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的国内战争，使苏俄的国民经济进一步恶化。因为严重缺乏燃料和原料，机器停止运转，工厂关门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大批工人逃到乡下谋生。农村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农民衣衫褴褛，背井离乡。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却把苏俄在内战时期被迫实行的“吃饭不要钱、劳动不付工资、买卖不用货币”的政策，当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阶段。因此，在1920年国内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时，苏俄政府里的少数领导人，像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仍主张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弄得民穷财尽，怨声栽道，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农民拒绝交粮的事件不断发生，终于引发了两次震撼全国的暴乱。一次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叛乱；一次是唐波夫省的农民暴动。喀琅施塔得是彼得格勒西北方向的一个海军要塞。
1921年2月28日到3月18日，要塞的驻军，在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白卫军残余势力的蛊惑下，发动叛乱。叛乱者接管了要塞区的行政权力，逮捕了布尔什维克党员和苏维埃代表，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告市民群众书》。
其中说：“统治着祖国的布尔什维克完全脱离群众，没有能力解决已经崩溃的经济，无法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是通过选民的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投票方式，自由选举新的、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新的苏维埃将紧紧依靠人民，立即取消粮食征购队，恢复农民自行处理农副产品的权利，让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得知喀琅施塔得叛乱的消息后，急令西线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率领6万红军，前往喀琅施塔得平息叛乱。经过几次激烈的巷战，叛乱被平息了。
同一时刻，教万人的“盗匪”聚集在唐波夫省的森林里，酝酿暴动。说是盗匪，其实多数是流离失所、饥肠辘（lu）辘的农民，还有一些是习惯于打仗、复员回乡的红军士兵，他们在乡下既不会种地，也不会做工，生活一贫如洗，于是逃进森林，与“盗匪”为伍。在唐波夫省和乌拉尔地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暴动。他们打死、打伤征粮队员，切断铁路线，捣毁政府机关。苏维埃政府调集了正规军队，才把这次暴动镇压下去。
喀琅施塔得士兵的叛乱和唐波夫省农民的暴动，像惊雷一般，震动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在1921年3月，俄共（布）举行中央全会，列宁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的发言是这样的：
“这两起事件表明，农民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发泄对苏维埃政府的不满，是他们在本能地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我们不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那么布尔什维克政权将在这场由人民发动的、兵力无法估计的战争中毁灭！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刻不容缓！”
“内战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各项措施，虽然有功，但是也存在严重错误。最大的错误是，脱离实际，跑得太快，冲得太远，超越了时代。我们企图用正面进攻的手段，迅速攻破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甚至把农民用‘余粮’到市场上交换日用品，也当做资本主义。可是我们又拿不出农民急需的工业品。这样做，怎能不引起农民兄弟的愤怒！因此，我建议，用粮食税来代替向农民征收余粮的办法，允许农民有一定程度的买卖自由。这样农民将愿意多生产粮食，也就会刺激国家经济的恢复。”
会议在讨论和表决列宁提出的这项建议时，有人反对说：“实行粮食税，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方便之门，允许自由贸易就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我不同意你们的说法！”列宁站起来，气愤地说，“在一个经济遭到空前破坏、贫穷的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和农民妥协；必须迁就他们；必须在经济政策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这才有出路，才能保住苏维埃政权。既然事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你们又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来，那就别唱高调了！”
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再吭声了。
经过委员们的表决，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决议允许农民可以用物品“代替余粮”来缴纳国家税收，允许农民在按规定缴完了国家税收以后，余下的粮食、原料和饲料，由他们自己来处理。
