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忠是历代政治军事集团争斗的焦点地区
在历史上，吴忠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势力相争的战略据防要地，因而中外耀武，战事频繁，烽火连天，史不绝书。现在的吴忠大地，仍是古长城环绕，烽堠相连，古城池堡寨依稀，古道、桥渡遗迹犹存。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全境处于西防羌族、北御匈奴的前沿。第一个封建王朝建立后，全国战争基本平息。匈奴南下成为秦王朝的第一大隐患。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率军北伐匈奴，夺取黄河南岸的河套地区，为加强收复地区的防御和管理，秦王朝开始治理边防，于第二年在境内设置了富平县，同时构筑长城，移民耕作，开发边疆。两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吴忠既是防御匈奴的要地，又是中亚交通要道上的枢纽。为保障防御匈奴的军需，西汉在境内又设置了灵武县、灵州县等县治，同时开挖灌渠，发展农业生产，在灵州专设河奇和号非两牧马苑，专门饲养与军事有关的马匹。卫青等出击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之时，就是以灵州为依托，在境内黄河上架设桥梁，并以黄河为天险，重修旧时沿岸城障作屏障。北周灭陈后，不远万里将江左之人迁入灵州。隋唐、五代时期，以灵州为指挥中心的朔方军镇，为唐代防区最大、兵力最多的军镇，当时驻军多达64000人。唐太宗时，由于有了灵州这样一个边陲军事重镇，在唐和回纥联军的有力打击下，才出现突厥各部纷纷降服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才得以亲赴灵州主持民族团结大会盟，被各部首领推为“天可汗”，并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绝句。唐玄宗时，张说为朔方节度使，他凭借灵州强大的军事势力，平服了康原子为首的突厥六胡州叛乱，并将其由灵州等地迁往河南，有力的保证了灵州以北、黄河河套以南的安宁，唐朝驻军由60余万减至40余万。天宝年间，安禄山、史思民叛乱，唐朝以郭子仪为灵武郡太守和朔方节度使，由于灵州聚积了天下劲兵，才被李亨选为登基之地，灵州一度成为全国军事、政治中心，成为兴唐之根基。宋代初年，党项族李继迁为了实现其建国计划，首先将占领灵州作为他控制整个宁夏平原的首要目标，宋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李继迁以5万兵围困灵州，宋军派王超率6万大军声援灵州，但大军未到，灵州即落入西夏之手，李继迁接着将灵州改为西平府，成为西夏建国前的首都。元、明、清时期，境内更是高墙垒筑，堡寨连片。历代王朝都因灵州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灵州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使它成为中原历代王朝加强西北国防的重镇，成为历代的西陲巨屏。民国年间，吴忠地区为内地军阀和西北地方军阀来往于包头、兰州、银川的必经之地，也是马鸿逵东攻“三边”，北守银川的门户。新中国建立后，先后有多个建制师、建制团和部队的一些工厂、农场在此驻防和生产，成为宁夏驻军最多乃至全国驻军比较密集的地区。
二、吴忠是北方多民族汇聚之地
吴忠地区曾是多民族的活动舞台。夏、商时期，西部的熏育（荤粥）、鬼方（西戎）等民族在这里结成原始部落，借黄河之便，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生活。西周至战国，猃狁（犬戎）、昫衍戎在境内活动。战国末，北部匈奴开始入居吴忠地区。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义渠戎发生内乱，秦军乘机“败其军，破其国”，原来胡人（匈奴）和戎人居住的地方被秦占领后，秦开始在西北地区修筑长城，以防北方的胡人入侵。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收复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蒙恬在对匈奴作战过程中，首先以强大攻势挫败匈奴气焰，抢占要地，控制边塞，然后筑城固守。据此战略，于第二年建立富平城，并从内地迁人开始在境内屯田戍边。秦末汉初，因楚汉相争，秦王朝徙边戍守者纷纷离去，边防松弛，匈奴30万骑兵趁机进犯，重新占领河套地区，秦时沿河修筑的城塞变成废墟。西汉初，匈奴兵屡屡南下，汉派张相如率兵10万迎击匈奴，大规模推行“徙民戍边”政策，大量汉人进入境内。东汉至三国两晋和南北朝400年间，吴忠一带先后隶属于羯、氐、羌、匈奴、鲜卑等民族建立的政权之下，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隋唐时期，吴忠一带是党项人、突厥人、回鹘人、汉人等民族的杂居地。