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郎中”是跟随在皇帝身边的侍卫。他们的工作性质很超然，没有一定的限制，就像战国时代的国君和王公贵族的“养士”。
“郎中”平常都住在宫里，皇帝出巡也随侍在皇帝左右，所以是皇帝身边现成的顾问；皇帝临时想到什么事，常派“郎中”去执行。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一定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好几千人；他们的任务和人数，全由皇帝决定。
汉朝的官，如果不是从政府机关中选拔出来的，就是有钱人用钱买来的，穷人根本没有迈入仕途的机会。武帝采取考试的方式选拔“郎中”，才使得司马迁成了幸运儿。
因为他父亲司马谈的官位不高，家里也没钱，照理说他根本没有机会当“郎中”，谁知道他运气实在不坏，刚好遇到博士弟子制度的颁布实施，有机会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司马迁在博士弟子会考中表现优异，被皇上选为郎中，这对太史公司马迁来说，真是太突然了，他心里百感交集。
担任郎中，往往成为迈入仕途的第一步，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都把成为皇帝身边的“郎中”看做未来飞黄腾达的起点。司马迁来到宫中，胸怀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愿望，但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可做。
过了几天，他和一班郎中得到命令，陪同皇上去上林苑打猎。汉武帝当初登位的时候，喜欢微服私巡，喜欢在皇家猎场驰骋游猎。每次外出，他自称平阳侯，命侍中、武骑等数人带上佳酿美酒，与一群以骑马、射箭为业的纨绔少年相约，痛痛快快地玩一阵。
有一次，众人浩浩荡荡驰下南山，射杀鹿狐。由于文帝、景帝曾开放上林苑，让老百姓耕种，因此上林苑里的空地被农民种上农作物。武帝等人在围猎时只顾痛快，早忘了马蹄下的禾苗，在庄稼地里纵横驰骋，痛心的农民大声叫骂，并告到县衙。
县令接到报案后率兵追捕，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县令喝令将他们拿下，直到他们掏出皇室凭证，仍被扣留好一阵子才得以脱身。
还有一次，武帝围猎乐而忘返，回来的路上天黑下来了，走到长安城一个叫柏谷的地方，想请求亭长借宿，亭长拒不接纳，叫他们滚出去。
众人只好走进一家客栈。客栈主人见武帝等人进来，就对武帝说：“看你这么高大的一条汉子，不参加生产劳动，却带剑聚众夜行滋事，肯定行为不轨。”
吃饭时，武帝请求上酒，年老的店主人轻侮地说：“酒没有，尿倒是有一壶。”坐了半晌，仍不见酒饭上来，武帝警觉，派人侦探，发现老店主邀集了一伙手持刀剑、肩背弓矢的壮年人，正要收拾他们。武帝吓了一跳，带着一行人赶紧逃走……
经过几次历险后，武帝外出时，带着侍从、武将，还设置了一些更衣所和看台。这样便于打猎，也可以站在看台上观赏别人的猎斗。
那天，司马迁和一群郎中早早地等候着，足足站了一个时辰，仍不见皇上的影子，心中不免有些焦急。皇家猎场很是壮观，那劲舞的旌旗在西风中猎猎作响，郎官们个个手执戈矛，精神抖擞，围着猎场站了一圈。
武帝身着黄色猎装，昂首健步登上一座高高的看台。他那藐视的眼神傲慢地俯瞰大地，显示出他才是真龙天子。
打猎的场面热热闹闹，开始时司马迁感到新鲜好奇，后来只觉得无所事事，发现自己在这种场合一点派不上用场。
一晃几个月过去，司马迁逐渐弄明白了郎中的地位。看来这郎中，充其量不过是皇帝的“家仆”，只有等皇上主动问起来，才能发表一点意见，否则最好少说为佳；唯一的机会，是受皇上临时派遣，去执行某项任务。假如没这运气，郎中也就只能负责看守皇宫内的大小门户；这种乏味无聊的差事，使司马迁十分沮丧。
可是这个身份也提供了一种方便，就是可以随时了解皇上在干什么，可以看到或听到百官公卿都不知道的秘闻。
皇上面对大臣的时候只有一副脸孔，而侍从却能见到他生活中的多种脸孔。
司马迁利用这个机会，留意武帝的活动，并记下了他的一言一行……
他感到快乐的是结识了同为郎中的任安和壶遂，三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任安真诚坦荡，壶遂精明能干，他们都很欣赏司马迁的学识和文章。他们在一起纵论古今的人物，讨论天下的文章。任安说，他年少时喜欢司马相如的赋，觉得文采斐然，气势磅礴，但司马相如后来写的赋大都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浮华之作，让人看了不舒服；司马迁和壶遂都点头表示有同感。
