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的医生对于各种精神病未加区别，而是将他们统统贴上同一个标签：忧郁症。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临床医生才更加严密地区别各种形式的精神病。从被称为忧郁症的精神病中，瑞士精神病专家欧仁·布吕勒区别出他命名为精神分裂症的一类病人。他是按照某些症状与迹象的存在与否为依据给精神分裂症下定义的。其中包括逻辑思维过程的严重干扰；智力过程与感情过程的分离，这样病人会以一种外部表现为淡漠的表情来思考令人不安的悲痛事情；一种沉涸于自身对现实的看法的孤独癣，使患者具有一种能根据自己的妄想来确定自己世界的能力，以及体验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方式上不可调和的感情矛盾。这样定义的精神分裂症实际上和分裂人格这种通俗概念完全无关。
精神分裂症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简单型，通常在青春期开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发展成一种感情缺损与精神衰颓状态。青春期痴呆症，即通俗概念中的白痴，其特征是幻觉与不得体的行为，如无明显理由的大笑、痴笑、做鬼脸。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往往发病较晚，大约在二十几岁，其特征是一种定义含糊的但通常是强烈的被迫害妄想，一般与听觉方面的幻觉有关。最后一种是紧张型，其分类特征是不语、不动，患者会一连几天或几星期采取一种塑像一般的姿势，作为退缩进自己孤独世界的方式，由于失望和愤慨而拒绝接受外界的现实。偶尔这种退避可能会被一阵阵有破坏性的激动行为所打断，这种行为称为“兴奋”。
在被称为躁狂抑郁反应的严重亢奋和抑郁状态中，患者的情绪与思维过程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是不存在的。
少数对于非常严重的狂喜与抑郁状态、必须进行理剂与电休克疗法的病人，诊断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严重的抑郁症都包含在躁狂——抑郁反应之中。精神病理学家继承了克赖普林开拓性的研究，想进一步弄清抑郁症究竟有几种类型。有的把情绪失常分成两类。一类是外因诱发型，在这类抑郁症中，可以辨认出患者生活中诱发抑郁反应的外部事件。另一类是内因诱发型，在这一类中查不出上述外部条件的变化。据说前者的根源是生理生物的，而后者则是生物化学的。无论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这种刻板的划分很少有什么实用价值，只会给心理学派与器官学派的精神病理学家之间的冲突火上加油，因此这样的划分现在用得越来越少了。
还有一些其他分类的尝试，有的以发病的生活时期以及与之相随的生活中的变化来划分抑郁症类型，从而有了诸如退化抑郁症与衰老期抑郁症等专门名称。同样，这种区分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如果说真起到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错误地假设：抑郁症首先是伴随着停经、男性更年期和衰老进程的中老年人的反应。
但是事实证明有些分类的方式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为治疗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妄想型抑郁症。任何抑郁症患者都格外神经过敏，很容易产生被冷落的感觉。如果伴随这种神经过敏而产生的信任缺乏严重到一定地步，患者就会成为偏执狂，甚至妄想狂。
随着治疗中生物化学方法的迅速崛起，诊断，加上对于抑郁症的心态与症状的仔细评价，都在精神病理学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医生得以在恰当的时候对恰当的病人更精确地选择恰当的疗法，特别是当医生使用抗抑郁药、试图加速精神治疗的进程，或者使用电休克疗法、设法解除抑郁症患者的紧张状态时，诊断尤为重要。
使用电休克治疗比较简单。在一间特殊的治疗室里，给病人注射麻醉肌肉放松剂。当病人一旦入睡，他便接受了通过一边一个贴在太阳穴上的两个电极的足量电流，来诱发惊厥，医学上称它为癫病大发作，因为这和癫痛惊厥十分相似。但是躯体的活动即使有也很微弱，因为与麻醉剂一起注射的肌肉放松剂阻止了这些躯体活动。不到三分钟的惊厥之后，病人会睡上一个多小时。当他苏醒过来时，他通常对治疗本身什么也回忆不起来。
令人费解的是电休克治疗的疗效并不取决于惊厥的实际生理表现，就连是否使用电流也不相干。吸入剂——一些能够产生惊厥的气体——有同样疗效。这种疗法诱发了细胞内和细胞膜上矿物质与生物胺代谢平衡方面的有关变动，对于降低中枢神经系统的癫痫发作阈起了某种作用。
