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地提供希望。向抑郁症患者保证——告诉他一切都会正常的——是十分重要的，但必须干得明智。在你下保证的一刻他是不会感到一切正常的。即使他需要鼓励，也不太可能相信。此外，如果真实的危险确实存在的话——如财政困难、离婚的威胁、孩子患病等——患者不需要别人否认这些。当事情确实不可收拾时，假装一切正常很难说是提供保证的方式。有位妇女为了帮助患抑郁症的丈夫心情舒畅些，言不由衷地对他说她爱他，并将“永远和他不分离”，尽管几个月来她经常向律师咨询如何结束这场她认为本质上是失败的婚姻。
这种保证丝毫不起作用，因为她说归说，丈夫从她那儿接受的非语言信息与此完全矛盾。
向患者提供的任何保证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抑郁症患者——无论他处于这种心境之中已有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已经失去观察事物的正确眼光。抑郁时，他觉得事情仿佛向来就像眼前那么糟糕，即使他明知并非如此。
有位男子，他一向是位好父亲、好丈夫和成功的企业家。但当他抑郁时，只觉得自己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妻子发觉他已无法对自身作出正确评价，便千方百计温和地提醒他，对于自己和孩子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她出自女人的本能这样做：不动声色，反反复复，从不过分。她常常随口说上一两句鼓励的话给他听，尽管他不能立刻作出反应。治疗专家知道，抑郁症的顽固性常常会否定医生的保证，对于患者性格和生活中的积极方面的过分强调，反而会驱使他在抑郁中陷得更深，仿佛他想以此来证明事情已经无可挽回，自己毫无价值。
人们试图帮助抑郁症患者的参与程度取决于他和患者之间的关系的性质。让一位朋友在帮助患者克服抑郁时负主要责任显然是不谨慎的。但他可以明确表示愿意随时效劳，他可以起配角的作用，但不应逾过由他和患者之间关系性质所确定的限度。
然而患者的亲属或密友则责无旁贷。“并不是我想为他干些什么——我必须这么做，”
一位妇女这么说，她丈夫一连三年陷入抑郁不能自拔。最后在朋友的劝告下她去咨询了精神病专家。她说：“上这儿来我觉得自己很傻，我不明白你能怎么帮助我们。”
精神病专家能够扼要地提出一种方案来说服她丈夫接受治疗，还能帮助她更新对丈夫抑郁症的看法。“我原先以为他不爱我了，并不由自主地将他的焦虑当成怯懦。我以为这场婚姻已经崩溃。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抑郁的后果，而不是本质原因。你给了我希望。”
亲属在加速患者康复中起重要作用：通过理解抑郁的本质、给予患者必要的支持，他们能帮助患者消除抑郁，开拓更坚实的关系体系。
预防——最佳的治疗
事后治疗统统不如事先预防有效。抑郁症最好的治疗就是有预见性的工作。”但是预防抑郁症比预防其他人类的病痛更为复杂。
预防抑郁的全部含义在于避免慢性抑郁症，以及防止慢性抑随症患者动不动就为自己设置陷阱。预防意味着直接体验抑郁而不是否认或把它转移到其他的生理、心理或行为的渠道中去。预防意味着解决人的内心冲突与环境内部冲突，这些冲突会使人在完全可以避免产生忧郁时产生抑郁。
这些目标需要公众改变态度，以便使抑郁症患者知道需要时如何去和到何处去寻求专家的帮助，并能毫不迟疑、毫无窘迫地这样做。在更本质的方面，预防还涉及到制定各类教育规划，来提高你们更有效地应付生活压力的能力，而不再将这方面的学习几乎全部留给偶然的机遇。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中，生活对人的种种要求太高、太复杂了，以致谁也不能指望只需随便混混便能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
根据目前我们把抑郁症看成有关影响身心健康问题的程度，可以将它的预防分为三个阶段：后期、中期和早期。
后期预防包括防止抑郁症已痊愈的人再次陷入抑郁应采取的各种步骤。精神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是调整患者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他对付精神压力的方法，从而消除那些成为病因的行为模式，如办事拖拉和讳疾忌医。抑郁症患者迟迟不愿处理困难或不愉快的处境，如丈夫不肯与妻子一道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如何改进性生活的办法，而妻子也不肯腾出一些工夫来提醒丈夫注意在养育孩子方面两人态度上的重要差别。关键的问题总是被捂住、被掩盖、被忽视。为了避免重蹈抑郁的覆辙，这类人必须学会问题一出现就引起警觉，并直接加以处理。
没有人会孤立地罹患抑郁症。抑郁症患者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特定个人，他对于家庭成员和同事都有影响，而他们反过来对他也有重要影响。他们可能对于造成他们抑郁起主导作用；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他得抑郁症；他们可能使之恶化，也可能洞察他的心境，向他提供援助。