唐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将降唐的10万突厥人安置在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一线。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以突厥、回纥等13部内附，置6部督府7州安置之，“六胡州”均在灵州境内。宋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首领李继迁攻占灵州改西平府，作为其临时都城后，党项族和汉族成为境内的主体民族。元末明初，回族形成后，吴忠成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清朝时期回族成为境内主体民族，他们和汉族在这里长期居住，相互融合，共同建设了这块沃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各民族平等、共同繁荣的政策，至2008年，境内有回、汉、蒙古、维吾尔、满等26个民族。
三、吴忠是西部的商埠重镇
吴忠地处水、陆要冲，道路四通八达，自古就因得“水旱码头”之利而成为西北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回族商埠。唐朝时，灵州成为关内北部的水、陆交通中心，特别是“丝绸之路”灵州—西域道的开辟，促进了西域和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宋、西夏时期，李继迁曾请求宋朝解除边禁，设立集市，互通贸易。灵州的商人，常常赶着牛羊和骆驼，去环州、兰州、保定等地区交易，而党项诸部都争相到灵州以牛马进行交易。明代时吴忠更是宁夏镇军事供应和军机文书、官员往来的必经之地。当时吴忠已成为陕、甘、蒙邻近地区和京、津等地的商品集散地。据《朔方道志》载：明朝时“吴忠堡列市数十处，逢三、六、九交易，逢集至者，骈肩累足，极为繁盛”。与吴忠堡相连的金积堡则设“集市四处，列市数十处，逐日交易，商贾云集”。当时已有商行、木行、铁行、皮行、骡马市、羊市、牛市、柴草市、菜市、米粮市、肉市之设，商品经营已趋专业化。清光绪元年（1875年），吴忠堡有商行、经纪牙侩和农民交易所，兰州、武威等地的商人将货物沿黄河运载而下，在吴忠堡聚散；平凉、天水、绥德、米脂、五原、澄口、包头等地的商人则从旱路云集吴忠进行交易。民国时期，特别是京包铁路通车后，吴忠的商业更是发达，这里不但形成了本地的回商八大家，同时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内蒙古、陕西的商人也到吴忠经商。随着吴忠商业贸易的发展，饮食、服务业也相应发展起来，当地的农民都纷纷进城摆茶糖干果摊，或卖牛羊肉、熟食，也有开客店、车马大店的，吴忠商业进入繁荣时期，至1933年，吴忠堡已成为宁夏商业中心，有“小上海”之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着手恢复生产、稳定物价、活跃市场，在扶持私营商业的同时，注重国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建立和发展。1959～1961年，私人摊点、小商小贩全部被取缔。1962年，允许私人摆摊点，私营个体社会商品零售额有所上升。“文化大革命”时期，个体商业再度受到严格限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取消了多种限制性规定，个体私营商业和集市贸易蓬勃发展，吴忠市重现了当年的“水旱码头”的繁华景象。每逢集日，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交易活跃，平均人流量5万～6万人（次），旺季时达到8万人（次），形成前所未有的规模。1985年，吴忠建成了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室内农贸市场，每年贸易成交额都在6000万元以上。同心县是规模较大的绒、毛、皮和木材集散地，尤其是这里的发菜市场，是全国最大的集散地。1990年，同心县集市贸易成交额4600万元，其中木材成交9085立方米，成交额947.4万元，占总成交额的10.42%；成交羊绒53.30万公斤、羊毛58.70万公斤、皮张25.40万张，成交金额达1417.80万元，占总成交额的15.60%；发菜成交17.41万公斤，成交额1236万元，占总成交额的13.60%。同心县韦州镇是一个古老的商贾之镇，回族人口占76.6%。该镇有大批回族农民从事商业活动，商业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这里的回族群众西去新疆，南下广州，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成都、深圳、西安、兰州等地，运销二毛裘皮、甘草、发菜等土特产品。购进服装、丝绸等名优产品，其集市贸易成交额达500多万元。如今在党的政策推动下，吴忠回族社会商品经济更加活跃，经营范围不仅门类更加齐全，而且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如汤瓶、吊罐、盖碗、白帽、地毯等都迅速发展。随着人民商场的建立，天鹅饭店、民族饭庄、百货大楼、国贸大楼、义务商厦、购物中心、明珠美食娱乐苑、新世纪商厦等商业大楼拔地而起，形成本地商业建筑群。
