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大文化圈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地区。这一文化从发现到定名又一直得到中国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考古工作刚刚起步，就开始了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最初的工作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进行。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年是实习学生，后来成为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学术权威。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加入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60年代末期，经过多年的调查，红山文化的范围已经基本得到确定，而它所属的年代也可基本推定为距今6000—5000年之间。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红山文化同全国其他各地区的史前文化一样，只是通过它的陶器群、房址、窑址给了研究者一定的印象，它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殊性，人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是起于20世纪70年代。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定则是这种变化的开始。红山文化的玉器早在30年代就已见著录，海内外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有一批传出于东北地区的特征相仿的玉器。由于当时人们对当地的原始文化缺少全面的认识，这批玉器的时代一般被定为商周时期或者更晚。70年代开始，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文物商店不断收购到这类玉器，大多来自于当地群众之手，可见是该地区新出土的。这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对这类玉器出土地点的追寻。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辽宁省全面进行文物普查的时期，正是在这次普查中，重要的东山嘴遗址被发现。通过后来的正式发掘，确认了东山嘴遗址是红山文化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群遗迹。遗址中出土的两件玉器，一件是双龙首的玉璜，另一件是绿松石的鸟（鹰）形饰，尽管与此前大量收购的玉器形态不完全相同，但艺术风格却十分的接近。这样，通过玉器的确认和祭祀遗址的发掘，人们对红山文化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以至于中国考古界的研究重心一度从黄河流域移向北方。
1981年，牛河梁遗址在文物普查中也被发现。两年以后，这个地点的发掘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史中的位置。大量的积石冢发现了，更重要的女神庙也发现了，随葬的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大量出土了。这项工作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该遗址迅速被定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划定了50平方公里的巨大的保护范围。从此以后，有条不紊的发掘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使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一出重头戏。
红山文化令人瞩目之处，一个是它独具特色的“坛”、“庙”、“冢”；另一个则是在墓冢中大量出现的精美玉器。
积石冢，顾名思义就是在墓冢上堆积石头。这种墓葬形式，在辽宁地区被广泛发现。以前的发现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时间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红山文化的积石冢，时代最早而规模也超乎寻常，结构复杂却又极规范，可谓一绝。
冢的位置一般都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的顶部，一般是一个山冈一冢，有时候也会一岗多冢。一个积石冢内一般有多个墓葬，墓葬的建造是用石板和石块砌筑石棺。大型的石棺建筑在土坑内，小的则没有土坑，这些石棺墓一般都成行的排列。每一个积石冢还有一个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央。大墓的墓坑又大又深，有的时候甚至开凿山岩以令其达到足够的深度。中心大墓的石棺也自然更为精致，一般用石板平砌，内壁十分齐整。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是玉器，种类齐全，选料精良。墓上先堆土后积石，冢顶部的积石似乎没有什么规律，而冢的周边部分则垒砌讲究。冢的形状一般被砌为正方形、长方形或圆形。有趣的是，这些墓内一般只随葬有玉器，没有其他随葬品。陶器大多摆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陶器，很厚，腹部一面会有黑色彩绘。特殊之处是这些陶器都没有底部，然后它们被成排的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由于这种现象十分奇特，很多学者对这些有意摆放的陶器的功用作过讨论。有人觉得是和墓葬祭祀有关的陶鼓；比较权威的认识是从力学角度分析得出的，认为它们起到保护冢顶和周围石砌不至于坍塌的类似“坝”的作用。
