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中国散文，以“闲适、闲情、闲愁”为主的题材稍占上风。李存葆《渐行渐远的滋味》、梁晓声《父亲与茶》、余秋雨《中国文脉》、鲍尔吉·原野《井》、林清玄《佛鼓》、唐兴顺《双河物事》、安谅《那一些晶莹的泪花》等散文作品，分别从地方小吃、自然风光、人文风俗等不同角度入手，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字字句句里动了真情。
一、散文的闲适之美。
李存葆的《渐行渐远的滋味》，一改以往的宏大叙事特点，通过描写作者不同年代与山东小吃的故事，比如煎饼、饼子、馒头、山东大米、山东小米、粽子、月饼、年糕、烟台苹果、莱阳梨、沾化冬枣、夏津桑葚、青州蜜桃、乐陵金丝小枣、中国对虾等，原汁原味，热气腾腾，再现了“我”和这些小吃的故事，强调了我们的“味觉是拒绝遗忘的”。作者历数了山东犄角旮旯里的小吃，通过散文的形式来怀念山东小吃，究其缘由，是人们必需的猪鸡鸭、五谷杂粮，如今有许多都是被“速成了”的，罪魁祸首原来是人为使用“化肥和农药”、“瘦肉精”、“漂白粉”之类。
梁晓声在《父亲与茶》中，讲述了“我”四次送茶、“父亲”对“我”从怨到怒到爱的包容、“我们全家”以“茶”对“一个好人”再三报恩未果的往事。显然，作者在文字当中强压住个人汹涌澎湃的情感，不做过多抒情、感叹、心理活动之类的描摹，始终有节制、有次序地进行着自己的叙事。梁晓声所描写的这四个送茶的故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道出了人与茶、事与茶、历史与茶、感恩与茶等诸多哲理。读完此作，我们对于苦难、对于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也便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
青年作家范晓波在《追赶草原》里，竟然是这样一番初衷：“早听说呼伦贝尔是中国最美的大草原，也清楚它正以每年2%的速度退化。这使得我对它的首次朝觐就变成了一次日月兼程的告别。”作者满怀忧虑，风尘仆仆地前往那里，一头扑入了绿莽莽的大草原，看到了久违而又美丽的绿草山坡、牛羊群、鹅、赛马，以及骑着摩托的牧马人……作者的更大担心是，如果某个民族的风俗和天性失传之后，整个地球会不会同化成一个村落？写到这里，“追赶”成了对即将消失的呼伦贝尔草原、一种民族文化和天性、地域语言被趋向大同化的痛心疾首，发人深思。
二、散文的人性微光。
周亚鹰的长篇散文《我是城管》，坦露出一个城管局长的心声。《我是城管》是一部树立“新城管”形象、拷问“好官员”良心的振聋发聩之作，我猜测，读到这篇散文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悟的，当然，也希望像他这样的“八品官”能越来越多。该作品首次发表后，被几十家媒体连载、重点报道，在全国读者当中引起强烈反响。
赵钧海的《蛰伏在旧照片上的父亲》，从没有赶上父亲出殡说起，语言内敛而又节制，且充满了一点点黑色幽默。作品通过一张张黄旧的照片，回忆了父亲之于我们全家人、之于他所有工作生活过的小地方的爱恨怒骂的故事。“我翻出了父亲遗存的照片——那些被称为遗像的东西。它们被父亲用报纸包裹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它们是一叠伴随我出生、学步、启蒙的照片，它们隐匿着我五十年的幸福与欢悦，也隐匿着我肉体生长与灵魂洗练的微妙过程”，平静下面，隐藏了一颗怎样激动、感恩、愧疚的心啊！打开这些老照片，我们仿佛听得到父辈熟悉的一些声音，感受到亲情像春水一样漫过。
李泽光的《命运是一张洁白的纸》，标题十分抢眼。作者描述了只有小学文化的“弟弟”单身一人闯荡江湖，由于没文化，在香港这个大都市里难以生存，只好两手空空地回乡成亲，“在那个花花世界里打拼了15年，结果空手而回，我真替弟弟汗颜。弟弟对我们说，此次回乡扎根，他曾犹豫过，他真的不敢面对众乡亲，在无奈之下，选择回乡才是唯一的出路。一个人在外面闯荡，在遇到绝境时，便会想起家。”弟弟开始自卑了，“他常常低着头，不言不语，他在想什么呢？明理的人都会明白他的内心世界”，读到这里，我不得不为他弟弟这类“掘金人”的命运喟叹。人生真的像炒股票一样，有赔有赚的。
三、炽热的军旅情怀。
