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亚特》记述了特洛伊战争中，希腊最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因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夺其女奴而愤然退出战场，使希腊联军连遭失败。当其最亲密的战友阵亡后，他又投入战斗，击毙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的故事。《奥德赛》则记述了希腊军中智勇双全的英雄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后漂泊十年、历经艰险，终于回到故乡的故事。
“黑暗时代”
荷马时代的经济落后于迈锡尼时代，人们的经济活动也仅局限于农业、畜牧业。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发现任何一处手工业作坊的遗址，这说明当时的手工业非常薄弱。但这一时期，铁器传入了希腊，并成为劳动工具和武器的主要制作材料。因而，荷马时代作为铁器时代的开始，较之迈锡尼的青铜文明仍有其进步意义。尽管社会暂时倒退，但这一时期仍为希腊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足的物质条件，希腊文明的恢复和加速发展已在孕育之中。
希腊城邦的形成
随着古风时代的到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数目繁多的希腊城邦逐渐形成，其总数没有精确的统计，大约在300个左右。
赫西俄德时期
公元前8世纪是希腊地区在爱琴文明灭亡后重新出现国家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家形式就是希腊城邦。它们以城市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而成，一城一邦，独立自主。由于留传至今的有关这一时期的文献史料多集中于诗人赫西俄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50～前700年）的诗篇中，史学界遂称这一时期为“赫西俄德时期”。
海外殖民运动
希腊城邦建立以后，海外殖民运动便开始了。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殖民活动到达黑海沿岸后迅速扩展到西部地中海，这是奴隶制城邦占土地、建新邦的海外殖民活动。参加殖民的城邦共有40多个，它们建立了属于自己的130多个殖民城邦。这些殖民城邦在促进希腊经济和文化发展上起了很大作用，进一步加强了希腊各邦和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为希腊接触并吸收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先进文化创造了条件。
早期僭主政治
“僭主”一词来自小亚细亚，本与君王同义，被希腊人用来专指城邦政治中依恃武力和非法手段僭越夺权的专制头领。僭主为了取得群众支持以巩固统治，往往奉行打击贵族、争取平民的政策。他们重视殖民活动并推动工商业发展，因而受到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欢迎。
在早期阶段，僭主政治客观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到公元前6世纪中期，这类早期僭主政治比较盛行，其中阿戈斯的斐冬被称为最早的僭主（约公元前670～前660年）。
斯巴达和雅典的兴起
在希腊城邦兴起的过程中，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的斯巴达和位于中希腊阿提卡半岛的雅典先后兴起，成为当时两个最重要的城邦。斯巴达人的特点是重武轻文，而雅典人则重视文化，成为希腊文化方面的典范。
雅典娜像来库古改革
公元前9世纪末，斯巴达开始建立城邦。据说建邦之初，有位名叫来库古的杰出领袖主持国政、制定法度，并逐渐形成了斯巴达特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传说中的“来库古改革”。来库古宣称他是从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中获得了有关改革的基本思想，这为改革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这个神谕即《大瑞特拉》文件，其主要内容为：要为宙斯神和雅典娜女神建立神殿；要组成新的部落和选区，建立包括两位国王在内的30人的议事会，并按季节召开民众大会；议事会向大会提建议并负责宣布休会；公民们皆可参加大会并享有决定权。
斯巴达国家的形成
斯巴达全民皆兵，拥有一支全希腊实力最强、纪律最严格的军队，因此长期称雄于希腊战场。斯巴达的征服过程，也是其城邦逐渐形成的过程。在征服过程中，斯巴达人的部落管理机构转化为镇压被征服者的暴力机关。
斯巴达是奴隶主贵族专政城邦，城邦机构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到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的城邦基本体制大致已经形成。对希洛人的残酷镇压是城邦首要和经常的任务。为了维持一支强大的镇压希洛人的军事力量，斯巴达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制度。
伯罗奔尼撒同盟
公元前546年，经过多年征战，除阿戈斯、阿卡狄亚北部和阿卡亚以外，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各城邦都接受了斯巴达的领导，组成了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同盟被希腊人称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充分表明了斯巴达在这个组织中的霸主地位。所谓“同盟”，实质上是斯巴达控制加盟城邦的一种形式。凭借这个同盟，斯巴达常常干预希腊各邦的内政，充当维护希腊贵族利益的宪兵。
雅典的贵族统治
荷马时代，雅典同希腊各地一样，也处于原始公社解体时期。
公元前8世纪前后，雅典的首脑“王”已被执政宫所代替。执政官从贵族中选举产生，卸任后进入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权力很大，是最高的监察和审判机关，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有权审理刑事案件。其成员皆为贵族，且是终身制。
