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安住了几年后，杜甫渐渐看到长安繁华背后的一面：那就是统治集团的腐化和人民的痛苦。
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兆。李隆基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shu），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太平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
李隆基出生的时候正是武则天主政要做女皇的时候，所以他小时候就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宫廷变故，这也许促使他形成了意志坚定的性格。
他小时候就很有大志，在宫里自诩为“阿瞒”，虽然不被掌权的武氏族人看重，但他一言一行依然很有主见。
在他7岁那年，一次在朝堂举行祭祀仪式，当时的金吾将军（掌管京城守卫的将军）武懿（yi）宗大声训斥侍从护卫，李隆基马上怒目而视，喝道：“这里是我李家的朝堂，干你何事？！竟敢如此训斥我家骑士护卫！”弄得武懿宗看着这个小孩儿目瞪口呆。
武则天得知后，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倍加喜欢。到了第二年，李隆基就被封为临淄郡王。
在奶奶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懦弱无能，结果朝政大权落到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原来发动政变恢复唐朝的功臣、宰相张柬之也被她们贬官驱逐，太子李崇俊被杀。
韦皇后效仿原来武则天的做法，让自己的兄长韦温掌握大权，对于女儿安乐公主的卖官鬻（yu）爵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大加纵容。
公元710年，中宗暴死。然后，韦皇后便想学习婆婆武则天，做第二个女皇。
没有等韦皇后动手，一直静观时变的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便抢先发动了兵变，率领御林军万余人攻占了皇宫，把韦皇后一派全部消灭。然后，由睿宗李旦重新即位，李隆基也因功被立为太子。
但父亲李旦也和中宗一样是个软弱的皇帝，不愿和太平公主发生正面冲突，总是忍让。而太平公主则认为是自己给了他做皇帝的机会，功劳巨大，所以她掌握了朝政大权。随着自己势力的壮大，太平公主的野心也膨胀起来，想像母亲那样也做做女皇。
太平公主的主要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开始她没把他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
到公元712年，太平公主借助天象，散布流言，言太子不利于君主，将要夺位。她本以为睿宗会对李隆基有所提防，但由于睿宗厌倦了做皇帝的生活，却把帝位让给了儿子李隆基，但是太平公主仍然掌握着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让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在公元713年的7月3日，唐玄宗李隆基果断地先下了手，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
唐玄宗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
唐玄宗虽然在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地伤了朝廷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
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现在玄宗已经年过六十了，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自己在恍惚中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向他报告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即老君），或是某处有符瑞出现，使他相信自己将要在一个永久升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感官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权力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
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打击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僚，以完成他的奸诈；他忌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他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放诞的、狷（juan）介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
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惊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疏请度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邕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打手杀害，左丞相李适之被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适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琯也被贬为宜春太守。
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朝廷里的人物不是像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庸懦。
和长安的现实接触渐多，杜甫胸中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依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对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帝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天，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杜甫在长安十分孤寂苦闷，常常想念好友李白。
他先后写了《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三首诗，表达了对李白的深切思念。《春日忆李白》一诗说：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前四句对李白的诗歌创作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李白的诗天下无敌，诗思飘逸，奇特不凡，意境清新，风格超逸，像南北朝的诗人庾信和鲍照一样独具风貌。后四句写了对李白的深挚怀念。春天来到了渭北（渭北是指长安一带，江东指江浙一带），花木欣欣向荣，这个时节杜甫思念远方的李白。他想，在江东日落时，李白是不是也在眷念着我呢？什么时候好朋友才能再次见面，细细地论文长谈呢？