本来医生可以与病人一起探索与抑郁症直接有关的心理环境因素，但是由于电休克治疗能消除症状，这方面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这常常会在将来情绪失常复发时，使病人解除武装。对许多病人来说，这种疗法本身听起来“十分野蛮”，虽然电休克治疗的并发症甚至比起做常规阑尾切除手术可能引起的并发症还要少，程序也轻。许多精神分析学派的精神病专家暗示，这种治疗在生物方面无作用，只是使患者经受一次惩罚性的体验，这样他的负罪意识可以得到补偿，他的受虐需要暂时得到了满足。
大多数人不情愿让自己孤零零地被推进治疗室，让麻醉剂弄得自己失去知觉，然后再让一组医生护士进行某种程序来改变自己大脑中的化学平衡与电平衡，这是可以理解的。医生们讨厌施行电休克疗法，病人们讨厌接受这种疗法，无疑曾使许多本来应当进行电休克治疗的人都未能进行。另一方面，精神治疗中排斥异己的做法助长了电休克疗法的滥用。某些医生认为所有感情方面的问题根源都在生物平面上，以致有些医院简直成了“电休克工厂”了，在哪儿无论病情如何，原因是什么，病人一律以接受电休克告终。
使用理剂是另一种生物疗法，诊断在这种疗法中是个关键因素。理剂能有效地减轻躁狂一抑郁反应的躁狂状态。此外它很可能会防止病人狂喜或抑郁的复发。但是对于经诊断确定为非躁狂型的抑郁症患者，理剂在消除抑郁和防止情绪波动方面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作用。
生物疗法对许多情绪紊乱的病人具有无可争辩的功效，它促使人们进一步重视探索大脑功能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某些病例中与抑郁一同出现，在另一些病例中可能就是引起抑郁的直接原因。
剥掉抑郁的伪装
把抑郁看作是对精神压力作出反应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抑郁症本身也是一种精神压力，这点不容忽视，患者对此也不免要作出反应。短期影响精力集中或者加剧犹豫不决的轻度抑郁，在某些人身上只是勉强看得出来。相反，对另一类性格的人来说，同样程度的抑郁经受起来可能既痛苦又令人烦恼。换言之，光看表面的反应很难断定抑郁有多严重，因为不同类型的人对同样程度的抑郁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恐慌，像抑郁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对精神压力的心理——生物性反应。在研究中有这样的报导：由于严重抑郁症而住院的病人，血液循环中肾上腺胭——肾上腺在对精神压力产生反应时分泌的激素——的指数有所上升。但是肾上腺胭的升值可能与抑郁本身无关，而与抑郁造成的紧张心理有关，因为在住院一周至十天之后，肾上腺胭反常的高指数便会恢复正常，而抑郁本身却远远未来得及消除。这一生物性变化显示，无论患者是在何种场合住院的，他当时感觉的恐慌现已减弱。
因此，一个人在自己感到抑郁时如何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性格与环境。有些人习惯于让步，而另一些人则倾向更无情地驱迫自己前进。
对付抑郁时，一种人可能变成“强制工作”型，而另一种人可能会退缩，成为事不关己的人。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通常对精神压力作出反应的方式，会强烈影响他对自己情绪变化以何种方式作出反应。
面对抑郁症时最通常的反应方式是激发焦虑和紧张。这类感觉一突出，往往会将底层的抑郁完全掩盖起来。焦虑，本质上是一种担心、神经质、轻度的害怕和不安的状态。如果它的核心是非理性的，则被称为恐惧症，最常见的恐惧症有惧高、惧怕封闭的空间、惧怕人多等。
焦虑则往往是“自由浮动”的，它不依附任何事物，很容易移向那些与人人有关的担心事，如财政困难或健康问题。“如果我钱再多一点，我就什么问题也没了。”“我胸口的肿块会是恶性的么？也许医生错了。”
焦虑往往与躯体上的症状有关，如心悸、盗汗、头晕、四肢无力。从生理角度可以区别焦虑与紧张，后者使遍布全身的肌肉处于绷紧状态。高度紧张的人常说自己仿佛觉得被钳子夹住了，或像是穿着一副太紧的盔甲，死死地挤压着身体。当然，紧张也可能是局部的，只涉及身体的若干部位，如脖子僵硬，胸口闷，呼吸困难，头痛，小腿肌肉紧张或沉重。
当人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却不完全明白危险来自何方，这时便会产生焦虑；而紧张的起因通常是反复出现的艰难处境，需要他设法同时牢牢控制感情和局面。一个销售商与一连串既粗暴、又咄咄逼人、但可能成交的顾客打交道时，他有一种想冲着对方大发雷霆的迫切心情，但又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可能使他在这一天里逐渐紧张起来。一个高度认真负责的计算机技师，发现计算机不断输出错误的信息，而自己却无法很快找出程序中的错误所在，也会越来越紧张。