梭伦改革
执政官梭伦以整个雅典城邦公社的利益为重，采取中庸立场，以改革方式解决平民备受压迫等各类问题，受到广泛支持。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
改革内容包括：颁布“解负令”，废除一切公私债务；规定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即限田措施，以防止土地再次集中：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的等级并规定相应的义务和权利等。
另外，梭伦还设立了新的政权机构和陪审法庭，以限制贵族会议的权力，并颁布了促进工商业的法规。梭伦改革是雅典平民反对贵族政治的一次重大胜利。没有梭伦改革，就不会有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不会有雅典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繁荣。
僭主统治的建立
梭伦卸任后，雅典公民内部派别斗争又趋激烈，出现了平原、山地、海岸三派相持不下的局面。经过长期斗争，山地派的领袖、曾为梭伦之友的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成功地建立了僭主统治。他依靠农民的支持，以武力夺取政权，给贵族以一定的打击，从公元前541年起牢固地统治着雅典。
庇西特拉图逝世后，其子又继续统治了雅典18年，直到510年被人民推翻。将近半个世纪的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在雅典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其间，文化事业以及工商业、对外贸易、建筑业都有显著发展，雅典开始成为希腊建筑和雕塑艺术的中心。总的说来，雅典在僭主统治之下按照梭伦的期望繁荣起来。
克里斯提尼改革
公元前508至前507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民主政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克利斯提尼针对梭伦改革犹未深入触动的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作了较彻底的改革，废除传统的四个血缘部落而代之以十个新的地区部落，按新的部落体制进行选举；变动了雅典军队的组成，将军之职仍服从于公民自费服役的传统；创造了独特的陶片放逐法，以民主的方法反对民主的敌人。雅典在将近百年之间，由于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而繁荣起来，跃升为希腊世界中居领导地位的城邦，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足以在即将到来的波斯帝国的入侵中接受空前严峻的挑战。
希波战争
希波战争是古希腊和波斯之间的一场大战，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希腊的胜利，使雅典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波斯虽败，但它所继承的古代东方文明传统仍在继续发展。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而其最初的分水岭就是希波战争。
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发生爱奥尼亚诸邦起义，反抗波斯对小亚沿岸希腊城邦的统治。在起义中，雅典曾派兵给予援助。波斯镇压起义后，便以雅典援助起义为由，渡海入侵希腊。希腊—波斯战争爆发。公元前490年，波斯军队集聚到马拉松，扬言要夷平雅典，却遭到了在雅典指挥官米太亚德的带领下的，雅典公民军队空前勇猛的打击。
马拉松战役中，雅典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打败了敌人，取得了鼓舞全希腊人的胜利。这对希腊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温泉关战役
公元前480年，在中希腊的主要隘口温泉关，希腊和波斯进行了一次大战。希腊守关部队决心在此与国土共存亡。面对波斯军队的前后夹击，斯巴达王列奥尼达命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后方，自己则带领300斯巴达勇士和400底比斯人、700特斯皮亚人留下死守温泉关，鏖战数日后以全部牺牲的代价消灭了两万波斯军队。此战为希腊全军树立了榜样，鼓舞了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
从战略布置上看，这场守卫战也是成功的，它为联军主力在后方的集结和希腊舰队驻防于萨拉米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480年9月，雅典300多艘战舰在萨拉米湾集结，希腊海军统帅特米斯托克利斯派人假装逃兵，向波斯王薛西斯谎称雅典舰队内讧，让波斯军队接应。薛西斯不知是计，下令波斯海军全部600多艘巨型战舰尽数驶进海湾，萨拉米斯海战正式打响。萨拉米斯位于雅典西南，水域狭窄，以雅典舰队为主的希腊海军利用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自己的战舰灵活机动的特点，重创波斯舰队，一举扭转了战局。
至此，薛西斯再也无心恋战，匆忙撤回亚洲，波斯彻底丧失了在爱琴海的制海权，希腊取得了胜利。
希波停战协定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停战协定。波斯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放弃对爱琴海的控制权，并承诺不再派军舰进入爱琴海；雅典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不再插手埃及事务。希波战争宣告结束。
希波战争的影响
希波战争对波斯帝国来说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此，波斯失去了在欧洲扩张的机会。而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却由此趋向极盛，希腊邦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变。
