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黄昏,我把考得一塌糊涂的数学试卷带回家。我站在灶火塘前,大气不敢出,等着父亲发落。屋子里灰蒙蒙的,有静静的尘土在浮动,父亲在炕上端详着试卷,半天没说一句话。末了,他有些随意地说,前面的几道题粗心了些,以后就好了。说完,把试卷一丢,又在炕上忙着补他的笸箩。这是我记忆中颇为清晰的场景。母亲在院子里专心地喂猪,鸡们踱着方步进了鸡窝,夕照沉静在邻居的东墙上。我原本以为会惊天动地的事情,就这样在寂静中轻描淡写地过去了。
然而,以后的人生中常有类似的场景出现。在考试中,本来成绩下降到只拿了一个二等奖,父亲会说,不错,不错,我还担心你连三等奖也拿不到呢。平时,父亲总是磨叨,比咱强的人多了,分高分低的,不要太在意。有一年暑假,我去大同打工,一个半月后,灰头土脸的我只挣回了100多元钱。父亲说,不少不少,有人出去一年,一分钱也没拿回来。
我总觉得父亲的宽容有点儿像是纵容。
最要紧的是那一年复习。周围的邻居都劝父亲,家里都这样了,就不要再让小子复习了。实际上,我的内心也有所动。临近开学的时候,父亲还是坚定地说:“去吧。”我说:“恐怕没希望。”父亲说:“数学、英语比去年进步了不少,应该没问题。”“你病着,地里的活那么多,我怕家里顶不住。”我亮出了我最担心的底牌。“有你妈呢,更何况,你回来也顶不了多少事,到学校学你的,家里的事,不要想太多。”父亲说得极轻松。
那些年,父亲没有呵斥过我一句,也从来没有强加给我什么目标和任务,即便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也没让我的内心犯过难。现在,我也有了儿子,我发现,我对儿子的呵护中也有着“纵容”的成分。或许,父亲潜移默化的爱早已让我懂得了:最真的爱,就是最大限度地给心灵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