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
明宣宗时，任锦衣卫指挥、官位三品的傅广，主动阉割自己，目的是想进宫效命。不料明宣宗很精明，说：“此人官位已至三品，还想要什么呢？自贱以求官，动机不纯，支付判罪！”
一个人主动吃亏，必定是有所求的，这后面深藏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明代人杨继盛临终前在遗嘱中写道：“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去。”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钓饵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并一再对弟弟说：“凡事都不要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易接受别人的钱财，一定要记祝”
曾国藩一生精明，当然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人主动吃亏，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
古代这样的例子并不少。管仲病得很厉害，齐桓公特地去探望他，并问：“仲父现在身体不好，对于治国的方法，你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呢？”管仲回答说：“希望君主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桓公说：“易牙为了给我煮味道鲜美的食物，连自己的孩子都煮了吃，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怀疑呢？”管仲说：“有谁会不爱儿子？能狠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只是为了侍奉我，还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管仲说：“有谁会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能下如此狠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桓公又问：“常之巫能预知生死，为我除去疾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管仲说：“生与死是上天注定的，生病是由于平时不小心造成的，大王不相信天命，安守本分，反而依靠常之巫，他会借大王对他的信任而去胡作非为，造谣惑众。”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15年了，父亲去世都不回去服孝，还有什么可疑的吗？”管仲说：“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人，能狠下心不服父丧，对国君还有什么狠不下心的？”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赶走了。但是他从此食不知味，宫室混乱，旧病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
过了三年，桓公认为管仲的判断失误，于是把这四个人找了回来。第二年，桓公病重，常之巫散布谣言：“桓公将于某日去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喝水、食物都得不到。他死后三个月，尸体生蛆爬出门外，才被人发现。
从齐桓公的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可结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曾国藩曾说：“君子知道自谦而受益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小人不知道自我夸奖是损失，因此一夸耀就功勋、美誉两相受损。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光焕日新，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一生位居高官，但从不以权谋取私利。1849年，曾国藩在北京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穷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剩下的都与兄弟五人抓阄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决心不再保留任何东西。
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做官期间俸银较少，但一直对家里有些资助。他求学期间曾借了别人一千两银子，回家又要几百两路费，他深感难办齐这么多银两。即便在他如此贫困之下，也从未利用职权，占取便宜，与今天的贪官相比，曾国藩不仅是清廉，更是聪明过人了，试想历朝历代哪个贪官有什么好下场呢？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不听劝告，曾国藩心急如焚，反复写信劝诫他：“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愿去虚心体验，动不动还要和我辩论一番，这是不行的。我们身居高位，别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们，因此做什么事都应谨慎小心。一般的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骄傲自满。君子真正过人的地方，就是虚心而已。我的话你不但要用心琢磨，而且外面所有不好听的议论，你更应该细心思考一番。古人说的好，身居高位还能做到不骄傲是很难的。”
曾国藩虽然时时告诫自己不可骄傲，不可因身居高位而过奢侈的生活，可有时自己不愿意，别人却会迫使自己这样。
有一次，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藩深觉愧疚。他说：“现在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官员也很穷；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骄奢，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汗颜啊！以后应当注意。”
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每次收礼，都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曾国藩常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恩惠，总是有什么目的，一旦拿了别人的好处，就不能秉公办理事情了。有人为了求得官职送礼，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做官不凭本事，却凭这些小伎俩，应该是没有什么学识的人。
因此在用人时，曾国藩往往会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上考察，爱自夸的人，常常急利好功，而那种不争功劳、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战时往往能冲锋在前，平时生活中甘心处于别人的下方，实际上后者最后不但得到功勋，而且得到名誉。因此能够忍让他人，实际上已经站在别人上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