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又来到了这座古老的、有很多尖塔和狭长胡同的莱茵城。城外的花园和果园里，修饰整齐的灌木，在樱桃花丛中间闪耀着淡黄色的光辉。
当踏上祖国熟悉的土地时，马克思无比激动，“祖国啊！我回来了，你的儿子回来了。”
马克思对恩格斯说：“目前欧洲各国的革命风起云涌，为了同各地革命组织发生联系，指导各国的革命斗争，我们应该办一份报纸。”
恩格斯点点头说：“对，我们应该办一份报纸。”他想了想又说：“你过去办过进步的《莱茵报》，有很大影响，我们这份报纸就叫《新莱茵报》吧，表示要继承当年《莱茵报》的革命战斗精神，叫这个名字，也容易扩大报纸的影响。”
“好，你这个想法好。我们的报纸就叫《新莱茵报》。”
主办报纸首先需要资金，而马克思、恩格斯此时最缺乏的就是资金。当时，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到德国各地建立的同盟支部，和创办工人协会的特使都在努力为报纸筹集资金，但工人们和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帮工手里没有钱，至于那些拥有资财的自由资产阶级，当然谁也不会把资金交给这位撰写过很多无产阶级战斗性著作的前《莱茵报》主编，供他创办一份指导革命的报纸。
在乌培河谷有很多朋友和熟人的恩格斯，招股也没有大的起色。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很遗憾，招股的事，在这里希望很少……问题的实质是，在这里甚至连激进的资产者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未来的主要敌人，不愿意把武器交到我们手里，因为我们很快地把它掉转头来反对他们自己。从我的父亲那里根本什么也弄不到……他宁愿叫我们吃千颗子弹，也不会送给我们一个塔勒。”
办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估计要3万塔勒，这些资本原来打算按50塔勒一股招认，但到5月底，认股总数只有1300塔勒。
马克思又从父亲的遗产中拿出3000塔勒，并尽可能地提前收取订费；恩格斯也从父亲给的生活费用中挤出了几百塔勒，千方百计找人认了14股，总共筹集到了13000塔勒，暂时勉强解决了出版报纸的资金问题。
1848年6月1日，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把《新莱茵报》办起来了，报社的社址设在科隆，马克思担任报纸的总编辑，恩格斯是报纸的副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篇战斗的檄文，对专制政权的腐败专横给予了坚决揭露、抨击，对群众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热情的鼓励，给予了明确的指导。法国、德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的人民革命都得到了《新莱茵报》的指导和支持。报纸的订数不断增加，影响越来越大，这引起了专制政权的恐慌，他们又像当年对待《莱茵报》一样，对《新莱茵报》进行限制和阻挠。
7月6日，法院借口说《新莱茵报》在一篇文章中侮辱宪兵和检察长茨魏费尔，传讯了马克思。随后警察又到报纸编辑部搜查了一番。
7月8日，马克思又一次被传讯。随后，警察便不断地传讯报纸的编辑、发行人和排字工。当局急切地想找到《新莱茵报》的罪证，以便对它进行镇压。
在这些威胁面前，马克思运用丰富的法学知识，批驳了对他和报纸的指控，证明了这些指控都是无理的挑衅，是非法的政治迫害。他坚定有力的辩词，批驳得法官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我们是奉命维持秩序，你们报纸为什么说我们是镇压群众？”矮个子士兵又向马克思叫喊。
“那么，你们就是去沃林根的那个部队了？”马克思问。
“正是。你们对我们造谣污蔑，我们能不管吗？”
“你们还恶毒攻击政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高个子又叫喊。
“我们没有造谣污蔑，我们说的都是有根据的事实。相反，是你们破坏群众集会，对人民群众无理取闹。”马克思反驳说。
那是去年9月的一天，莱茵河上行驶着五六只大平底船。每只船上有七八百人，船头上红旗招展。船只从科隆顺流而下，来到沃林根。还有不少群众纷纷步行向沃林根赶来。这是恩格斯参与组织的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大会号召人民同反动专制政权进行坚决斗争，争取自由民主的人身权利，取得民族的解放、进步。恩格斯担任了大会的书记，他慷慨激昂、有理有据的演说，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阵阵热烈掌声。当局对革命群众的集会又恨又怕，派出军队拦阻群众，又在集会上捣乱，遭到群众和大会组织者的斥责。
恩格斯开完大会刚回到科隆，马克思便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反动当局害怕革命，准备对群众下毒手了，他们已经把大批军队调到科隆。”
“这帮残忍、卑鄙的家伙，群众刚刚要站起来，他们就伸出了黑手。今天他们还派出军队到沃林根群众集会上捣乱，险些造成暴力冲突。”
“我们一定要在报纸上揭露他们的罪行。”马克思气愤地说。
“是，我们要坚决同他们斗争！”
“还有，科隆全城就要戒严，在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人员的黑名单中有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几次大型群众集会的直接组织者。”马克思接着说。
“能让残暴者恐惧，我感到很荣耀。”恩格斯果敢地说。
“你还是马上隐藏起来，我们不能吃眼前亏，今后的革命斗争离不开你。”
“好，我听你的。不过，我走后，艰巨、危险的工作就压到你一个人身上了，你也要小心保重啊。”
恩格斯握住马克思的手。
反动当局没有抓到恩格斯，就下了一道通缉令，要求各地警察局对恩格斯“严加查访，一经拿获，即予逮捕。”但恩格斯机警多智，当局的阴谋没有得逞。
恩格斯走后，沉重的压力都压在马克思一人身上。他要应付当局对报纸的捣乱，还要应付胆小的报纸股东退股的经济压力。由于经济困难，马克思把家中有限的余钱顶了上去，用以维持报纸的开支。
10月6日，维也纳发生了十月起义，10万群众走上街头，向反动当局展开进攻。马克思和《新莱茵报》坚决站在斗争的前列，给斗争以指导和支持。他还多次参加集会，对反动派镇压人民的暴行进行了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