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至1979年3月，因自治区领导班子中“左”的思想的影响，我曾被看成是右倾势力的总代表而挨过整。关于这段历史我本来不想写，因为是已经过去的事了，新疆自治区党委己作出决定，推倒了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主持整我的几个人已经死亡，党中央又任命我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所以我不愿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可是，有的同志说“你这是写真。要真实，就不能漏掉那段历史。否则，就说不清前因后果。”我昕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把当时的情况简要地说一下口我先抄录《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史资料》第143页上的一段话：“1978年8月，自治区党委召开工作会议，对一年多来的清查工作成绩肯定不够，错误地认为自治区各厅局级单位和各地州、市领导班子中85%的人有问题，‘运动的阻力来自领导’，随意扩大清查范围，并在全疆开展‘反右倾思潮’的斗争，把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无关的绝大多数干部列为清查对象，进行批判斗争；甚至对在全党工作会议上对此提出正确意见的同志也加以批判打击，以致应该和正在清查的人没有清查下去，甚至翻案。而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却受到清查和打击。”这段话里所说的把自治区各厅局级单位和各地州、市领导班子85%的人说成有问题，要继续开展“反右倾思潮”斗争的负责人就是当时的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他反映的是第一书记的观点。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富文同志认为这个说法对领导班子中的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因而提出不同意见，但他却遭到批判。我也不同意不支持第一、第二书记的看法，所以被第一书记蛮横地指斥为“右倾势力的总代表”，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他给我戴这样大的帽子，既未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讨论，也没在事先通知我，而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很不正常。
1979年1月，自治区党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第一书记不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左”的错误，不转移工作重点，不平反冤假错案，却集中力量对我和其他几位常委进行批判，全是无限上纲上线、诬蔑不实之词，而且牵连了一批干部。我的妻子郑梓英真实地向党中央反映了情况，第一书记对干部讲话时却说“郑梓英写信告状，要开除她的党籍。”对此，我义正词严地对他说，郑梓英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这是一个普通党员享有的正当权利，你因此要开除她的党籍，是违反党章的行为。
你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怎能如此胡行。第一书记回答说：我有错误，她也有错误。这样文过饰非，令人十分气愤！
我在新疆的职务，经自治区党委报请中央已经被免除了。我决定到北京向中组部和有关领导反映我的意见。临行时，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又要我在他们给我做的结论上签名，我不同意，拒绝签名。此时竟有一位维族领导干部说我“和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不说话”。我当即问他“和谁不说话，你指出姓名来。”他哑口无言，显然是无中生有，制造谎言。
5月中旬，我登上飞机，到了北京，由中组部派人把我接到新疆驻京办事处住下。我要求同中组部部长宋任穷谈话。宋派赵副部长昕取了我的意见，告诉我中央正考虑给我分配新的工作。1981年10月，新疆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一些摆不脱“左”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的人从领导岗位上调下来。主持批判我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均被免职。调整后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做了大量的落实政策的工作，以正式文件推倒了强加在我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并且通知了我。
