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你看他那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妇的安详，柔和，端丽，现在在剧烈的阵痛里变形成不可信的丑恶：你看她那遍体的筋络都在她薄嫩的皮肤底里暴涨着，可怕的青色与紫色，象受惊的水青蛇在田沟里急泅似的，汗珠站在她的前额上象一颗弹的黄豆，她的四肢与身体猛烈的抽搐着，畸屈着，奋挺着，纠旋着，仿佛她垫着的席子是用针尖编成的，仿佛她的帐围是用火焰织成的；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但她还不曾绝望，她的生命挣扎着血与肉与骨与肢体的纤维，在危崖的边沿上，抵抗着，搏斗着死神的逼迫；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她的灵魂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因为她知道这苦痛是婴儿要求出世的征候，是种子在泥土里爆裂成美丽的生命的消息，是她完成她自己生命的使命的时机；因为她知道这忍耐是有结果的，在她剧痛的昏瞀中，她仿佛听着上帝准许人间祈祷的声音，她仿佛听着天使们赞美未来的光明的声音；因此她忍耐着，抵抗着，奋斗着……她抵拼绷断她统体的纤维，她要赎出在她那胎宫里动荡着的生命，在她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出世的盼望中，最锐利，最沉酣的痛感逼成了最锐利最沉酣的快感……徐志摩短短的一生，其实都在致力于自己理想的“馨香的婴儿”的迎候。因此，他曾反复提及过这篇散文诗《婴儿》。先来看看徐志摩自己对这篇散文诗的谈论，将有助于我们对《婴儿》的理解。
1924年秋，徐志摩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演讲稿发表时题名为《落叶》）中，引用过《婴儿》之后，说：“这也许是无聊的希翼，但谁不愿意活命，就是到了绝望最后的边沿，我们也还要妄想希望的手臂从黑暗里伸出来挽着我们。我们不能不想望这痛苦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
甚至过了五年之后，1929年秋，徐志摩在上海暨南大学的一次演讲（演讲稿发表时题名为《秋》）中，还提到：“我借这一首不成形的咒诅的诗（指《毒药》，——本文作者注），发泄了我一腔的闷气，但我并不绝望、并不悲观，在极深刻的沉闷的底里，我那时还摸着了希望。所以我在《婴儿》——那首不成形的诗的最后一节——那诗的后段，在描写一个产妇在她生产的受罪中，还能含有希望的句子。在那时带有预言性的想象中，我想望着一个伟大的革命。”
从徐志摩的这些自白中，我们不难看到两点：第一，《婴儿》不是对真实的人的诞生的描写，它是象征性的，是一个凝聚了作者情感和愿望的诗歌意象，寄托着诗人对“一个更光荣的将来”的期待；第二，它是站在绝望的边沿唱出的希望。理解了这两点之后，我们会进一步明白，作品中的“婴儿”与产妇的关系，也是理想与时代环境关系的一种象征。或许可以说，难产的“婴儿”象征着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在“生产的床上受罪”的产妇，则是当时正受着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的中华民族。
由于理想和希望本身是个相当抽象、模糊、朦胧的东西，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形态也过于庞大复杂，难以在“婴儿”的形象上得到具体的落实，因而“婴儿”这一象征形象在作品中显得抽象、朦胧了一些，但这不能算是很大的艺术缺陷，因为作者所倾注一腔情感描写的，是为了分娩这个馨香儿所经受的伟大悲壮的受难。在表现这种悲壮的受难的时候，作者也不象《毒药》那样放纵自己的情感，而是注意节制与驾驭，并将它们转化为艺术情境和氛围，使之产生更大的象征力量和暗示性。在这有巨大艺术概括力和带有预言性质的想象性创造中，徐志摩表现出了超越性的建构力与艺术技巧，有力地把握住了读者的情感和联想：
一个安详的，镇定的，端庄的，美丽的少妇，现在在绞痛的惨酷里变形成魔鬼似的可怖：他的眼，一时紧紧的阖着，一时巨大的睁着，她那眼，原来象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象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色的口唇，现在象是炉底的冷灰，她的口颤着，撅着，扭着，死神的热烈的亲吻不容许她一息的平安，她的发是散披着，横在口边，漫在胸前，象揪乱的麻丝，她的手指间紧抓着几穗拧下来的乱发；……这种甚至引起读者生理震颤的细致描写，表面上写的是美的变形扭曲，是以丑写美，其实是写美的转化和升华，写安详、柔和、端丽的优美，在炼狱般的受难中转化、升华为一种义无反顾地献身的壮美。这是一种更神圣、更接近本质的美，具有宗教般的神圣与庄严感。正是通过《婴儿》这种不同于传统的美感，我们既感受到“产妇”的崇高悲壮，又感受到“生产”的艰难。它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本世纪中国人民自“五·四”以来追求民主、自由、解放的悲壮曲折的历史行程，“这母亲在她生产的床上受罪”的形象，既概括了当时的时代状况，其实也是这之后境况的预言性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