斯巴达一家称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发展，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大量在海军服役，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提高了政治地位，希腊的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随着雅典霸权的确立，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在其附属城邦广泛传播，给寡头制和贵族制以沉重打击。雅典达到空前繁荣，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了坚宴的基础。希波战争之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之势，且一直延续至今。
希腊城邦的兴衰
希波战争结束后，希腊各城邦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相当多的城邦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手工业发展缓慢，基本上被排除在海上贸易之外。但另外一些城邦如雅典、米利都、麦加拉、科林斯、叙拉古等，手工业和商业发
伯里克利像展程度较高，社会经济在希波战后，进入了繁荣时期。
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古典时代希腊社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一方而，在少数城邦中，手工业、商业及金融业高度发达，奴隶劳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多数城邦仍保持着古风时代的面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继续占据优势地位。
同时，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奴隶制经济已臻发达阶段，大致表现在：希腊使用奴隶劳动虽然很普遍，但以小规模为主，可称为大奴隶主的公民和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各等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第三等级为首，即在希腊奴隶制经济中，占优势的是小农和小作坊经济，这与东方之王室、贵族、神庙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同；奴隶劳动被用于商品生产的比重较大；希腊各邦一般不以本邦公民为奴，所使用的奴隶都是外邦人。
雅典海上霸权
因希波战争而缔结的提洛同盟，在战争结束后逐渐变质，最终成为雅典控制同盟各邦的工具。自行退盟的城邦遭到雅典的残酷镇压，盟金份额和使用完全由雅典决定，各邦在军事、外交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都得按雅典意旨行事。
入盟各邦按地域分为五个纳税区，实际上是雅典的监督控制区。除了军事暴力统治外，雅典还通过在各邦议会和政府中派人常驻甚至担任要职支持各邦倾向雅典的政派、干涉各邦司法等手段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加强对同盟各邦的控制。由此，雅典确立了自己的海上霸权，这为雅典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是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伯里克利时代”
公元前457年，在平民政治家、执政官伯里克利的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里克利成为首席将军，并连任此职多年。
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制更加完善，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虽然未正式废除，但实际已失去意义。
历史上把雅典的这一时期称为“伯里克利时代”。
伯罗奔撒战争
雅典的霸权不断受到来自其他城邦，尤其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严重挑战。双方的冲突最终引起了希腊世界内部相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最终，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落败，斯巴达取代雅典成为希腊霸主。
新一轮的城邦争霸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新的矛盾也随之产生。一方面是失败的雅典和原提洛同盟各邦的不满以及伯罗奔尼撒同盟内的科林斯、底比斯等大邦对斯巴达独断专横的抵制；另一方面是波斯从中利用，挑拨离间。各邦的混战和同盟的分合层出不穷，他们始终未能找到摆脱战乱和危机的途径。城邦体制的生命力已濒临枯竭，而城邦危机却为马其顿王国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忒拜的霸权
忒拜在民主派领袖佩罗庇达和伊帕密南达相继执政后，渐趋强盛，并恢复了以它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逐渐取代了斯巴达的霸主地位。公元前371年，忒拜在留克特拉一役痛歼斯巴达军，次年冲入伯罗奔尼撒，解散其同盟。斯巴达虽未亡国，却已失去一切强权地位。但忒拜的霸权也未能长久，当时乘机组成第二次海上同盟的雅典又对忒拜的强大深感不安，反而和斯巴达联合以抵制忒拜。在公元前362年的曼丁尼亚战役中，忒拜主将伊帕密南达阵亡，忒拜的霸权迅速瓦解。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的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东方的城市出现了优美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东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也传人了西方，丰富了西方的知识宝库。亚历山大的东征，还开辟了东西方贸易的通道。亚历山大在东方建立的几十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商业中心。
马其顿的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