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先生
开始坐镇我们东自修室的是任先生，也就是写信向我探问蒙铁的任昌忻同志的祖父，我的学校的老校长，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已是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清瘦的脸上架一副铜丝边近视眼镜，灰布长袍黑布马褂，一面照料我们自修，一面自己捧一本线装书，同样在用功。他严肃可是和善，一个特点是两手指甲养得很长，手掌特别发红。这种手叫朱砂手，打起人来特痛，可他从不打人。有的老师因为我闹，用戒尺打过我的手心，痛得火烧火辣，小手心发肿，但任先生没打过我。
他教国文、修身，教低班，也教高班，是我真正的开蒙老师。有一天在自修室里，他叫我站在他身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骆宾王五岁的处女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首唐诗。我一念就能背，放学回家便念给祖母和母亲听了。后来我一辈子爱上骆宾王，特别是念到他讨武则天的檄文。七十年代最后在干校管图书，还特地抄了一本骆宾王的诗，而想起任先生教我的第一首。
因为朱家两位校董燕生(七先生)，鄂生(九先生)天天来校，他们不上课，也巡视我们的学习，还有一位八先生(湘生)，他来得少些，听说家里作大股东开的酱园、木行归他管。七先生很严，学生见了害怕，九先生总是笑嘻嘻的，翻翻我们的作业本。大家以为他们有一个准是校长，后来才知道，校长就是任先生。不过他和别的教师一样，一天要上几堂课，从不对人发号施令，大家当他只是一个老师了。他讲课顶认真，反复讲读，指定一个学生要他回答问题，或是背一段书。这教法使学生人人自惕，恐怕点上名回答不出来，便养成专心听课的习惯。
他很少疾言厉色，说话和和气气，却使学生见了又害怕，又亲切。记得出过那样一件事，我已经是高小了，同学中有一个叫许志铨，是绍兴人，父亲是一个大胖子，有许多用脚划桨的小乌篷船，在多水道的家乡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家叫它脚划船，划船的全是绍兴人，他父亲当然也是从绍兴迁来的。自己不动手，船都租给伙计去做买卖，由他收取一定的租费。像《骆驼祥子》中的老丈人一般。生活是富裕的。这志铨有特别的爱好，常从街头的小书摊买来小本有光纸石印的小说书，偷偷掩盖在课本底下，连上课时也迷在里面。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彭公案》、《施公案》全有。自然地传染了我们，特别是武侠小说，仙道、剑客。记得看《七剑十三侠》、《五鼠闹东京》，读到白玉堂误陷铜网阵，还掉下了眼泪，硬说这书没完，一定还有续集，写白玉堂死里逃生的。
同学们武侠迷发展到行动的实践。我们经常在后院树上吊一只沙包，用小拳头打沙包，练习武功。特别钦佩有道术的剑仙，口吐一道白光，能叫人头落地，披发仗剑，口吐真言，喝声道：“疾！”顿时天昏地黑，飞沙走石，看敌军败阵而逃。于是大家都有一个小葫芦，装满黄沙，喝声道“疾！”向对方喷出一道砂子，说不定迷了对方的眼睛。
这玩意儿还不算危险，更糟糕的学起飞檐走壁来了。后院正楼两厢，一座楼厅是够高的，三边朱漆雕花窗棂，窗外屋檐通着栈道似的檐道，大概是供工人油漆打扫用的，我们就走檐道练功，要是站在院子里向上望去，已成险峰，偏还有大胆同学，从正楼窗角架上一条长跳板，直达偏楼的檐道，成了一座天桥，居然走起天桥来了，要是腿儿一软，直摔到石砌的院场，保证会跌得粉身碎骨。几个人挨次比赛，把旁观者骇得毛骨悚然。这天后院正门是开着的，这壮举便落在顺便经过的任先生眼里，他不出面干涉，悄悄躲在一旁，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同学发现，直到那位同学平安度过天桥，他才突然露面，严厉申斥，这样危险的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立刻叫大家把跳板拆了，他声明他早已望见，没有立刻出面禁止，是怕桥上的人，发现老师，心里一惊就会摔下来了，所以当场就回避了。任先生临危若定，是这样爱护学生的。
这件事留在我记忆里七十多年了，因从小叫惯任先生，竟记不起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回是特地写信去问了他孙子，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任友曾。
任友曾先生是前清末科的秀才，在家乡颇有才名，而科举废止，他不能进一步再考举人，应朱氏实获小学之聘，担任我们的校长，这学校虽系私立，规模不大，但教学质量较高。县立小学的毕业生，也有再到这儿来进修一二年才去上海、宁波考中学的，我自己从六岁至十四岁待了将近八年，不是留级，而是毕业了高小，又进修了一年才离校的。
