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精于养身。他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是：血气刚强，要用安静加以柔和；思虑深沉，要用坦诚忠直作为要求；勇敢坚毅但过于凶暴，要用经常的训导加以辅助，使其不越正轨；行为急躁，要加以节制；气量狭隘，要设法使其胸怀宽阔；品行卑下，贪图小利，要用远大的志向进行激发；才能低下，学识平庸，要用良师益友进行辅导；举止轻浮，生活懒散，自暴自弃，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祸患；单纯朴实，诚恳忠厚，则要使这种品行符合礼乐，并引导其学会思考问题。
凡是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最直接的途径是依礼而行，最关键的是得到好的老师，最能发挥神妙作用的是专心致志。以上就是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
养心根本要靠手脚。曾国藩的养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捣乱。
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牛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孝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问，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柳絮飞舞，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多少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因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荆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因为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有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册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荚，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侍”，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是当时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另一方面，曾国藩意识到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于养生之道，不可以不留意。曾国藩论及养生之道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生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
曾国藩对于养生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燕翅当作家常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菜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礼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尤其应该竭力遵守。
此外，不会养心，就是自讨没趣；善于养心，我们才能不被外人所欺，不为外物蒙骗。而曾国藩是养心大师，且听他一席话：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则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率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室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在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中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仅仅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说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放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把我们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无论“以意志统帅气”，还是“以静制动”，大体上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挣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3里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很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足能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在他的《日记》上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眠食’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知道。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从事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注重的养生的项目，还有射箭，也可作为他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我看家里后辈身体都虚弱……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射箭足以练习威仪，增强筋骨，子弟应当多练习），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这些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对养生的方法，虽也讲多动少食，但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虚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国藩是如何节制恼怒，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国藩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磨砺自己。”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又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功夫。这在魏晋士大夫中确成为风气。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旷达、漠视礼法之人，他们常常聚于竹林、饮酒放歌。阮籍听说母亲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饮。嵇康更是狂放，时常在众人面前指责汤、武，批评周、孔。阮咸风流才俊，却曾与群猪共饮。刘伶嗜酒如命，酒不离身，常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刘伶纵饮，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工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中写道：“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