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学毕业后，考入定襄中学。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不抵抗日本侵略，却调集大军围剿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对此十分不满。1934年，我的同学张士聪介绍我加入“革命互济会”。我问他参加了干什么？他说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非常愤恨，对国民党围剿红军、不打日本非常不满，对国家的危亡非常担忧。所以就痛快地同意加入“革命互济会”。张士聪嘱咐我只和他本人个别联系，不要告诉其他人，要严守秘密。
这年，蒋介石为了笼络山西地方军阅阎锡山，要到五台县河边村看望阎的父亲。蒋来时乘汽车必须经过定襄县城，“革命互济会”便组织自己的成员在校内、县城大街和公路上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内容是“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等等。组织让我在学校大操场和县城大街张贴传单。我们是拂晓5点钟一齐动手的。大约9点半左右，蒋介石、阎锡山乘坐汽车到定襄城稍息。
定襄县县长发现满街满巷贴满了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传单，十分惊慌。但因时间短促，来不及清洗。蒋介石得知学生的革命活动后凶相毕露，严厉斥责定襄县县长，要他严查究办。大约半个多月后，警察局拘捕了张士聪。我校学生就举行罢课，要求释放张士聪。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警方被迫释放张士聪，但学校把他开除了，以后就不知他的去向和下落。1972年，我到北京开会，看望时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的邢正勤时，在那里意外地见到了张士聪。此时他已是50多岁的人了，时任陕西铜川矿务局党委书记。欢叙之后，我急切地问他那次反蒋斗争之后他的情况。他说当时的“革命互济会”就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领导他的是一个姓王的铁匠，王在忻县、定襄、平原一带以打铁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他被学校开除后，在定襄不能继续活动，就由组织安排到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傅作义部队里当兵，继续做兵运工作。经过这次晤谈，我才明白了那次斗争就是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1985年，我看到定襄县志，其中也记述了“革命互济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那次反蒋斗争也是地下党领导和发动的。1934年，我14岁，革命的道理懂得很少，只是凭着一股抗日的热情，就跟着共产党走了。我曾问过张士聪“你为什么介绍我加入‘革命互济会’？”他说“看了你的两篇作文后，知道你的思想进步，才下决心介绍你参加的口”我曾写过两篇作文，一篇写的是一个贫苦农民因得病元钱医治而病死，文中说这种社会不公平现象应当改变。国语老师把这篇作文留堂张贴。另一篇作文是指责国民党当局应对丧失大片国土负责，向国人谢罪改过。这篇作文也受到老师的奖勉。原来，他就是这样选中我加入“革命互济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组部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参加“革命互济会”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者，参加革命的时间可以从参加“革命五济会”时算起，可我没有要求从1934年参加“革命互济会”时来计算我参加革命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