我家族三房五个堂兄弟，几乎全在这儿上学，我父亲长年在外，对我的学业仍很关心。第一次收到我写的“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家书，喜得他一直藏在口袋里给人看，还特地买了四部有光纸石印小字线装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寄给我，还特地叮嘱，“《水浒传》先收藏起来别看！”这叮嘱得了反效果，我第一部读的竟然是《水浒》。父亲对任先生很敬重，每次回家，必首先拜访，问我的功课怎样，任先生，向我父亲做了总评：“人还有点聪明气，就是太贪玩，不爱用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回想先生总评，第一句大概正符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后两句实际评定了我的一生。任先生是我的老师和知己。
任先生，虽当了校长，可一生清贫，他家住离学校不远，我每次上学必经那条小巷，放学过年，照例上先生家拜年。他有女子八人，全靠一人的束修养育一大家人，显然是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后来失踪了的同学善祥，是他长子，高小还没毕业，就出门上汉口当学徒去了，当然为了减少一个食口。
我自出校门，离家去上海，再也不知道任先生的消息，直到八十多岁的今天，从他孙子的来信，才知道他于1930年已经呕血去世，享年55岁。我这辈子以写字读书为生，真正的第一个老师，不是那位擂鼓墙门收了父亲贽仪教过四句《三字经》的俞举人，而是这位贫病谢世的任先生。
我们家乡夸称“文献名邦”，末科秀才很多，我小时见过的，有的当米店伙计，有的提着一只篮筐叫卖“焦饼、油炸鬼”，都是秀才。像任先生这样，以书卷终身的，已经大不容易了。
老先生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沈九香沈老先生。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文章满篇的高年生了。并不知道全县有数的名儒的名字，只知道我们的校董特别郑重地礼聘一位三山书院的老先生来教学，大家只叫老先生而不名。
老先生听说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是末一科的举人，科举废除断了上进的道路，一辈子以教读为业。他年龄比谁都大，嘴上颏下留着长须，蓬松中开一个黑洞，是缺了几颗牙齿的大口，对顽皮捣蛋的我们大声吆喝：“啊……嘻！”大家连忙闷着脑袋窃笑。
校董对他特别优待，他起得迟，每天上午第一课都排不到他。他起来了，校役端了洗脸水到他屋里，然后独坐中厅会客室兼教师餐厅的独立金鸡的花梨木圆桌上首，吃他单独的早餐，一碗白米粥，两条油炸鬼，一个咸鸭蛋，这是别的教师不能享受的。
因为他上课老对我们“啊……嘻！”开始我们都不大喜欢他，同班同学朱振钧，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胴头”，大家背着他就叫“老胴头”。
我们这个小学，除按照新学制规定的课程，外加一门读经。老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读完了《论语》。我们对“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都没有什么反感。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孟子》，第一课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我们听到有腔有调念出这“叟”字，都偷偷地笑了起来，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了。特别不喜欢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讨厌他老是爱和人顶杠，还骂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为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太没有道理了。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国语》的，反正是跟人唱反调，不使我们欢喜。