任安和壶遂夸赞司马迁的文章质朴自然，叙事简洁，议论精彩，有先贤古文的遗风。司马迁听了很受鼓舞。
司马谈的父亲司马喜（司马迁的祖父），虽然名为“五大夫”，却只是一个没有薪俸的官。司马谈大半生就跟着父亲在芝川的乡下耕田，在那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里，他没有一刻敢忘记自己是史官的后代。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要凭自己的努力，把司马氏的事业继承下去，并传给子子孙孙，使人类的活动，随着他们司马氏的世代交替，永远地记录下去。
他把儿子带到茂陵来读书，为的是希望儿子能在更好的环境下，学习当史官的各种知识。司马迁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加上这些年来游历天下，已经积累了当史官的学识；但眼下，司马迁成为皇帝身边的郎中，置身于一般官吏之中，说不定将受到博取实际功名利禄的熏染，背离史官家族的使命。这是作为父亲的司马谈所不愿意看到的。
司马谈心中还有另一层难以言明的顾虑：自从汉朝开国以来，朝廷对关西人一贯歧视，认为关西人是秦朝的后裔，他们身为亡国奴，对汉朝不会忠心耿耿，也就不能重用。
最典型的例子是名将李广，他的威名震慑边关，匈奴人称他为“飞将军”，有他驻守在边境，匈奴人不敢南下半步。早在文帝、景帝时期，李广就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但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待遇；到武帝，经过了三个皇帝，没有一个肯给他封侯，承认他对朝廷的功勋。他把一生都奉献给朝廷，可是他得到的却是不公平的待遇，只为了一次败仗，就把他晾起来；后来武帝发觉朝廷不用他，匈奴就频频南下侵扰边境，不得已才又把他找回来，派他去当右北平的太守。
作为关西人，李广的命运是这样的坎坷，司马谈想到，自己的老家在陕西，儿子尽管有才华，如今受到皇上器重，可到底是一个关西人啊！
眼下皇上已经作出了决定，儿子进宫里担任郎中已成定局。这桩本来让人高兴的大喜事，却让司马谈辗转反侧；最后，他只能顺应时局的变化。
在司马迁进入宫中担任郎中的时候，父亲送给他一件不同一般的礼物。
司马谈对儿子说：“自从爹当了太史，有机会研究各家各派的学问，算算我的研究工作，也已有二十多年了。你现在将开始自己的生活，我把这些年来的研究心得，写成一册书拿来送你，对你也许有些帮助。”
司马迁愣住了，双手捧过父亲送给他的那册书；他含着泪，跪下来接受。他知道这册书里的一字一句，都是父亲耗费精力，用心血累积而成的。
司马谈的这册书，书名叫做《六家要旨》。这册书把秦朝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六种不同的学派，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的学问，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
司马谈认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自己的著述送给儿子，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他要让儿子进一步研读，从而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各种学说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必须灵活运用、触类旁通，才算是完整、真正的学问。他认为儿子还年轻，学习中体会得越多，越会觉得思想和学术的天地是非常博大、迷人的。他希望儿子在以后的官场生活中，即使遇到挫折，也不要钻死胡同，而能够回到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司马迁并不知道父亲的复杂心情。他研读父亲的《六家旨要》，感到父亲的学问和思想，实在让自己心生钦佩。
司马谈的《六家旨要》对六家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学术境界，后来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本书对六家思想作出了最简单精要、也是最公允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