与积石冢密切相关的是祭坛。红山文化的祭坛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就是以冢为坛，因为这些积石冢本身规模宏大，冢顶一般宽敞而又平坦，形状有方有圆，因此本身就具备祭坛的功能。在中国史前时期，这种祭坛与墓地在一起的形式并不少见，同具盛名的良渚文化中就有类似情况。第二种是在积石冢周围，特别是冢的南部（研究者认为这是冢的前面）经常发现大片的红烧土堆积，应该是附设于冢的祭祀遗迹。第三种是已经独立出来的、有一定规模的、祭坛。积石冢一般选用白色石灰岩做原料，这种独立于冢的遗迹则用了红色的花岗岩石料。不同于冢内石块平砌的做法，这些石料被竖立放置类似“石栅栏”，并有三重圆圈层层叠砌。这一祭坛位置也在诸冢的中心，显示出它特殊的地位。
在对史前墓葬研究中，一般以一个墓地内的墓葬规模大小来区分等级高低和社会的分化程度。但是这种方法在红山文化中不再适用。红山文化的埋葬完全以冢为单位，独立性很强，每个冢或每群冢都独占山头。冢内中心大墓明显具有“冢主”的地位，突出“一人独尊”的特点。《礼记·檀弓上》讲古代“墓而不坟”，但是红山文化发达的积石冢上的建筑，却十分突出墓葬的位置与主人至高的身份地位。以大墓为中心形成的高耸而又宏大的冢丘，有如后来的王陵，称其为“山陵”并不为过。
庙与坛、冢一起，三位一体形成了红山人的独特的世界观。如果说坛和冢关注的是生命的主题，那么庙关注的是神的世界。早在70年代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掘时，就出土了一批陶塑人像。当时研究者注意到，与小型孕妇像共出的，还有一种盘腿正坐、两臂相交的中型的陶塑像，认为这类塑像不会是露天置于坛顶的，应该有“神居之所”。这种猜测数年后，在辽河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的发掘中得以证实。但是女神庙保存的完好程度、内容的丰富多彩，仍然出乎众人的意料，尤其是女神像的逼真和巨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女神庙是整个建筑群中保存较好的一座主体建筑。庙为土木结构，完全不用石料，这和大量石灰岩构成的积石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表现出红山人精神世界中的两个不同侧面。庙从平面上看，是个窄长形状，南部一端有圆形的主室，两侧各有一圆形的侧室，北部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从现存的碳化木痕分析，地面上原来立有木柱，柱子的内侧贴上草茎类植物，再涂抹草拌泥，形成墙体。墙面为多层，层层黏合而成，墙上还有壁画装饰，有红白两色的几何形回字图案。庙内堆满了遗物，除了坍塌的墙面，屋顶残块以外，就是大量的人物、动物塑像和陶质的祭祀用器。
泥塑动物大多残损，能够辨识出来的有龙形和鸟形两种。能辨鸟形的其实只是一对鸟爪，长度大约15厘米，但是指节分明，爪尖锋利，造型十分生动，看来是一种大型的猛禽。
人物塑像是庙内的主要遗物。它们大部分是由较粗的泥土为胎捏制的，在外表涂抹细泥质，再打磨光滑而成，有的表面还涂朱或有彩绘。可以看出形状的残件大约有眼球、手部、上臂、肩部、乳房、腿部等，表现出明显的女性特征。通过分类，可以推测至少有7个不同的个体。根据个体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从质地、大小看属于同一个个体，大小相当于真人的三倍；第二类残件属于几个个体，大小相当于真人的两倍；第三类则基本与真人一样大。
女神庙内最重要的一件出土物是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出土时乎放在圆形主室的一侧，除了下唇、左耳略有残缺以外，整个脸部非常完整。长约225，宽约235厘米。泥塑原料是黄色土，掺杂了草茎类物，未经过烧制。泥胎的质地较粗，捏塑的各个部位则是细泥，外表经过打磨，表面略呈鲜红色，唇部涂朱。头的反面较为平整，推测当时是贴在墙上的。从头后面的断裂部分可以看到有竖立的木柱痕迹，可能是塑像的身体“骨架”部分的遗留。头像看来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鼻梁低短、圆鼻头、无鼻钩、方圆形扁脸、颧骨突出，两眼斜立。尖圆的下颌、圆润的面部和小而纤细的耳部，又具女性的特征。头像的塑造十分的传神，嘴角微微上翘，似乎要开口诉说什么；眼球的处理更为精妙，在凹陷的眼眶内，嵌入两个圆形玉片，真有“画人点睛”的效果，眼神一下子就显得炯炯有光。虽然只余头部，却可由此想见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女神形象。
从女神庙的出土遗物可以看出，红山人有着女神崇拜的思想。在古代，女神象征生命的繁衍和大地的收获。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力延续的象征，在世界各地各原始部族中受到广泛的崇拜。但在中国早期文化中，这种崇拜的证据却不多见。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用充分的考古实物证据，证明了中国原始信仰中女神崇拜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时。这里出现的大量女神像，有一具大至真人的三倍，另有二倍大或等大的差异，可以看出当时的信仰形式已经摆脱了一般的群神崇拜的原始模式，神也有了等级的划分。一尊主神的结构和积石冢内一墓独尊的等级相对应，既反映了当时的信仰体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尔雅·释宫》定义说“室有东西厢日庙”，这和女神庙的实际平面布局是可以对应的，因此，我们还不妨将女神庙视为中国宗庙建筑的雏形。
红山文化颇具盛名的另一方面，是它发达的琢玉工艺。
红山文化的玉器主要有动物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和其他装饰玉件几类。以玉猪龙为代表的动物形玉器，还包括了龟和鸟两类，这些是红山玉器中内容丰富、制作技术很高的一类器物。不少器物背面有穿孔，从出土情况看，它们有特殊的功用，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装饰物件。比如玉龟就常常是成对出土，分握于墓主人的两手，可能具有某种神性的象征。