王宗仁先生的《大地与坟茔》，依然保持和延续了他宏阔的、震撼的“青藏高原军人”散文特征，作品描写了当年牺牲在青藏高原上战友们的坟，回忆了他们把生命献给西藏和平事业、献给伟大祖国的感人故事，其中的“一个人的陵园”一章，回忆了1959年亲历的一次歼灭西藏叛匪的小战斗，而作者的年轻战友王治江就牺牲在白雪皑皑的青藏高原上，“我们”把王治江的血肉之躯埋在那里，然而，几十年后却再也找不到他的坟茔了，从此，战友们的灵魂飘在了他乡。更加令人不安的是，随着战友们后来的各奔东西，他的坟茔竟然被大家遗忘了，但是，作者一直没有忘：“好几次我曾想写信给治江家里，告诉他二老儿子安葬的地方，却始终没有勇气写出巴颜喀拉山这五个字。这五个字为什么这么沉重？据我所知，家乡的政府告诉治江的父亲，儿子牺牲后安葬在烈士陵园里。老人哪里知道那个陵园只有儿子一个烈士！”读来，令人眼泪纷飞。
田华的《兵》，所表现的却是新时期基层战士的心声。这篇散文分为“大豁口”、“司机老杨”、“吴大队长”、“开荒种菜”四个部分，从刚刚入伍后的困惑和委屈，到后来的扎根部队、献身国防，作者发生了很大的心理变化，也反映了战士不怕艰苦、无私奉献的几个故事，可读性强，语言也很有个性。
贾凤山先生的《走近防川，走近土字牌》，保持了作者一贯刚硬、豪放的文风。作者回忆了一次防川之行，记录了身为一位军人面对国门那一刹那的激动，这份激动，显然对于军人来说意义非凡，因为保家卫国是军人的神圣使命，“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国土”绝不是一句空话。透过短短的两千多字，我们看到的不是苍白无力的歌吟，而是沉甸甸的战士的心！
四、短文的玲珑之美。
李国文先生的《楼与人的记忆》，令人难忘。作者深情回忆了一栋名叫“朝内大街166号”的老楼，写了自己怀揣着代表作《冬天里的春天》投稿和出书的前前后后，作者之于那栋老楼，或惶恐不安，或万丈豪情，或激愤，或回望，更多是感恩。楼和人如此，何况人和人呢？
安谅是一名援疆干部，具有强烈的作家情怀，他的长篇散文《援疆日记》影响甚广，而《那一些晶莹的泪花》系列短文（原载《散文选刊·下半月》2012年第1至12期）呈现出一片原汁原味的大美新疆来。作品由12章组成，分别描写了红柳、胡杨林、沙漠、戈壁滩、石头城、香妃墓、巴扎等新疆文化元素，朴实真挚的文字里，或写景，或抒情，或激情，或浪漫，始终跳动着一颗援建新疆、奉献青春的心。作者从大上海出发，行进到新疆喀什，一路汗水，一路歌吟，却毫无倦意，体现了一种崇高的、伟大的家国情怀。
注：本文系中国散文年会组委会主任蒋建伟先生在201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大会”上所作的年度报告——《2012中国散文漫谈》，改为现题后刊发于《解施日报》（2013年1月14日），被《社会科学网》、《求是理论网》、《中国作家网》、《中国网络文学联盟理论评论网》、《上海作家网》、《散文吧》等众多媒体转载。
43、为城管“正名”，写书呐喊外更需行动
刘西洋
近日，江西省广丰县城管局局长周亚鹰，携带其20万字纪实性长篇散文《我是城管》，在江西南昌举办新书发布会。他表示，著书的原因是为了还原城管的真正面目，站出来为中国城管呐喊。据本人介绍，此书是根据他自己的经历、理解和认知，把城管之所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背后不为人知的东西说出来，借此还原城管的本来面目。（11月18日，人民网）
当今，我国城管之所以被很多民众误解，被“妖魔化”，诚然其中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隐情。但是，古话说得好“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城管与民众之所以会产生今天这样的矛盾，我想这和部分城管平日的行为是分不开的。
“以邪治邪”、“暴力执法”等这些过多的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充斥在公众的耳边，致使公众对城管的印象越来越差。这些关于城管的不文明执法行为一点一滴的在公众心中积累到今天，使得城管在公众眼中被“妖魔化”，如同“过街老鼠”。在当今情形之下，要想重塑城管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仅仅靠写书“呐喊”恐怕是不够的。要想获得公众对对城管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城管们还要有实际的行动。
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肩负的是为市民服务，代表的是社会正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象征。城市的和谐，市民生活环境的舒适、有序，都离不开城市管理者，也更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和自觉遵守。城管与公众之间的“积怨”也必须要得到化解，城管与公众之间必须要趋于和谐。