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叫做“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公布后，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为了检查新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列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访问了高尔基城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列宁走进草房，像老朋友一样，风趣地和农民谈了些琐事，然后转入正题。
“听说过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的消息吗？知道为什么要缴税吗？”列宁问道。
“听说过。”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点点头说，“嗨，缴税有什么不明白的！种地交税，天经地义！”
“知道缴多少吗？”列宁又问。
“种多少地就缴多少税呗！”老人生气地说，“别看我们农民没有文化，其实什么都懂。在沙皇时代，农民想多生产粮食，可是土地让人家给霸占了。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分给了我们土地。为感谢他们，我们曾经饿着肚子支援他们消灭白匪。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怎么又派来征粮队强迫我们缴粮？”
“还有这样的事？”列宁吃惊地问。
“那还有错。”另一个农民接着说，“这不，前几天又来了一帮征粮队，只是不带枪罢了。他们坐在村头，限定我们在两天内把税缴齐。可您知道，眼下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来的粮食缴税呀？”
“邦契同志，请去调查一下。”列宁气得脸色发青，“命令他们立即停止这种愚蠢的做法！”
“我就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农民用粮食缴税，如果把该缴的税折合成现金，农民想什么时候缴就什么时候缴，多省事呀！”有个胆大的年轻农民说。
“是啊，是啊！”大家附和着，“不光是缴税，农民需要的食盐、布匹、火柴、肥皂、鞋子、农具什么的，还得用实物交换，凭证分发。多麻烦呐！咋就不能用钱到集市上自由购买呢？”
“听说不许农民做买卖，可害苦了村子里几个跑单帮的小商贩。这些家伙为了赚点钱，把面粉和粮食藏在衣服里，坐在火车顶上和挂斗上，或者是骑马从偏僻的小路偷运到莫斯科，吃尽了苦头。要是被查获了，还得受罚。赚点钱，真难呐！政府干吗不让人做点小买卖？搞不明白。沙皇治理国家的时候，农民生活是不好，可也不禁止农民做买卖呀！”一个农民摇着头说。
列宁坐在凳子上，仔细地听着，时不时地在小本子上记着。和农民谈完后，他的心情变得很沉重，没有多说什么，就离开了。
路上，列宁问邦契：“征粮队是否来过村子？”
“的确来过，列宁同志。”邦契说，“今天发生的事说明我们的政府机关仍然习惯于老办法。按户分配税额，坐地征收，强迫命令。农民怎能不反感？”
“唉！我们真的错了！”列宁叹了口气说，“今天，农民说的话虽然很简单，可是道理很深刻。看来，不经过商品和货币阶段，幻想一步建成社会主义，是绝对行不通的。可惜，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弄懂啊！”
“是啊！列宁同志，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人真正地实践过。许多人是从书本上，靠想象，凭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的。”邦契说。
“说得对，邦契同志。凭想象建不成社会主义！”列宁边点头边说，“从农民的言谈中我觉得，他们已在怀念沙皇时代了。如果一个新生的政权不能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束缚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个政权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回到莫斯科后的一个月，列宁发表了《论粮食税》一文。文章说：“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是新经济政策，但是这个政策还不够彻底。在国家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的情况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完全禁止、堵塞私人交换的发展，即禁止商业的发展。走这条路就是干蠢事，就等于自杀；另一条路是，不去禁止或堵塞私人交换的发展，而是努力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条路是唯一可行的。”
列宁进一步指出，为了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全党同志的思想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许多过去被认为是不能做的事情，现在都可以大胆地尝试。他提出，应该把目前国家无资金、无技术、无力开办和经营的矿山、工厂、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应该设法从外国引进技术、设备和资金来发展国家经济。
为了提高生产效力，搞活商品流通，应该把过去没收的小工厂、小商店、小作坊归还原来的主人去管。把国家无力经营的店铺、小厂，出租给私人去办。还可以吸收私人资金，以农民和工人自愿入股的形式，创办合作社。列宁呼吁：“我们要开放市场，允许人民自由买卖，用一切办法发展商品流通。各级政府只要按法律、法规，加强对市场，对资本家和业主的管理、监督，就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根据列宁的这些指示，党和政府重新研究了以往的经济政策，纠正了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错误认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令、法规，全面地恢复了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推行租让制，把一些森林、矿山、石油等资源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还与外国资本家建立联合股份公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