勾云形玉佩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常见、又具文化特征的一个品类。它的造型和纹饰富于变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个不变母体的意义一直没有定论，令人浮想联翩，引来无数推测。有趣的是，这类玉佩背面都有孔，但出土时却是竖立放置，而且有孔的一面冲上。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它不是简单的缀在衣物上，而是单独存在，另有用途，可能是墓主人入土时手握权杖一类的端部。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却又无人知晓。
红山文化治玉的技术比较先进，制作颇费人工。一般将玉材切割成大致外形，然后通过再加工，将边缘部分磨得圆钝光滑，平面也加工出适度的弧面来，在钻孔后的孔边缘部分也要加工。在装饰艺术方面，红山人掌握了以简胜繁的要领。他们对玉器表面的刻画十分慎重，要表现动物形象时，总是只有在必要的头部、羽翅位置适度刻划，然后是通体磨光，没有一点儿额外的工夫。红山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是在玉器表面一般会磨出很浅、但宽窄深浅十分均匀，并随器物形态变化的浅沟纹。这种技法的难度大大高于一般的切割、刻画、钻孔和打磨，却使玉器温润的特质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由于红山文化玉器从器形到制作技法方面的这种种特点，使其在同时代的史前文化中成为姣姣者。“红山玉”也成了文物收藏界趋之若鹜的精品。
对于研究者来讲，红山文化的价值却不止于玉器。同时期一般墓葬中常见的石、陶、骨器等随葬品在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中基本不见。实际上，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和堆砌于冢四周的陶器也都制作精良。因此，对玉器的情有独钟，反映的是更高层次的“玉葬之礼”，在这里，玉不仅仅是地位的象征，更可能被赋予以道德、价值的观念。将玉作为“德”的载体，在中国的传统审美意识中，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5000年之前的红山文化中，这种传统却已得到很好的发挥。
充满神秘气息的玉器，“唯玉独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实的女神崇拜，构成了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北方原始文化的立体形象。由于它处于长城南北交汇的独特位置，它的辉煌成就就更为发人深思。毫无疑问，红山文化将是中国文明起源历程中一个精彩的前奏。
东方的早期城市文明——山东龙山文化
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徐旭生先生将早期的中国先民划分为三个族团，分别是华夏、苗蛮和东夷。蒙文通先生亦根据他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的居民分为三大民族：河洛民族、江汉民族和海岱民族。这两个集团与民族的三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吻合。而海岱地区一直是中国史前时期强盛不衰的文化区所在，与东夷传说密不可分。尤其是到了龙山时代，更是以林立的城址、严格的礼制、以及文字、青铜器的出现，而成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有关龙山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也是中国史前研究中可与仰韶文化并肩的两大重心之一，历史悠久，成果丰盛。
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春天，考古学前辈吴金鼎先生在山东进行考古学调查时，路过龙山镇武原河东岸的城子崖，在路边的断崖上发现灰土层的文化堆积，认为那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并当即采集了一些石器和陶片。第二年的夏天，他又去了当地详细调查，由于遗物中没有发现铁器等内容，所以断定它的时代较早。
1930年，河南殷墟的发掘因故暂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当时考古组的主任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并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这一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开始了城子崖的发掘计划。
城子崖的发掘由梁思永先生主持，先后两次，确认了以黑陶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1934年，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按照自己的科学发掘和记录方法，独立进行的一项计划，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以黑陶为特色的这类遗存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山东地区史前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首次发现在龙山镇，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这个名称，后来更是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原始文化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