峰——南风面，海拔在2120米，是罗霄山脉的最高峰。据说，南风面的得名源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神农氏。当年，炎帝在这一带的高山上采摘草药，发现有一座山一年四季刮的都是南风，炎帝把采摘的草药搁在这座山的南面晾晒，即使阴霾天气，天上不出太阳，草药也能被浩荡而来的南风吹干，因此把这座山峰命名南风面。南风面周围海拔2000米以上的姐妹峰有神农峰、湖洋顶、封官顶、猴头岗、火烧溪等，这些山峰环绕南风面，如同众星拱月，形成罗霄山脉最蔚为壮丽的景观。
连绵群山，路阻难行，自古就是交通闭塞之地。与其他地方比较，由于这里山势险峻，危崖堎嶒，一旦山体风化，极容易崩塌，形成泥石流。在本书前面的章节，已经多次提到过遂川县自然灾害给百姓带来困难和痛苦的情况。而在全省推广修水经验，实行移民搬迁的过程中，遂川既是移民搬迁的重点县，也是一个难点县。
遂川县扶贫办主任刘俊平给我们讲述了当年的故事。他说，山区有些地方的农民，他们的穷困遭遇，早已引起了县委的注意。尽管采取了不少扶助办法，但效果可以说等于零。
比如说，他们曾给类似村庄安装电线，可是把一台变压器抬进山里，请工花的价钱，竟然比变压器本身还高得多。好不容易把线路架起来，一年四季强劲的山风时常把电线刮断，由于山高路陡，维修工人很难及时抵达事故地点进行维修，因此，断电之后1、2个星期得不到修复是常事。有些地方即使不断电，但供电基础设施高昂的投入和维修管理费用摊到电费上，也让山里的村民“消费”不起。山区有的村一度电的电费要3元钱，有些村民的电费比外面贵了5倍！所以不少贫穷家庭宁可使用煤油灯，也不用电；还有的人家用的是山民们祖祖辈辈使用了几百年的青油（即菜油、茶油等植物油的统称）灯。
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这些城镇居民已经须臾不可离开的家用电器，对于许多山里百姓来说，显得那样遥不可及。
可是，一旦让这些常年居住在深山里的农民搬出故土，他们却显得顾虑重重。
牛岭村，读者已经熟悉了这个名字。这个坐落于海拔1200米高山上的村落，村民们对于外界的情况很是陌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于外面的世界便抱有一种莫名的疑惧。
为了牛岭村的搬迁，刘俊平多次到山上做思想工作。从山下的林区公路走上山，要整整四个小时。让刘俊平印象很深的是，即使炎炎夏季，山下的风热得烫人，上得山后，迎面吹来的山风仍让人感觉到阵阵凉意。一路上走得汗流浃背，可进了村子，却像进入了避暑胜地。尤其是一早一晚，村里人大都身着长衣长裤，如同在过春季。
冬天，刘俊平也经常到山上去。冬天村里的景象出乎他的意料。山上气温极低，山风整天吹个不停，脸上被风刮着，如同刀片划过一般。这个季节，他才看到了牛岭村日常生活的另一面。
冬天的高山之上，生活不仅是悠闲的，简直就是慵懒的。这里的百姓一般都睡到很晚才起床，起床之后，稍微活动一下就吃第一顿饭，吃过饭已经到了中午。这个节令，白天时间短，他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农活嘛，只是干点既简单又轻松的事。天气一变，大家都不出门，窝在家里烤火。有点像北方农民的“猫冬”。山里流传着一句不无得意的顺口溜：“红薯饭，木炭火，老婆孩子热被窝，除了神仙就是我”，这句俗语，对于牛岭村来说，简直是活生生的写照。
尽管村民们自比“神仙”，但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十分清苦。夏季穿的是长衣长裤，冬天的衣裤也不见增添多少——不是不穿，而是没有钱添置。刘俊平看见他们烤火的状况：无论青年人还是老人，只穿一条单裤，外面系条围裙，里面放一个火炉，或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或一个人闷坐在屋里发呆，日子平稳而单调，就像停滞了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