孔巢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别筵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讯。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
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边的情况也越来越不了解，从一个精干有为的帝王变成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征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
玄宗在751年（天宝十年）正月八日到十日的三天内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机会写成三篇《大礼赋》。想不到这三篇赋竟产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考察他的文章。
这一段时间是杜甫在长安十载内最值得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声名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好机会一闪便过去了。
考试后他等候颁布结果，却永无下文，这也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地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又回到洛阳小住时，他绝望地向集贤院的两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做诗吧。
但他并不完全断念，此后几年，杜甫一直在长安寻找得到推荐的机会。754年，又接连进了两篇赋：《封西岳赋》和《鹏赋》，他在这两篇赋的进表里仍旧表明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要，请求他们援引。
他写诗给翰林张珀、京兆尹鲜于仲通、来长安朝谒的哥舒翰、左丞相韦见素。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随后陈述自己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既可怜、又迫切，排律里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
在投诗的同时，杜甫还直接向玄宗献赋，以求天子赏识。从这里我们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这个时候，杜甫已经四十多岁了。751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天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遍青苔。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这次又染上沉重的疟疾。
朋友王倚见到杜甫时，他面黄肌瘦，身体还未恢复，又饥肠辘辘。王倚连忙让妻子准备了米饭、冬菹，买了鲜肉和酒，让杜甫饱餐了一顿。
杜甫恢复了一点力气，精神也焕发了一些。他十分感谢王倚的关照和情谊，他病后到友人王倚家中，向王倚表示感谢：
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
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
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华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
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
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
这一年的除夕之夜，杜甫是在他的一个从弟杜位家度过的。杜位当时任考功郎中，是李林甫的女婿，应该是有一定权势的，但在史料中似乎看不到他对杜甫有过什么帮助。
杜甫一事无成，连生活都没有着落，除夕的夜晚，本应该和家人在一起守岁，但他却只能在长安困守，心里十分痛苦，因而拼命喝酒，想喝个烂醉，忘却烦恼。杜甫在长安多年，仕途上没有什么收获，生活上越来越贫困，但是对社会的观察却越来越细致，思考越来越深刻。
一次，他路过咸阳桥的时候，看见远征的军队正在告别亲人，准备往前线开拔，父母妻子不愿意他们离开，牵衣顿足，哭声震天。
原来，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攻打远在云南的南诏，结果大败，基本上全军覆没，死亡6万人，只有鲜于仲通一人逃脱。
但杨国忠隐瞒失败的真相，欺骗唐玄宗说打了胜仗，还要叙功封赏，同时在长安、洛阳等地大肆征兵，要再次攻打南诏。当时传闻云南有瘴疠，还没等到打仗，士兵们大都会因病而死。人们都不愿意亲人到那里送死，没有人应征。
杨国忠派官差到各处捉人，强行征兵并发往前线。这些被强行派往云南的兵士离开长安时，正是寒冬季节，使得送别亲人时哭声震野的场面更为凄惨。杜甫目睹了这一场面，抑制不住心头的悲痛和愤怒，写下了长诗《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巳。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虽然，引发诗人激情的是征伐南诏的兵士与家人在咸阳桥告别的事件，但杜甫在诗中写到的却不只是咸阳桥，他写到“边庭”，写到“青海头”，写的不只是一件事，他针对的是天宝后期不断发动边疆战争的皇帝和朝廷。
朝廷不断发动战争，不仅葬送了无数兵士的生命，破坏了无数家庭的正常生活，也破坏了农业生产，使大量的田地荒芜，庄稼歉收，还加重了老百姓的租税。县官仍然不停地催逼租税，弄得民不聊生。
这首诗的标题属于新题乐府，是杜甫的独创。从齐梁以来，诗人们都喜欢写乐府诗，但主要是模仿前代，陈陈相因，题目不变，诗的内容与题目基本上不沾边。杜甫这首诗完全是根据自己的感触和诗歌的内容来设定题目。
后来，杜甫还用新题乐府的形式写出很多更为有名的诗篇。这首诗的出现，标志着杜甫思想和诗歌创作已经有了裔新的变化。
在写《兵车行》之后不久，杜甫又写了组诗《前出塞九首》。这组诗写了一个兵士十年从军戍边的遭遇和感受，反映了远征兵士们的痛苦，讽刺了唐玄宗好大喜功、开边黩武的行径，暴露了不义战争的罪恶。
诗中这样写道：“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君指的就是唐玄宗。这首诗谴责统治者：疆域已经十分广阔，为什么还要派兵到遥远的地方去开拓疆土呢？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当朝的皇帝，这在当时是需要有相当胆识的。
诗中还写道：“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杜甫借远征兵士之口呼喊道，杀人也应该有个限度，国家本来已经有一定的疆域，为何还要天天打仗呢？如果说是为了制止别国的侵略，又何必要多多地杀伤人命呢？这组诗对战争充满了控诉，对士兵的生命充满了关爱，杜甫对人类的仁爱胸怀，超越了国界和民族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