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是一个人成功环节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没有行动，任何计划、目标都是空无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仔细考察曾国藩一生的变化，发现这样一个道理：曾国藩在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时，不像一般的人那样，只停留在口头上，看不见一点行动。他是一个想得很周全，也做得很周全的智慧大师和行动专家。这也是他一生的精华。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以功显，又以文彰。另外曾国藩的事业有传人，有继承者，而以掘墓人为大忌。曾国藩不但有事功，而且找到事业上的继承人把这种事业推进下去，把门庭继承光大下去。至于以思想影响后人，更不必说了。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问，皆深知其意志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也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坚决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骥尾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愁。因此，曾国藩亟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而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在湘军攻陷天京，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鸿章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当李鸿章声望日垄甚至超过教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与曾国藩仍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噩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要交代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资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物议沸腾，而李鸿章正在大举进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若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街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两千余字的奏稿，发现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待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竞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实际上等于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目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待，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他说左宗棠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白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矛盾，为何老师竞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宗棠“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而后，他们又议论了办洋务之事。曾国藩强调洋务怎么办都好，但一定要抓住一点不放，就是冯桂芬说的：“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由于春节将近，李鸿章不得不辞别曾国藩赶回直隶。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就是李鸿章。
曾国藩“办事兼传教”，意味着他善于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计划落实到“办”和“传”两字上，这种切切实实的行动证明曾国藩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