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的15年，新疆的工业交通事业有了不小的发展。它的发展是由新疆军区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命令，办农场、办工厂而打下的基础。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边远的新疆建设工厂谈何容易。但是，解放军一手拿枪，一手拿铺，克服了种种困难，建成了好多工厂。建厂所需资金，是战士们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所需技术人员，是由上海等地聘请来的；所需劳力，就是那些在战场上冲杀、在边防线上站岗的战士。八一钢铁厂、七一纺织厂、十月拖拉机厂、六道湾煤矿等，就是这样办成的。1952年整顿新疆财经工作时，根据上级指示，这些工厂都交给地方管理。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广大干部和群众热情很高，希望社会主义建设更快取得胜利口就在此时，也就是1956年6月，我调任自治区党委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由祁果担任。当时这个部的主要工作是指导企业建设领导体制，提出主要企业的领导班子的建议，管理干部，指导基层党组织建设。部下设干部处、基层处、企业管理处、办公室。
建国以后，工业企业的领导体制大多是沿用战争时期党委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说明这种制度不大适用于各工序紧密连接、流水作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企业的管理。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于1957年9月召开全国工交工作部长会议，由部长李雪峰、副部长李立三主持，专门讨论企业领导体制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李富春副总理的讲话和李雪峰部长的总结，也听了许多省市代表的发言。最后确定我国工交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主要精神是企业党委负责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确定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厂长负责生产指挥和企业管理，对生产实行集中统一指挥。我回到新疆后，向上级汇报了会议精神，向全区的工交企业作了传达，并普遍实行了党委领导的厂长负责制，改善了企业的生产秩序，也加强了政治工作。
要办好工交企业，当时最缺乏的是企业管理干部和专业人才。我部挑选了5个年纪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的厂长到清华大学读书。这几个干部毕业后，当厂长的能力提高了，工作干得较好。后来，有的被提拔为厅级干部，个别人被提为副省级干部。为了培养专业人才，办起了新疆工学院，我兼任院党委书记。学院设有地质系、电气工程系、计算机工程系、轻工业工程系、管理工程系共9个系。每年在校生约400的名，其中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学生约占60%。学校每年可给新疆工交企业输送合格的专业人才800多人，部分地解决了急需的人才。
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后，新疆也和全国各省一样，掀起了工业学大庆的热潮。交通厅所属308筑路队承担了修筑新藏公路的任务。英勇的筑路工人在海拔30～50米的昆仑山上开山劈石，填土架桥。虽然山上氧气不足，气温骤冷骤热，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是，他们不怕困难，把公路一步一步地从叶城修到阿里地委所在地。
国家经委要召开学大庆经验交流会，命名一批大庆式企业。我部把308筑路队艰苦奋斗的材料报上去，国家经委确定308筑路队派代表参加会议。为了落实所报材料的真实性，我带了3个干部坐吉普车前去工地做实地考察。我们从叶城出发，先翻了一个曲曲弯弯的大山，上到海拔40米的山上。接着又上到海拔5米以上的高山。这里处在雪线以上，终年积雪，苍苍茫茫，一片银色的世界。我们沿途看望了修路职工，昕了他们的汇报，亲眼所见的事实证明该队的报告真实无假。经国家经委评审，308筑路队被命名为大庆式企业。在我们的行程中，经历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当我们跨上一座5多米的高山时，司机突然脸脚浮肿，呼吸急促，无力开车。我们几个人把他背到车下休息，等待救助。这一等就等了5个多小时才等来了一辆车。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的司机喝了点水，慢慢有了精神，才和这辆车借同开到兵站。又休息了两天，继续行程，终于安全地下了昆仑山。至今，我对这位司机的顽强精神仍很敬佩。
使用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交各厅局和主要厂矿都有维吾尔、哈萨克族干部担任主要领导或副职。就连部属企业，如乌鲁木齐铁路局、克拉玛依油田都有维吾尔族干部担任副局长。无论是正职或副职，都有职有权有责。大多数工厂都有少数民族工人和汉族工人一道工作。
19ω年，自治区党委书记曾涤分管工交、基建工作，我就直接向曾书记请示汇报。按曾涤分管的范围，有几个委、厅、局由他领导，任务很重。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多年，觉得他思维敏捷、办事果断，对新疆工业交通、基本建设事业做出很大贡献。1963年，曾涤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曾涤同志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从不居功自做，不以自己的光荣历史和卓越贡献向党和国家提出个人的特殊要求；总是谦虚谨慎，埋头苦干，为建设社会主义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曾涤同志政治上很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非常坚定。19ω年，由于国外势力的策动，伊犁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并有少数心怀不满的人围攻伊犁区党委办公大楼。这些紧急情况报到自治区党委时，第一书记王恩茂和几位书记都不在机关，只有曾涤同志一人在。他坚决地对伊犁区党委书记张世功同志下达指示：要迅速平息对伊犁区党委的围攻，争取多数，孤立打击极个别的坏人；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边民外逃。张世功同志根据曾涤同志的指示，很快妥善解决了问题，粉碎了国外势力策划的阴谋。曾涤同志生活极为简朴，不搞特殊化。我和他一同下厂下乡工作时，总是到职工食堂排队买饭菜，从不欠粮票和菜金。有一次，我们到昭苏县访问几户牧民，到中午时，一户牧民要宰一只羊羔招待我们。按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远来的贵客宰羊招待是一件平常的事口但曾涤同志诚恳地感谢了主人的厚意，劝说他不要宰羊，只喝了奶茶就告辞返回县招待所吃饭。曾涤同志善于团结干部，无论是汉族干部，还是少数民族干部，无论是地方干部，还是军队转业干部，他都一视同仁，亲密团结，得到广大干部的好评。曾涤同志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对干群之间的矛盾，干部相互间的矛盾，他都能采取讲道理的方法，解开思想疙瘩，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除了重大会议准备讲稿外，一般会议都是在昕取同志们的发言后，即席发表讲话。在讲述深刻的原则方针问题时，往往插有生动的典型事例，赢来阵阵掌声，使听众对原则方针的理解更为深刻透彻。曾涤同志的这些优良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口曾涤同志是我党忠诚的战士，是我军杰出的将领。他参加革命后的数十年，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由于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不幸过早地于1971年去世，真是可惜！可痛！
曾涤去世时，还是“四人帮”横行的年代，丧事办理的很不妥当。“四人帮”倒台后重开了追悼会，并给予适当的评价。我和新疆的好多干部才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