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做大事必须要有豁达光明之胸襟，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呢？在他看来，这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
品性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成大事者非常注重品性的锤炼，以此确保成功的基石。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读曾国藩的这一段话，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位饱经沧桑、聪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做成什么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境界。
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叫作“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叫作“明心见性”、“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赞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工夫的。
养气说是孟子人生修养方法中最有特色的学说，即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的“养气”实际上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它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使某种意志信念高度集中凝聚，然后让其充沛完满，贯注全身。此时，人的身心成为意志和信念的凝聚体，而意志和信念也找到自己的物质载体。孟子的“养气”与中国古代的气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都揭示：如果人们祛除各种心理杂念，保持心理意志的高度凝聚，致使周围磁场发生物理变化，由心理变化导引出生理变化，而生理变化又反馈和强化人的心理变化。这大概是孟子“养气”的真正内涵。
孟子的“浩然之气”是一种充溢着刚性的“力”，这种刚性之力并非来源于人体质的健壮和权势的显赫。身强力壮和位高权重固然有某种威慑力量，但若没有仁义礼智的信念做精神支柱，则不过是“匹夫之勇”和“妾妇之道”而已，因为它们只能让人口服达不到使人心服。“浩然之气”的刚性之力来源于人们对自我与宇宙合一的体认和对仁义礼智的信念和践履。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与他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是中国古代关于充实之美的理论基矗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实际上不就是指人的一种真力弥漫、生气勃勃的内在精神状态和充实郁勃的人格之美吗？它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孟子的“浩然之气”有一种无坚不摧、大无畏的品格。有了这种浩然之正气，就能坚持正义、气节和情操，“宁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为了捍卫自己的人格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也决不苟且偷生，玷污自己。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其“舍生取义”一道，给后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激励作用。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抗元失败后被俘，他严词拒绝了元朝统治者的威逼利诱，在狱中写下了慷慨激昂、流传千古的《正气歌》，其序云：“孟子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是气势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文天祥认为的正气贯注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气势磅礴，光耀日月，万古长存。有了这种浩然正气于胸，就达到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可以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而不动心，面对敌人的屠刀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与他一同欣赏《庄子》，谈庄子淡泊、超旷的人生理念，认为与孟子的“浩然之气”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于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于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啐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是啊！养浩然之气，做一个心胸豁达的大丈夫，这既是修身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