四、吴忠是中国西北地区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吴忠地处黄河上游，地势由西南向北依次倾斜，南高北低，南部为黄土高原丘陵区，东部为鄂尔多斯缓坡丘陵区，北部为银川平原，黄河横贯川区。平原区因有得天独厚的地势，使其自流排灌条件十分优越，丘陵区则有广袤的草原牧场，这为吴忠地区的早期农业文化提供了条件。早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率兵30万北逐匈奴，收取河南地（今黄河河套以南地区），调军卒、募民众、屯垦塞上，传入中原种植技术，同时在今关马湖一带设置了宁夏平原最早的县治——富平县，使吴忠地区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开发最早的地区。当时的吴忠一带被称为“新秦中”（“秦中”就是“关中”）。吴忠地处内陆，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气温年较差和日较差大，降水少而集中，尤其春季干旱多风，对农作物的春播和生长不利，发展农业，提高产量，就必须解决灌溉问题。因此，“修堤梁（修堤堰）、通沟浍（筑水渠）、行水潦（疏通水道）、安水臧（储蓄水流）”就成了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当务之急。于是西汉时期，境内开始兴修水利，开渠引水灌溉，自此境内出现了秦渠、汉渠、汉延渠，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证。随着农业的初步繁荣，境内的城市也随之涌现，这里不但有秦朝设置的昫衍县，到西汉时又设置了灵武县（今青铜峡市邵岗堡西）和典农城、灵州县。汉武帝初年，匈奴南下侵掠，见塞内马匹遍野，“畜牧为天下饶”。元朔三年（前127年），卫青、李息等领兵将匈奴赶出河套，得牛羊百余万头。西汉政府当时很重视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发展与军事有关的马匹饲养，当时在灵州就设有河奇和号非两苑专门饲养马匹。元狩四年（前119年），“关东大水，民多饥乏不能自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元鼎六年（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东汉时期，因吴忠地区地处边陲，多战事，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受到影响，但战后，朝廷为了恢复当地的农业，很快将迁往外地的居民迁还回来，修复废坏的灌溉渠道，大量屯耕。汉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居民“徙塞下屯耕，以省边塞军粮转输之劳”。北魏时，灵州的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薄骨律镇将刁雍组织军民修竣了艾山两岸废坏的一些渠道，新建了拦水大坝以解决渠道进水困难，仅此便可灌溉“官私田四万余顷。”由于农业的发展，宋泰始二年（466年），灵州、原州等地才能将50万斛粮食调往沃野镇以解决军粮之需，境内成为“岁课常充，民亦丰”的塞上粮仓。南北朝末年北周时，灵州已有“塞北江南”的美称。《太平寰宇记》卷三六灵州：风俗中记载，“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元年（578年）破陈将吴明撤，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唐朝著名诗人韦蟾《送卢潘之朔方》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由此可见，“塞上江南”或是“塞北江南”最初也就是指灵州，后来扩展到宁夏平原。唐代时，灵州地处抗击突厥侵扰的前沿，农业生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在此处发展粮食生产仍然是唐朝十分关注的大事。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娄师德为灵州等地管田事，他率士兵屯田垦荒，集谷数百万，军粮丰足。唐宪宗以李昕为灵州大都督府长史，他将境内的光绿渠加以重新修竣，溉田千余顷。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经营，使灵州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畜牧业产地。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它能在唐朝危亡的紧急关头，承担起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大军的粮食供应，据《宁夏军事志》载：“郭子仪率兵回防朔方，时朔方有精兵10万，战马3万”。这种能承担庞大军事供应的在当时的西北也只有灵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