要化解公众与城管之间的深厚“积怨”，政府必须加强对城管的规范和管理，提升城管的个人素质。城管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也要规范自身的行为，文明执法，态度和善，人性化执法，以一个文明执法者的全新姿态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公众也需要自觉维护和遵守城市秩序，理解城管，支持城管的工作。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公同维护好城市的秩序，建立优美的生活环境。
注：本文为《长江网》时政评论，从评论内容看，作者在写此评时显然还未看过《我是城管》，但其观点是中允的、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节制的、建议也是中肯的，因此，作为当事者，我很愿意接受刘西洋先生这篇批评文章，故编入本书。
44、著书立说岂能“挽回城管形象”？
舒朗秋
江西省广丰县城市管理局局长周亚鹰，17日携其20万字纪实性长篇散文《我是城管》，在江西南昌举办新书发布会。他表示，著书的原因旨在还原城管的真正面目，为中国城管呐喊。（11月18日中国新闻网）
身为事务繁杂的城管局长，能够将日常工作的经历和体会写成文字，周亚鹰无疑是个有理性思维的学者型领导。像很多城管局长一样，他也想改变世人对城管的“误解”、“偏见”，也想“挽救城管形象”，所以才出版《中国城管》来为城管“呐喊”。只是这一初衷未必能博得人们理解和信服，有网友就直截了当“拍砖”，说这是“黄婆卖瓜”、“自己给脸上贴金”。
首先我们要厘清的是，一直以来城管在社会上口碑不好、形象不佳，到底是公众误会的原因，还是其自身存在问题？只要我们搜索一下城管野蛮执法之类的关键词，就会发现海量的负面信息，虽然不能说都是事实，但至少也不都是“空穴来风”。何况主流媒体也曾大量报道了诸如“城管打人”、“城管踢摊”、“城管强扣”之类的新闻，其中有些行为的确是够“妖魔”的，岂能怪罪公众栽赃和诬陷？
既然城管自身存在问题，作为一个有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的城管局长，应该带头进行客观反思，多从城管自身寻找原因和发现不足，并认真研究分析可以解决的有效办法和举措，这或许显得更有现实价值和社会意义。但事实上，周亚鹰局长的文章，更多的是在“还原城管的本来面目”，急于证明“城管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质就是无视自身问题的存在，只是利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来为城管撇清责任、鸣冤叫屈，显然不是真正想“挽回城管形象”，反倒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让人更加反感。
作为转型期的城管部门的确很特殊，总处在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他们也需要社会理解、公众支持和管理对象的配合。但是，这丝毫不能成为其管理粗暴、执法随意、忽视服务、放松要求的借口。城管局长真要是想“挽回城管形象”，与其著书“呐喊”，不如身体力行，带头转变管理理念、树立服务思想、倾注民生情感、规范自身行为、强化内部管理，以实实在在的工作、细致入微的服务来赢得社会的认可。正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注：此文是《中国江苏网》时政评论员舒朗秋先生所作评论文章，同《长江网》评论员刘西洋先生一样，从文章内容看，舒先生在作此评时显然还未看过《我是城管》一书，他带着先入为主的定势思维，对《我是城管》及我的城管工作进行了否定与讽刺，作为当事者，我虽然难以接受，但是，我相信舒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阳光的，因此，本着“开放作文虚心学习”的创作态度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处事准则，将此文编入本书，作为一面镜子，时刻警省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