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投身官场，追求的目标便是一个“官”字，在他看来，升官晋爵不仅是事业有成的标志，而且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有官便有权，有权便有了一切，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亲朋好友的捧场恭维，部属的拍马奉承，妙龄女郎的献身邀宠……一个人一旦有了官“瘾”，就像抽大烟一样是万难戒掉的。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这个“官”字，如同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一样，是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因此，利用高官厚爵来驾驭臣下，历来是掌权者手中的法宝。如何把握封官的时机，选择封官的对象，安排官职的大小。手段等等，这些都有专门的学问。
记得有这样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车夫为使拉车的驴子跑得快些，便将一把青草拴在车子前面，恰巧离驴的嘴巴有半尺远。驴子为了得到那把绿茵茵的青草，便拼命地向前跑，可无论怎么努力，那把青草离驴子还是那么个距离。正所谓“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却很远”。其结果，草依旧是那把草，驴子却不是那头精神饱满的驴子了。当然，这个寓言说得有点过分。
车夫完全可以在拉完货后，毫不犹豫地将那把已经有些发黄的青草丢到驴子脚下，任其去品尝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因为那青草遍地都是，远不必那么惜如金玉。可在官场上毕竟是粥少僧多，官位有限，不可能随意授人，再说如果封得太滥了，“官”自然也就贬值了，失去了诱惑力。比如太平天国后期，在湘淮军的夹击下，太平军处境日益艰难。为了挽回败局，天王洪秀全采取了一种并不高明的策略，那就是大封诸王借以鼓舞士气。据统计，洪秀全先后分封了2700多个王，大小文臣武将，亲朋故友都如愿以偿当上了“王爷”。然而，时间一长，这一招就不那么灵了，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令人珍惜。不但没有达到齐心协力挽回败局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太平天国内部秩序的严重混乱，大家都是“王”，谁也不服谁，彼此离心离德，客观上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南宋初年，面对着金朝人的大举入侵，当时号称名将的刘光世、张浚等人只会一味地避敌逃跑，而不敢奋起反击，这一方面因为他们天生患有软骨病；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官已高，位已尊，以为即使立了大功，也没有更大的升迁，他们便安于现状，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他们心目中根本不占什么地位。
当时岳飞入伍不久，虽然已崭露头角，毕竟还没有太大的名望和地位。只有他在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当时有个叫郡缉的人，上书朝廷，推荐岳飞，那封推荐书写得很有意思。
“如今这些大将，都是富贵荣华到了头，不肯再为朝廷出力了，有的人甚至手握强兵威胁控制朝廷，很是专横跋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再重用呢？
“驾驭这些人，就好像饲养猎鹰一样，饿着它，它便为你博取猎场，喂饱了，它就飞掉了。如今的这些大将，都是还未出猎都早已被鲜汤美肉喂得饱饱的，因此，派他们去迎敌，他们都掉头不顾。
至于岳飞却不是这样，他虽然拥有数万兵众，但他的官爵低下，朝廷对他也未有什么特别的恩宠，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低级军官，这正像饥饿的雄鹰准备振翅高飞的时候。如果让他去立某一功，然后赏他某一级官爵，完成某一件事，给他某一等荣誉，就好像猎鹰那样，抓住一只兔子，便喂它一只老鼠，抓住一只狐狸，就喂它一只家禽。以这种手段去驾驭他，使他不会满足，总有贪功求战之意，这样他必然会为国家一再立功。”
郡缉将岳飞看成一个贪功求利的人，实在是对我们伟大英雄的曲解、贬低。
但是，他在推荐书中显然涉及到了两种封官的手段：
一是分割封官的过程，不能一步到位。封官如同商品交换一样，“得一兔则饲以一鼠，得一狐则饲以一禽”，立小功封小官，立大功封大官；要把饲官的过程拉得特别长，使臣下的官欲永远不会有满足感，这样他才会总有立功的动力。火箭式的封官办法是不可取的。
二是封官不只不能一步到位，而且最好永远不要到位。官做大了，立功进取的意志便懈怠了，一旦官做到了头，不但立功进取的意志消失，而且还可能滋生野心。从历史上看，那些官职到了头的人，如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最后都变成了篡权者。
贪功求利，乃是人性的致命弱点，只有明白这一点并加以充分利用才能真正把握封官晋爵的玄机。
官职的设立，本来是为了治理国家，但许多精明的当权者却把它变成了笼络下臣，挟制部属的手段，或者是和部下搞某种交易的商品。
西晋初年，赵王司马伦篡夺了皇位，为了能使别人听他的，司马伦便利用窃取的权力，大行封赏，以向众大臣献媚讨好。他宣布，所有中外大臣，一律晋升一级官职，在朝中的大臣升两级，俸禄达到两千石以上的，都自动晋升为关内侯：这样一来，朝中大臣一个个出将入相，位居高官要职，连奴仆兵卒也都加个爵位。那时武官的帽子都以貂尾做装饰物，由于封赏太滥，一时之间，朝廷库藏的貂尾不够用，不得不以狗尾来代替，当时有人讥笑说：“貂不足，狗尾续”，至今还留下了个“狗尾续貂”的成语。
司马伦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滥封官职来笼络人心。可是，这并没帮他多大忙，他不久还是被人推翻，被逼服金屑酒而死。
人们常说：“论功行赏”，仿佛应该根据功劳的大小来决定所封官职的高低。但功劳这种东西，不是一种器具物体，很难测出谁大谁小。封赏部下，固然要照顾功劳的大小，但更主要的，还是要考虑到封官的终极目的——笼络人心。这是自古以来封官爵的一个基本原则。
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开始大封功臣，论功行赏，对于20几个主要功臣早就决定封赏了，但对其他人则因评定太慢而迟迟未能决定。有一天，刘邦在走廊上忽然看到花园里聚集了好几个小集团，三五成群，窃窃私语，似乎在商量什么事情。刘邦百思不解，于是回头询问张良是否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张良的回答吓了刘邦一大跳：“陛下难道不知道吗？他们正在企图谋反”。刘邦赶紧问是什么原因。
张良回答说：“陛下原来只是一介庶民，因为有了他们效力才得到天下。然而陛下成为天子，却只有萧何那些一开始就得陛下欢心的大臣仍获得赏赐。而另一方面受到处罚的，仍是那些平常陛下不喜欢的人。现在虽然有专人负责评定功绩，但是合计一下封地，即使把全国的土地都封给功臣们，也是不够啊。他们害怕陛下不能让每个人都获得封地，或是因为过去的失败而受到惩罚，所以才聚集到这里计划谋反。”
刘邦听后沉吟良久，又问：“那么这件事应该如何处理呢？”张良回答说：“是不是有一个陛下平日最讨厌的人，而大家又都心里知道呢'”刘邦回答：“雍齿这个人是我早就厌恶的，他最喜欢跟我作对，我早就想杀掉他，但是因为他功劳卓著，所以只好忍耐住。”张良说：“那么，请陛下赐雍齿封地，而且当众宣布吧！只要雍齿得到封地，大家自然会安静下来。”
于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大开宴席，封雍齿为侯，然后趁机告诉众人他已督促负责人尽快评定出每个人的功绩，请大家稍安毋躁。如此一来，将领们都停止喝酒，大声欢呼，并且交相耳语：“连雍齿都受封为侯了，我们一定也能很快受封。”人心浮动的现象再也看不到了。
张良略施小计，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收服了人心，稳定了大局。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极受后世政客的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