新党发1982J47号文件说，“这次会议上（编者注：指1978年8月和1979年1月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悻和等同志被诬蔑为紧眼和依靠赛福鼎，捂自治区揭批查的盖子，受到批判”，“大量事实证明，1978年8月工作会议对当时清查工作形势的估计和清查范围的规定是错误的”；“这次会议对李悍和等同志的批判和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是错误的”，“自治区党委决定，正式为李悻和等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运动中形成的材料……一律销毁”。
那段时间，我思绪万千，心潮起伏不已。在新疆30年的工作，使我爱上了新疆，爱上了新疆的各族人民。更特别感念在我处于困境逆境中勇敢地支持我的良师挚友。我要把他们的事迹记录下来，以给那些手不离棍子专会打人的投机分子留下一份可贵的教材。杨勇。1974年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他对我支持的事实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由姜峰、马晓春等所著的《杨勇将军传》中，有一段属实的描述，我抄录于后：
1974年春，新疆的缺粮问题告急。1973年新疆是个欠收年，粮食任务完不成，挖了库存，出了几亿斤的窟窿。新疆就怕缺粮，一闹饥荒就出乱子。自治区决定向中央紧急求援，中央慨然应九从内地调运应急。……用火车运达乌鲁木齐后，还要改用汽车运往各地。而交通口是新疆“卡脖子”羊位，不少单位处于停产停运状态。自治区党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运粮问题，责成主管工交的李悍和协同交通局组织运力，往濒于断粮的南疆和田地区抢运济急。4月中旬，李悍和主持召开交通运输系统动员大会，动员往南疆抢运粮食和化肥。李悍和刚讲完，一个造反派头头就上台唱反调，说不能用生产压革命，不能用抢运粮食冲淡批林批孔。李悍和在会上受到罔攻，说他是工交系统批林批孔的绊脚石。当晚，满街贴出“打倒李悍和”的大字报。在这种情况下，李悍和有点沉不住气了。杨勇把李悍和找来，说“你怕什么？几张大字报就能把你打倒了？放心大胆地工作嘛！他们名义上在打你，实际上是想揪我。你不用怕，要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精神抓生产，挺起腰板子，我给你们做后台，有责任我先负。”第二天开小组会，杨勇又到会强调了往南疆运粮运化肥的重要性和必须按时完成的要求，说这就是重要的事情，就是政治。杨勇给我的指示和对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起了很大作用。我也因此而增长了底气，提高了信心，终于动员了足够的汽车，完成了这次抢运任务。
阿木冬尼牙孜。1979年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在自治区党委常委讨论我的结论时，各位常委看了稿子，哑口无言，既不说赞成，也不说反对。惟有阿木冬尼牙孜发言“李悻和在新疆工作30多年，结论上说的全是错误，难道没有一点成绩吗？结论要全面。”由于阿木冬尼牙孜提出意见，在结论的开头增写了在过去的30年中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后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结论中所列的错误不符合事实，拒不签名。另有一次，这位第一书记说我的妻子郑梓英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是我依仗权势活动而来的。我说事实不是这样，我根本没插手。阿木冬尼牙孜是市委书记，了解真情，你可问他。那位第一书记把阿木冬尼牙孜找来，问郑梓英担任卫生局副局长的情况。我不动声色，一言不发，坐在那里静听。阿木冬尼牙孜说“郑梓英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是我们市委决定的，与别人无干。卫生局所属医疗单位女职工较多，需要有一个女副局长，便于了解女医护人员的意见，有利于工作。”第一书记无话可说。
冯达。1980年时任自治区文教办公室主任。当时我的三儿子李亮在新疆工学院上学。该院院长在学院召开的大会上讲话说“我们学校就有李悻和的儿子在场，你要同李悻和划清界限。”李亮回家告诉我这一情况后，我便打电话给冯达，请他处理。冯达把工学院院长找来谈话说“要李亮和他父亲划清界限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已经传达，你要按全会的精神办。”此后，李亮的精神压力才得以解除。
黄浴尘、杨一青、漆承德等同志在第一书记几次动员他们揭批我时，他们都一言不发，一字不写，以沉默的态度表示不满和对抗。
还有不少支持帮助过我的同志就不一一谈了。就是批我的人中，有的是真批，想打倒我；多数是在那种政治空气下不得不表个态。我看在眼里，心中有数。
我在北京等待分配工作期间，买了两张公共汽车月票，每天和老伴观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新疆的往事和可亲可敬的人常常出现在眼前。离开新疆，压力解除了。但整天不工作，觉得生活得没劲少味。但我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十分正确，前景应该是非常美好的。
在写完在新疆的往事时，正当2001年国庆节，不禁有一种怀念往事的情感涌上心头，于是写下了我的感受：
匆匆五十二载前，
大军锋铺指西天。
迎来新生共和国，
横戈戍边写当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