关键的家庭成员与病人精神治疗的合作愿望，在评价抑郁症最终疗效以及家庭相互作用方面几乎成了一个预后因素。一位拒绝与妻子的治疗医生会面的丈夫可能在隐瞒什么，如他有外遇，或者他害怕治疗的成功会导致他失去了对妻子的控制；与精神治疗无法配合的妻子可能会为自己的在诱发丈夫抑郁的过程中所起的“同谋犯”作用而倍感窘迫或内疚——不管是否事出有因——同时，她可能缺乏改变破坏性很大的长期习惯所需的灵活性与内省力。总之，亲属的合作越真诚，患者越容易康复，转变为慢性的可能性越小。
抑郁伴随着个人生活中的突变，如离婚或配偶去世，患者的痊愈和重新适应生活需要调整方向和生活方式，这时她（他）必须正视新的现实——寡妇（或鳏夫）或者是再婚的现实。
中期预防指的是安排专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及提醒公众注意抑郁的实质，这样，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便能尽快得到帮助。非精神病专业的内科医生缺乏充分的精神病理学专业培训，一直是抑郁症中期预防的绊脚石。五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的医学院未设精神病系，即使在设置的课程中，精神病理学理论也通常与医学实践脱节。内科医生得到的印象不外乎精神病理学是一门专门治疗疯子的专业，要不然它就是建立在弗洛伊德及其门徒观察基础上的理论大杂烩。结果，医科学生往往得出结论：只有当病人的一只脚已经跨出窗户或者他坚持要接受精神治疗时，医生才把精神病专家请来。
矛盾的是，第一个与抑郁症患者打交道的往往是家庭医生，因为抑郁症患者可能将自己的抑郁症当成一般生理疾病。
对于精神病专家和其他专业人员进行有关精神治疗与咨询的再教育同样不可忽视。在过去十年中施行精神治疗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技术与观点也大相径庭。就连十年前培养出来的精神病专家也面临着随时更新知识的需要，因为新疗法层出不穷——格式塔疗法、坐禅、交朋友小组、行为疗法、地区精神健康中心规训班、新一代的心理——药物疗法。
现在心理学家与社会工作者广泛地在私人诊所与医院门诊部接待病人。他们通常需要接受附加的训练，其中包括短期精神治疗技术，以及使用抗抑郁药物及镇静剂的标准等知识。
传教士也积极参与精神病咨询工作。
提高专业技能无疑是中期预防的关键，但改进医疗保险的范围也同等重要。这样能鼓励人们尽早获得所需要的帮助，而不用一直等到抑郁症的并发症掩盖了病情本身才上医院。
早期预防有两个目标，第一，提高公众对于应付急性抑郁发作最佳方法的意识；第二是教会公众防止陷入慢性抑郁症或抑郁诱发环境的方法。
我们来看看一些抑郁症的最根本的病因——对损失和被冷落高度敏感，缺乏自尊心，难以承认和调动自己的感情，难以建设性地发挥攻击力，依赖性引起内心冲突，多发性紧张，长期暴露于抑郁诱发性环境等等。如果认真考虑这些因素，便可确定几类前期预防必须采取的措施。
前期预防的另一概念“斗争疗法”是精神病理学家乔治·巴赫提出的。他的论点很简单：在婚姻与家庭中除非共同生活的各方能学会如何表示异议，如何争论，如何宣泄敌意并相互妥协，不然关系再好也无亲密可言，甚至反而会使正常的怨气与纠纷堆积成山以至达到产生危机的地步，或使一方或双方罹患慢性抑郁症。
以建设性方式疏导敌意只是改善沟通形式的一个方面，但良好的沟通的含义却不止这些：它是预防抑郁症的重要组成部分。轻度抑郁症患者有时可能被逼到惊恐绝望的地步，仅仅因为需要一个人来分担他的忧患，洞察他的心境，倾听他诉说；而在他丧失洞察力时，那人的眼光能依然保持敏锐。
绝经期是抑郁症多发年龄，原因众多不一，有些是生理或心理性的，有些是环境造成的。许多妇女在50岁上下会得抑郁症，她们觉得美国社会过分重视的青春活力在自己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就在这时，她们发现子女已经成年，丈夫埋头于自己的事务。她们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这是她们倍感孤独、失落、无能与抑郁的时候。
在婚前鼓励妇女更善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人，并在婚姻中保持这一身份——与丈夫一起融入“你——我”关系，但在此过程中保持完整的“我”。这样一来，妇女不仅更尊重自己，还为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开辟更多的渠道。妇女同时也会减少对母亲、妻子等角色以及对青春年华的依赖程度，从而获得自己的个性意识与目标意识。
预防抑郁症就需要学会区别什么是瞬息万变的社会影响，什么是个人环境的真正需要；还应学会如何善于处理精神压力。
你对抑郁的看法取决于对体验抑郁的方式。就其本质而言，抑郁总是与终结息息相关；由于终点同时意味着从头开始，抑郁本身就是一个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