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正值寒冬，雪花飘落，我登上了一列专用客车，前去北京参加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行车途中，才知道同行的还有200多位地方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代表。车走走停停，用了近80个小时，才在1969年2月底到了北京。下火车后又坐上有篷布遮盖的货车，看不到四周的街道楼房，昏昏沉沉地来到位于四季青公社的空军学院。我们住在一间用教室改成的宿舍里，南北两排通铺，可住30人左右。中间是两张长桌，这就是我们的学习场所。
开学后，学习的内容是“老三篇”和毛主席有关“文革”的指示，如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等等。办班的负责人没有作过报告，讲过课，只要求我们“斗私批修”、写材料。除星期日，平时不准我们外出，只能在院内活动。我们看到院内路面上到处都有用比门板大的字，写着“打倒刘震”的标语。原来刘震就是空军学院院长。这位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也成了批斗对象。
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我们就学习“丸大”政治报告和新通过的党章。我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文革”何时结束？干部政策怎样？王恩茂能否进入中央委员会。看了开幕式主席台照片，毛主席的右边坐着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副总理；左边坐着林彪和“四人帮”的头面人物，就觉得形势不好。特别是在学习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通过的党章时，了解到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党章中规定了林彪是接班人。同班学习的干部都有自己的看法，心中不满的人很多，但互相不议论。这个学习班政治空气非常压抑。一个干部说“一块大的毛主席像章太贵，买一个和我们那里买一头毛驴的价格差不多。”就因这句话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学院里贴出大字报对他进行声讨。还有个干部说：“毛主席像两旁贴两条标语，不好看，和农民过年贴对联一样。”他也被说成是现行反革命而加以批判。所以，大家都不说心里话。讨论时，个个都说没有领会文件精神不发言。于是就念报纸上登载的文章。学习了7个多月，思想问题并未解决，没有接受“丸大”精神。后来昕说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原想把这批干部交流到其他省去，因周总理不同意，10月间我们又回到新疆。
在家住了不几天，自治区又办学习班，通知我参加。初去时，睡在一间教室的地板上。由部队派人当班长管，理，不是星期日不准外出，十分严格。但班长也很通情达理。和我连铺住的是自治区计委主任张思明。一天下午，他的儿子给他送来点日用品，临走时再三告诉他说：“我妈要你今晚回家。”张思明向班长请假，初时不准。到第二次才同意。老张高兴地回家了。学习班所学内容还是在北京学的那些文件，仍是要求“斗私批修”，写材料。在这次学习班的3个月中，有3个干部因思想不通，自杀身亡。
初夏时节，我们这批干部被送回原机关，再上学习班。我就回经委学习班。学习班由军代表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具体领导。学习内容和方法同北京、自治区学习班基本相同，只是不时有本机关的工人和个别干部来督促写材料。在一年多的学习班里，群众自行组织的批斗会没有开，我的生活比以前安静了一些。
1970年3月份，军代表老艾（恕我记不清他的名字）找我谈话“你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但必须在你的检查通过后才能去参加。”我说“没有新的认识。以前写的材料几次都通不过，这次再讲，还是通不过，就不讲了。”老艾说“你就按原来写的检查再讲一下，我们做工作。这是上级的指示，就这样办吧！”于是，在军代表和工宣队的主持下，我把原来写的斗私批修材料在机关全体人员参加的会上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结果多数人通过了，少数人不通过。经过军代表、工宣队反复做工作，又过了一个多月，我的检查才获通过。我的这份斗私批修材料送自治区革委会后，便确定我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广大群众反复讨论，在1974年的自治区革委会上，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1975年1月13日，我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了周总理所作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他以响亮的声调，描述了我国要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总理精神很好，但面庞消瘦。其实这时他已身患重病，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不顾病痛折磨，正在同林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作斗争。这次大会上还选举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为尔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打下了基础。
开完大会回到乌鲁术齐，见到军代表老艾，我问他我的斗私批修材料很久通不过而在你主持的那次会上又被通过，从而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党中央确定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分配了各省的代表名额。自治区党委在讨论代表候选人时，常委谭开云同志（军区政委）提出意见说：拟定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全是军队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和部分从北京调来的地方干部，没有一个新疆原来的地方干部，这不符合广大群众的愿望。昕了谭开云同志的意见后，才确定从新疆原来的地方干部中挑选一名候选人。经过多次考察，才确定你为代表候选人，要我们多做工作，通过你的检查。”我这才知道了我能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真正来由。
有人曾说：李悻和的检查并没有新内容，能够获得通过，可能还有口头或书面检讨等。其实除了那份经军代表多方工作而被通过的检讨外，再没有什么口头或书面检讨。
我的那个斗私批修材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就认识到那是完全错误的。其主要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自己理解不够，行动不力，处处被动。在建国前后，一直在王恩茂同志的领导下，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两个主义、一个独立王国”的错误。我相信他是正确的，所以自己老是跟着他走。在工业交通工作上，执行了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只重生产、不懂路线的修正主义。当时只能这样检讨，虽然也用马列主义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其实和马列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照抄报纸的违心之言。对我的批斗虽告一段落，但并没有给我分配工作。那时全国都在加紧备战，深挖洞，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徐国贤负责战备工作，便把我调到战备办公室去负责挖防空洞。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机毁人亡。龙书金被揭发出是林彪集团的借用力量。我对龙书金来新疆后的工作不满意。认为他在王恩茂已由中央任命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的情况下，又不怀好意地挑动部分干部和群众打倒王恩茂，致使王恩茂无法工作，由党中央调离新疆，下厂劳动锻炼。在批判林彪罪行时，我联系新疆实际，对龙书金作了严肃的批判。不久，龙书金调走，赛福鼎担任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72年5月，党中央任命我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分管工业、交通工作。龙书金垮台后，大批支工、支农的军人调回部队，各级领导大都缺位。自治区党委本应抓住这个机会，恢复靠边站的干部的领导职务。可是，主要负责人未这样做，却向党中央提议，从北京调来200多位干部，安排到各厅局负责。这批干部到新疆后做了不少工作，但元久留之意。两三年后，他们都想办法调回北京原单位了。这对新疆的工作很不利。我提议恢复了几个干部的职务，但从全局看作用不大。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四人帮”疯狂地倒行逆施。什么批孔老二，批大儒，批《水浒》，宣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广大干部都看出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我觉得批总理不得人心，批必大乱，所以，我一心抓生产，保发电，保运粮。因为我说了，“抓革命，也得出车运粮”。一部分人说我以生产压革命，满街满巷贴出大字报要打倒李悻和。但我在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等领导的支持下，没有灰心，顶着逆风卖劲干。后来有人批我是为赛福鼎出力。我说不是，是为800万各族人民和100万乌鲁木齐市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