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教人方面特别讲究因材施教，他善于根据每个人的自身特点进行个别培养。十分突出的是曾国藩对待得力门生李鸿章的特别培养。
李鸿章于1847年考中进士。1847年3月清政府命令李鸿章协助吕贤基帮办“防剿事宜”。11月，太平军攻来，吕贤基自不量力，妄图螳臂当车，最终被击毙，李鸿章侥幸逃脱，后到庐州协助江忠源守城。1854年1月，太平军攻缄，江忠源城破自杀，李鸿章只好随父办理团练，还居乡里，乡人为之揭帖云：“翰林变作绿林。”
1855年，李鸿章督率团练攻陷含山，破敌有功得知府衔，11月，清军反扑庐州，李鸿章随军作战，联络当地士绅纠集内应，打开城门，清军拥入城，李鸿章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李鸿章年少气盛，小胜几次便托大言，夸大事实，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他的同僚对他很不满意，渐渐疏远他。郁郁寡欢之时，李鸿章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
咸丰初期，曾国藩统率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
李鸿章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想到在京缄时曾国藩与他有师生之谊，要是自己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笃念故旧，必将用之”。
于是，李鸿章离开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到九江湘军行营，直投曾国藩大营。
然而，曾国藩对李鸿章在安徽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军事活动，败多胜少，且小胜便骄，不可一世，因此对李鸿章很是不满，对李鸿章前来投奔一事也是不冷不热，总是借口军务繁忙，无暇相见。李鸿章开始还以为老师只是一时军务紧急，几天之内定会召见他，谁知他在旅舍中一住就是一个月，且无任何消息。李鸿章急得要命，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迫于无奈只好去找与他有“同年”之谊的陈鼐帮忙。哪晓得，曾国藩根本不把他当回事，总拿其他的事来回避话题，就是不肯轻易表明态度。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才智、学识都很欣赏，为什么又会对他如此冷淡呢？陈鼐看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日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语气生硬，说：“少荃是翰林，志大才高，了不起啊！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早已不像从前年少气盛、意气用事了。老师您就暂时收留他，让他试一试吧！”曾国藩终于答应留下李鸿章。咸丰八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
事实上，曾国藩内心还是很器重这个学生的，只是看到李鸿章心高气傲，想挫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也是曾国藩对得意门生李鸿章的良苦用心。从此以后曾国藩对他进行精心的培养，为他以后在官场立足打下了坚实的基矗
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对其部将刘秉璋说：“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洵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而诚服，受化于无形焉。”
李鸿章文才过人，曾国藩便让他掌管文书事务，又让他帮着批阅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不负所托，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非常得体。不出几个月李鸿章大有长进，曾国藩夸奖他说：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过人，办理公文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写得比别人好，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李鸿章平时跟随曾国藩左右，曾国藩的学识、修养之高，令李鸿章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别人说：“以前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未入曾幕前，先是跟随团练大臣吕贤基，此人无将帅之才，看问题片面，不尊重事实，1847年11月太平军进攻舒城，吕贤基盲目作战，被太平军击毙。后又跟随安徽巡抚江忠源，此人领兵作战毫无经验，1854年1月，太平军来犯庐州，江忠源城破自杀。李鸿章在这二人手下带兵，当然学不到什么东西。而曾国藩不同，曾国藩在乱世中能独当一面，他训练湘军也有独特方法。在他的努力下，湘军终于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他针对实际情况拟订了对策，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措施极为正确，所以在战争中能掌握主动，步步紧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因为曾国藩练兵有道，指挥得法，李鸿章才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
可以说李鸿章进入曾国藩的幕府，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关键。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时，曾帮助曾国藩起草过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折，深得曾国藩的欣赏。当时翁同书对捻军首领苗沛霖处置不好，结果造成时局突变，而翁同书也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曾国藩得知消息后，极为恼怒，认为翁同书身为朝廷封疆大吏，未尽守土之责。且在兵败之时弃城而逃，如果不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难以安顿民心，因此想向朝廷参奏弹劾翁同书。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很是得宠，他的门生弟子在朝中任大官的比比皆是，怎样拟写奏折，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翁同书，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帮翁同书说情，实在是让曾国藩费了一番脑筋。他开始时让一个幕僚拟稿，总觉得不满意，不愿采用。
最后让李鸿章代拟一稿，他觉得不仅仅是文章特别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弟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没有办法徇私情，也让朝中想袒护翁同书的人有话不敢说。曾国藩一看，大加赞赏，采纳李鸿章的稿件，把它上奏皇上，不久皇上下旨将翁同书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这样的才华，也难怪曾国藩对他青睐有加。
总之，李鸿章后能成名天下与曾国藩的精心栽培是分不开的。曾国藩重人才、用人才与精心培育人才获得人们称许。他重人、用人、育人已成一体，高度体现了曾国藩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