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开头他一念，我们就忍不住笑，慢慢地，体会到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染到文章的所谓“气势”，而发生了美感。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很快地有了进步。从此不仅仅做“人生于世……”的新八股，而且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记得校董家的一位姓张的亲戚，在乡下遭了盗劫，把家搬进城里，九先生陪他来参观学校，忽然发生奇兴，由他主持来了一次作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试述诸生之志》，头奖是十个铜子，却被我捞到了。我只记得内容：“为人臣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武将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那样的话，全都是从诸葛亮、马援那儿抄来的，居然得了这样的批语：“冠冕堂皇，袍笰登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老夫将拭目以俟之。”幸而这位老先生年龄大了，没见到我没出息的经历。
只是吹吹牛，骗到了每一笔稿费。
总之，那时学校和家庭的定评，我的功课正在上进。偏偏我姐姐从小得了羊痫疯，动不动突然厥倒，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而我父亲是特别爱女孩的，为了给她治病，决定全家迁居上海，去时我在学校请了几天假，初次遨游了向往已久的洋场，然后由我舅父带我独自回乡，继续校课，而且成了寄宿生。寄宿生很少，就在西小院西厢的平房间，和留校的教师合住一起。他们大都是与朱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乡下地主的子弟。受我父亲的重托，学校安排我住在东房南室，一室三床和老先生同房，正面是老先生的床。左右两床是我和同学叶宗泰，恰巧这叶宗泰是老先生的外甥，也是受到特殊待遇的。
我生平第一次离家，生活自理，只在周末到叔父家去，让叔母照顾我的冷暖，吃顿好的，换换内衣，可我还是爱上学校宿夜。寄宿生平时还有夜自修，黑漆漆的窗外，有时也有先生来巡视。可每天下午一放学，学生都走完了，教师们也有自己的事，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吃过晚饭，天色尚明，后院更成了我们大吵大闹的乐园。这儿两侧楼上全是藏书，霉天得搬到院里晒书，晒书时把外边木行的木材，搬几条细小的架上木板，到晚再把书搬回楼上。架就空留着。
于是木材就成了我们游戏工具，架在树桠权上成了跷跷板，两个人一上一下地蹬起来。细木材经不起压力，咔嚓一响，断了一条。这可闯了祸了，明天发现查问起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将断木头塞进楼梯下的地板洞，再出去到广场偷一条相同的木材。这旅程不算近，还得过几个关口，不让校役和老师发现，偷窃居然顺利成功，就是不知道地板洞的断木，后来是否发现，还是永远烂在地下了。
当我们干这鸡鸣狗盗的行为时，老先生一个却在宿舍里点了一支红烛，在审批我们的作业，他一边用朱笔改动我们的文稿，一边用挂在大襟扣子上的小玳瑁梳子梳理着胡子。我们出了一身大汗，一点不敢作声轻轻脱衣上床。他用一套三叠不及一尺高的小屏风，三面遮住了烛光，免得妨碍我们的睡眠，继续批改我们的作文。我们一觉睡到天亮，是起床的时候了，便坐起来穿衣服，撩开帐子，临窗的书桌上，红烛依然点着，老先生的朱笔，仍在继续的工作。
“老先生，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呀？”
“这，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原来为了我们高年级的一堂作文课，他整整地熬了一个通宵。
那回坐镇我们自修室的正是老先生，他给我发还作业本，并不在桌上一放，让学生自己领去，而是一个个地把我们叫到身边，把你的本儿打开来，指着朱笔修改的行格，一句一行的向你说明。为什么这句用错了，这个字要那样改动，为什么这儿前后句，画上勾勒，颠倒过来，语气便顺了。然后说明他的总评，指出哪点有了进步，哪点上次已经指出，这回又犯了老病，下次必须改正，最后批了一个行书的“然”字，是他的阿拉伯数字：85分。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一辈了以文字为生涯的我，打定了最初的基础。我不用功，读书最是粗心大意，到今天仍写错别字，让人指摘。可从小爱上了书，直到无书不读，在暑假里，室内石板地上摊一张草席，津津有味地读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和这位老先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读完高小，又在学校进修了一年，一直到离开学校，还是爱舞文弄墨，这兴趣也是老先生感染了我的。
后来我去上海当学徒，回家探亲，上学校拜访老师，老先生已经回家养老去了。不久，知道他无疾而终，说他一辈子没害过病，生活挺有规律，在家里也一样，那天还高高兴兴和一家人共进午餐，独自回房午休。为什么今天到时候还不起床呢，媳妇进房探望，他已经一瞑不醒，安然地享受了真正的安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