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火车硬席，拥挤嘈杂固然属于一弊，然而却有先天的一利。萍水相逢的山南海北之士，说话无所顾忌，言论比较自由，可以听到在会议上听不到的平民之声。两位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友，在一个中转站不期而遇，坐在我的对面，聊得非常热乎。
甲：“听说你找了个厅长的女儿，洪福加艳福！恭喜恭喜，恭喜！”
乙：“老实讲，我绝不是因为她爸是高干才追她。不瞒你说，我也不怕人家说我唯美主义，主要是她长得漂亮！”“美到什么程度？”“跟女明星比，不好比。用老同学们的形容词，我看最为恰当：我爱人美的程度，在敝省，超过副部级，达到省军级水平！”“嘿，真新鲜！她人品如何？脾气是不是省军级？”“很温柔，脾气毫无高干家的小姐气，因为我是工程师。换算入行政职务属于处级，所以她的贤惠……怎么说呢？”“像李秀芝、冯晴岚？”“我又不是‘右派’。我在家是正处级，她呢，顶天算个科级，明白了吧！”“你真成了‘官迷’了，一切套级计算。”“我一个小小工程师，算个啥！再说，咱们对‘官儿’淡泊得很。因为如今不说级似乎就分不出人的高下。我的儿子上初中，脑子里也是这个尺度，说他们校长连个科级都不够，因为中学上边的区教育局是科级。我儿子还自封为‘副科级儿子’。”“好家伙，这‘级’真成了经济学的‘价值尺度’了，把一切人的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他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就像三十年代国际贸易市场上的金本位制，具有无限的结偿效力！真妙！喂，令郎一个初中生，怎么会成为‘副科级’的呢？”“辈分的换算呀！他外公是厅级，我换算成处级，他妈妈是正科级，儿子就自然成了副科级，他不甘心当‘股级儿子’。”在我旁边的一位老兄——丙，在苦涩的哄笑中，也加入了谈话。
丙：“不光是人的价值按官级换算，连单位也是如此。为什么许多专科学校拼命申请改成学院？为什么不少学院变着法儿地改为大学？连报社也不能免俗。三十多年安于司级的报纸，通过各种门路要改为总局级或副部级。因为上升这一级，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就像货币升值，一夜之间，刮目相看！我们市属一座名山大庙，原来归统战部管，它只能是个科级寺庙。该寺庙以做素餐宴席闻名遐迩，海内外人士只要到这座名山一游，无不以品尝全素宴为一大幸事。然而，寺庙是科级单位，豆油、麻油和菜子油以及其他名贵山货的供应都受到限制，远不如邻省的名气不大但级别甚高的寺庙。本市的一位智囊向××住持建议：改换门庭，投靠省宗教局，即可一切改观。这位住持原是我市政协副主席，换算为副科级，但佛名颇大。经过各方努力，省宗教局表示愿意接过来，于是下令我市，×山××寺改属省宗教局，括号：正处级。于是××长老，立即从副科级和尚变为处级和尚。供应立即改观。到省里开会，再也不用挤公共汽车，有小车来接站。佛门是最看破红尘的，是最清静无为的，然而现实利益毕竟不能不在他头脑中打下了世俗的烙印；处级和尚比科级和尚更受用。”我不由得不忝居丁列，加入了三位的“硬席杂谈”会。
丁：“官本位”的价值观，大概不能算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的美貌、美德、辈分以及释家的佛法，无论如何不能纳入行政级别。特别是拥有多少真理，更不能按等级计算。两千三百年前的孟轲尚且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何况社会主义的公仆哉！”“现在，我们从逻辑学上陷入了一个两难式。一方面，我们宣扬褒奖对社会有巨大奉献的人，这才是对人的价值的最公正的尺度；另一方面，又对有巨大贡献的人不论他是否合适和称职，委以高官。比如，在反右、“文革”中矢志不改忠于祖国的宏愿，坐了监牢之后毫无怨言，改正之后与苦难的前妻复婚，组成几个姓的新的革命家庭，不论从理想、道德、纪律哪个方面，堪称一代楷模。然而遗憾的是，立即调上来，副局级待遇。落脚点仍然是：官本位！如果让他在实践中继续谱写新的改革篇章，创出新的业绩，比一个副部级的作用，不是大得多吗？民贵耶？官贵耶？”“再看，运动员，在世界大赛上冲锋陷阵，举世闻名，奖个万儿八千的，没人害红眼病。可惜，一旦退役，就给个省体委副主任。又是官本位！我以为，除了像袁伟民那样的将才帅才之外，运动员在退役之后还是当教练或写书为好。作家中，早已有副部级作家、司局级作家、处级作家。他们是塑造人类灵魂的人，也逃不脱、甩不掉‘官本位’的大气污染。记得有一幅漫画：一位少先队的大队长到一家豪华饭店去，要求像招待上级那样请他吃客饭。服务员问他：‘您是什么级？’少先队长指指大队长的袖标说：‘没有看见我有三道杠吗？’难怪‘文革’时有位军代表说：权，权，权，命相连！”
除了原始和未来的共产主义之外，任何社会都不能没有等级，否则就会乱套。如果只认钱，那么软卧、一等舱，可能被劳动致了大富的专业户坐满，领导干部还能出差么？我只是说，多元的、多层次的、多学识特长的、多行业的、多样化的偌大社会，衡量人的价值，不能只有一个标尺：官本位。可悲的是，许多人藐视它，但又离不开它。一旦离了，有如丢了魂魄。呜呼——如此强调官、官、官，人民往哪儿摆？知识值几个钱？难道钱钟书的学识仅仅是个副部级？还不是玷污斯文么？列车一到站，旅客各奔前程。“硬席杂谈”会，如果在“红都女皇”年月，是不可能出现的。有道是：“最高明的铁匠，打不出锁舌头的锁。”
至于本文的质量么，以金钱计其值，顶多数十元，不足挂齿，若以官本位计其值，远远落后于正处级的佛门方丈，大概只能算股级以下小玩意儿；但就其实际价值看，说句“以毒攻毒”的话，可能超过省军级。
【作品赏析】
经典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发表当时的如何轰动，而是在于它在日后社会留传的时间和指导意义。《处级和尚》谈论的是一个永远新鲜的问题——官本位。就历史来说，这是因为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历史的熏陶是难以摆脱的。但历史的车轮已经行驶到新的世纪。社会上某些领域的官本位主义依然存在。为什么？很大的一个问号。
一、思想认识不深。人们对官这门学问研究得不深，只知道官手中有权力，却不知道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人民给的。古语有云：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番薯。做官就是要有这种认识，做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才是做官的本分。
二、历史官本位意识未革除。人总是有模古的习惯，说得文雅点就是善于学习，说得不中听就是沿袭。做官人的潜意识里，总认为以前的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也不全是他们做官的错，错就错在他们出生在这个拥有这么久封建统治的国度，并在这个国度做官了。
三、人的价值尺度没有确定。《处级和尚》中什么都可以用“官”来衡量，工程师换算入行政职务属于处级；老婆漂亮是超过副部级，达到省军级水平；读书的儿子也算是个副科级。社会应该给人们一个固定的存在价值尺度，否则真的是官本位大行其道了。
实际上我们应该少用官来衡量自己，多作些贡献，多办些实事，那样，即使你不做官，人们也是会永远记住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