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阿Q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
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阿Q正传
《阿Q正传》这部作品以表现农民阿Q的性格为主，围绕阿Q的一生展开故事情节。阿Q是鲁迅着意塑造的艺术典型，是辛亥革命时代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流浪雇农形象。他生活在未庄，处在被剥削、被压迫、被损害的地位，“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虽然他“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但仍是一贫如洗，只得住在土谷祠里。饿极了，不得不出外“求食”，终于一度做了小偷。从阿Q生活的窘迫，可以推想封建剥削阶级对贫苦农民的残酷榨取以及中国农村的破败景象和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在政治上、人格上，阿Q更是一个受迫害、受凌辱的典型。
他没有自己的姓名，当他仿佛记得自己姓“赵”并和“赵太爷”是本家时，却遭到赵太爷的呵斥，挨了“嘴巴”。他向吴妈求爱，被视为“调戏”妇女，“犯上作乱”，有损赵家的尊严，结果被罚送香烛赔罪。阿Q的性格还有其复杂的一面。
鲁迅曾说，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保守无知，主观盲目，常轻举妄动，惹是生非，甚至对一些封建戒律也深信不疑。这就形成了他思想与言行、主观思想与客观实际等方面的种种矛盾。
阿Q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他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
这就是阿Q最大的悲剧性格，他信仰的是“精神胜利法”——阿Q主义。例如，他和王胡比赛捉虱子，以虱子多而大为光荣，以虱子小而少为耻辱，愚昧到美丑不分的地步；赌钱输了以后，他连打了自己两个嘴巴，仿佛被打的是别人，立即转败为胜，心满意足地睡去；他向吴妈求爱惹下大祸，遭到“打骂之后，似乎一件事也已经结束”，又开始忘却了；甚至在游街示众要杀头的时候，他也没有觉悟，还为画圈没画圆感到遗憾，以为人生天地之间本来就免不了要这样等等。鲁迅通过对阿Q这一典型的描写，淋漓尽致地揭露了这种普遍存在于“国人魂灵”中的精神病症是怎样严重地麻醉了中国人的人生，成为一种阻碍社会改革的历史惰力。其创作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造“国民性”，根除这种蚕食民族和人民灵魂的“奴性”。
阿Q还具有潜在的革命性。阿Q是一个贫苦农民，一个被压迫的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倾向革命是可能的。他原先认为“革命党是造反”，是与他为难，所以“深恶而痛绝之”。后来，从举人老爷、赵太爷等害怕革命这一现象中，他直觉地对革命有些“神往”了。然而，阿Q所“神往”的革命不过是被对“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报复心理所驱使，是出于看到革命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的怕”而产生的“快意”。于是，他便盲目地“革他妈妈的命”。结果，空欢喜一场。假洋鬼子“不准革命”，阿Q走投无路，最后做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牺牲品。
阿Q被抓走、监禁、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并不因被抓而苦恼，而是“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倒是画押时唯恐画得不圆，并且为自己没有画圆而懊恼，但又转念：“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被杀前游街时，他还喊着：“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