焦虑和紧张都是对压力常见的反应方式，而当精神压力就是抑郁本身时，它们可能变得十分明显。不幸的是，如果一位抑郁症患者去内科医生处就诊的话，他常被仅仅当作焦虑或紧张来加以治疗，而深层的抑郁则长期被掩盖着。如果焦虑与紧张的发作持续了一个月又一个月，通过常用的措施诸如消遣或度假无法缓解，或者遵照医嘱服用镇静药也不见效，这时就应怀疑是否患了抑郁症。
如果一个人出现了精神神经性焦虑症状——大部分人都多少有一些，诸如轻度恐惧症，那么当他感到抑郁时，他的反应就可能是恐惧感骤然加剧。
抑郁是对精神压力的反应，它本身也成了一种精神压力，必须按每个人各自的行为方式处理。对某些人来说，高效率地发挥个人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通常与抑郁联系在一起的迟钝与压抑对他们的威胁特别严重。另一些人在压力下则更吃得下饭，因此内心感到抑郁时，体重反而明显增加，而不是减轻。他们指望用食物填饱自己来缓和内心的空虚。对某些人来说，直接的、躯体上的紧张是认识精神状态变化的主要方式。
试图减轻因为掩盖抑郁而产生的紧张与焦虑，这样的努力往往失败，无论这种尝试以何种形式出现，度假、离婚、换职业，都收效甚微。因为其真正的精神状态变化始终未能得到认识和解决。因为抑郁能以众多形式体现，一般的人也许连自己体验到的究竟是什么感觉也弄不明白。
就抑郁症而言，这是个关键问题。许多人常常很随便地使用“抑郁”这个词，说自己心中如何如何抑郁，实际上并非如此。而另外许多人由于对抑郁感产生反应的方式掩盖了抑郁本身，或者没有接触过自己的内心感情，虽然嘴里不承认自己感到抑郁，但事实上他们正是得了抑郁症。
抑郁是对人体系统的一种震荡，各人对此有各自独特的反应方式，有时通过外部行为来表达，这一事实使认识抑郁更复杂。
烈酒与某些药品提供了最常见的办法，可将内心冲突表现为行为冲突，这其实也是对尚未觉察的内心抑郁的一种反应方式。因为酒能增强交际爱好（抑郁症患者常常不得不与自己想退出社交圈的倾向作斗争），能使感情麻木，减少顾忌，允许怒气发泄（这一点抑郁症患者觉得难以处理），并能进一步遏制认为自己出了毛病的念头，这是能压抑住抑郁之痛苦感觉的一种有效一时的办法。
但是这一招有利也有弊。酒精实际上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药物，它最终会加剧内心深处的抑郁。一个酒徒往往这样抱怨：“我不中用了，真想去死。”接着又喝上一杯，想让自己好受些，结果却不可避免地更加难受。对什么东西一旦养成习惯就意味着依赖。
也可能依赖某种行为，如男女群居，作为对付精神压力的方式。上瘾是另一码事。有酒瘾的人会产生一种生态平衡的变化，其性质目前并不完全清楚——因此，他的身体需要不断地使用酒精，以此来得到舒适，并满足某些肉体方面的需求。酒瘤是酒精与中枢神经系统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许多酗酒的人并未上痛，但是对上痛的人来说，喝上一杯足以启动急欲饮酒的深层化学过程。
人们对抑郁作出反应的种种不同方式，会使抑郁本身伪装起来，推迟患者接受这一事实。行为上的伪装最易使人上当，最可能促成陷阱。我们当代的社会是以多元的价值观念系统、人格与地域的高度可变性为特征的。因此，将抑郁表现为行为模式的倾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行为偶尔可能表现为赤裸裸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它最终总是伤害那些只求在运动中逃避抑郁的人。
抑郁——成功的牺牲品
抑郁症常被称为“成功病”。当一位医生开业成功，生意人成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发明者在专利官司中胜诉，通常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抑郁汹涌而人。
彼得氏法则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
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便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在一个“向上爬”的社会中，以事业成功所提供的外部证据来证明人们本身的价值，这是不可缺少的需要，这与自尊心密切相关。无论我们的目标是爬到公司更高层，更多的收入，完成一篇论文或一部书，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在一场政治角逐中取胜，在所有这一切成就之中，自尊心都能得到增强；一旦功败垂成，则自责心理赫然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