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来说，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理论，就是儒家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对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进行归纳的说法。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组同心圆的基础上，在这组同心圆中，最核心的圆心点就是个人自身，围绕在个人这个圆心最近的一个圆，就是“家”；在“家”之外的一环，就是“国”；在“国”之外范围最大的一个圆，就是“天下”。这句话看似普通，但是里面包含了丰富的儒家伦理：强调个人行为的最终实现是在社会组织之中，对家庭与家族的尊崇，政治理想的突出地位……
如果这个理论过于抽象，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处于中层的理论，就是孟德斯鸠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
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就是人性是自私的，而且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统治整个社会的，因此，集权就会造成腐败和低效，所以要把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离。三权分立，既强调了分工的必要，又否认了政治权力的至高无上。
还有一些更为基层的历史规则，比如我们常说的“谋略”。
“谋略”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名词，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历史规则。谋略强调的是“应对”，即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下，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谋略是实用性非常强的一套历史规则，后人把谋略归纳成《三十六计》、《智囊》、《菜根谭》之类的实用书籍。这其中，《三十六计》是最为规范的谋略书，而《智囊》、《菜根谭》都是以谋略精神作指导的涉及到个人修养与处世原则的书籍，但这些内容依然是以“应对”这个谋略精神为中心的。
这些历史规则，都曾经而且也正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念，激励了一代代的中国士大夫，并且在今天也作为知识阶层的一种共识；三权分立的理论，现在还被许多国家遵循并且贯彻在政治生活中，比如美国；谋略原则，则在生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这类的俗语，正是谋略精神的体现。
前面我们说到，博弈论属于抽象化的、十分理性的模型分析理论。而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则是千变万化、鲜活生动的。那么，博弈论能为我们的生活和已经过去的历史产生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来看看博弈论的基本预设：人都是理性的。这个基本预设的含义是：人们在面对问题和一个个具体情境的时候，都不是盲动的、莽撞的、没头脑的。而是能够在选择策略的时候有明确的目标，就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既然博弈论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假设基础之上，那么，我们在遇到具体问题的时候，只要按照博弈论的这个原则去思考，即使没有现成的博弈论模型，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基本假设去分析现实和历史中的问题了。
比如，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事件：鸿门宴。为什么项羽可以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但是他最终没有杀？是他太过愚蠢，还是他有其他的考虑？是刘邦太过狡猾，还是当时的形势不允许项羽随便杀掉刘邦？如果没有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我们会觉得，项羽就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不把刘邦放在眼里，所以才放走了刘邦，放虎归山，而自己最终反受其累。
但是仔细去思考，就可以发现，鸿门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独的事件，而是在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片断。要分析项羽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结合整个的历史过程和鸿门宴当时的情境去考察，而不能简单地从结果和项羽当时的做法就得出一个看似正确实际上令人发笑的结论。
为什么要举这个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博弈论基本假设的作用呢？这恰恰是现实和历史之间的一个区别所导致的。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对现实的感受是直观的、具体的、真切的，但是这样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端，就是我们对现实的把握，只是零散的、不全面的、不客观的。
博弈智慧
历史事件经过时间的积淀，虽然有的地方不够具体不够详细，但是大体的发展脉络和过程是我们能够把握的，在这种可以把握的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某个具体情境中的策略选择，是我们更真切更理性地去了解现实的一面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