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
一个人的气度要高远旷达，但是不能太粗疏狂放。
史家公认唐太宗的文治武功之所以能达到盛唐的高峰，跟他胸怀宽广，放很长量，能容也善用包括魏征在内的忠诚却非唯唯诺诺的能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也因此超越了一般的君臣关系，成为了千古佳话。这印证了孔子所言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理。
事实上，不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此。
俗话说：“宰相肚里可撑船”，特指身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必须能团结百官，搞好内部建设，抗御外来侵略。宰相缺此胸怀，常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想，一味党同伐异，就没有成为贤相的基础。
战国时代的蔺相如之所以能一味忍让廉颇的挑衅，就是为了保持将相的和睦，不让秦国趁机侵略赵国，正因蔺相如不失相国的胸怀，深受感化的廉颇的“负荆请罪”才成为了千古美谈。
相反，如果一个的心胸过于狭窄，在遇到不顺心之事、听到不顺耳的话语时，就怒不可遏，见到强于自己者，就萌生那种“最卑劣最堕落的情欲”（培根语）——嫉妒……结果只会危害了事业，又极大地伤及了嫉妒者自身的元气与身心。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年少气盛，虽英才盖世却心胸狭窄，妒才嫉能，屡害诸葛亮而不能如愿，自己却因此而被活活气死，死前还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怨愤。想想：又何必？！
在这方面，洪应明不点名地提到了屈原。
诚然，屈原是一个道行高洁者，是楚国的忠臣，是伟大的诗人，但他却不可称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既应有高瞻远瞩的智慧、审时度势的机智，还应有容人的度量、团结人和用人的策略和技巧，从而增强而不是削弱自己所归属的政治团体的凝聚力。
而屈原恰恰缺了这些，他品性高傲，多愁善感、独来独往，好持瑰节琦行，好作惊世骇俗之语，宣称整个世界都混浊不堪，所有的人都醉得昏昏沉沉，惟有自己才是清白的，惟有自己才是头脑清醒的，惟有自己才是对楚王忠心不二的……这正是他不断地怨天尤人的依据之一。这样，他的这些疏狂意识使他失去了沟通与楚国君臣上下关系的思想前提与人际关系基础，他的政治头脑中甚至缺乏“求大同，存小异”的意识，历史进程也就难以朝他所设想的方向运行。
可以说，屈原的悲剧不仅是道德与政治的冲突所造成的（封建社会的政治往往是不道德的），也是他个人的狭窄心胸和简单的思维定势与社会历史的复杂发展进程相冲突而造成的。确实，他坚持了他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活与变通，似乎只有社会历史适应他而没有他适应社会历史的道理。在这种意义上说，他的认识不可称为通情达理，他的人生也不是理想与完美的。鲁迅先生则曾把曹雪芹笔下的焦大比喻为“贾府的屈原”（见《言论自由的界限》），我想，这一比喻，并非是在抬高焦大，也不是拟贬低屈原，而是说他们两人在愚忠、自认惟我独醒等方面几无二致。当然，两人也有不同，即假如焦大“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换句话来说，屈原的《离骚》，不外是因其愚忠不被楚王赏识所发的文字性诗歌化的高级牢骚罢了。
据此，洪应明结合对自然的观察，得到了另一个启示：“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事实的确如此。
按我们的理解，洪应明在谈人应建树大胸襟时，论及了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并不是主张君子可放松自己高洁的道德志向与修养，可以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是指人生一世，应当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应当像大地善于将污垢转化为肥料、进而据此育出新苗一样，注意从各种正反经验中汲取养料来完善自己的人生，应当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状况有一种清醒的认识与认可，会察人也会容人，会容人也会用人……
人至察则无朋，高深的且不说，类似郑板桥所言的“难得糊涂”，因时因地，也不失为处世之一妙法。按《菜根谭》的认识，有大胸襟者，才是大聪明的人，“吕端大事不糊涂”，对于小事也就不会斤斤计较，朦胧处置；反之，太懵懂的人，对小事是伺察在胸，对把握大事却茫然无措。可见，伺察小事乃人之成为懵懂的根源，而对小事模糊朦胧处置，往往正是营造着大聪明的无穷空间。
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能更好地理解陆王心学所特别推崇的孟子之言：“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从泛指方面看，历史上曾担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职务者，十分有限。但这并不是说，不担当宰相者就不应培植起这种大海般的胸怀。恰恰相反，培植起这种胸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宽怀相待，有助于个人心胸趋于坦荡，养成宽舒的气象。
即使是在每年一度的端午节，在以纪念屈原作名义的赛龙舟活动中，人们也能感觉到另一种迥异于屈原式思维定势的团体智慧：你我他同处在一条船上，与他船同处一条起跑线前，起跑枪一响，我们不争上游，就会处下风，彼此唯有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何暇分孰醉孰醒？冲过终点线了，赢家扛回了奖品——大缸酒加大块肉，然后，大家一醉方休，夫乐如何！输家也不必难受，筹划来年再赛，才是正道，游戏嘛，总是有机会……所以，在怀念之外，用现代意识来看待屈原，屈原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血肉文字和作为知识分子所有的良知，依然令我们神往不已，这其中蕴涵着维系人类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命脉。而他的那种狭隘自恋的情结，则是应该抛弃的。毕竟，古今中外，何时何地无小人？无人前人后的是非？为小人为是非而自沉自毁，不值得。
中国老百姓所梦寐以求的福禄寿，在洪应明看来，只不过是仁厚之人的宽舒心地、从容处事的副产品而已。我们今天所见的一些百岁老寿星，他们的长寿秘诀中都有宽怀待人、随遇而安、少激动、不轻易对人发怒这一条，这种胸怀与良好修养，正是他们获得长寿的处世基础之一。
佛教有这样一则人格化的人生座右铭，那是贴在弥勒佛像旁的：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张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所以，大肚而又总是笑吟吟的弥勒佛，就不是口常说空者——不为空缠，也不是为物所役者——不为法缠……
这当然不易做到。
《菜根谭》的主旨深蕴着宇宙意识，直契天地境界。有如此意识与境界，犹如在空中观物，再据此以冷眼看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争争斗斗，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室权贵们为城头变幻的大王旗、英雄豪杰们为名誉地位而虎战不休，也不过是如苍蝇因膻气而聚集、如蚂蚁因抢食而竞斗；世间的各种是非如蜜蜂飞起，各种得失如刺猬的硬刺那样竖立，以冷情处之，就可以如洪灶融化真金、如热水消融冰雪。
博大的胸襟、恢弘的意识、从容的气度正是人世的成功者所必备的。
宋朝词坛大家苏东坡在瓜洲任职时，某天，因坐禅开悟，自认为已超凡脱俗，不为世俗的称、饥、毁、誉、利、哀、苦、乐等八种风所动。于是，因体悟而做成一诗偈：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干；
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然后令书童乘船从江北送到江南，呈给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指正。
佛印禅师看后，挥毫批了两字：放屁。
东坡见侍者带回的批字后，火冒三丈，立即乘船过江。
佛印早已料到东坡会前来兴师问罪，故早已在江边恭候。
一见面，苏东坡指责道：“禅师，你为什么污辱我的诗？”
佛印若无其事地答道：“没有啊？我骂了你什么？”
东坡指着“放屁”二字，责道：“这是什么？你还狡辩？”
佛印呵呵大笑：“噢，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嘛，怎么被一个屁打过江来了？”
东坡一听，默然无语，自叹修养不及惮师。
据此，再归纳建树人生大胸襟的诀窍，即：意似行云流永，不执着！
灵魂有其美丽的服饰，即是使人的胸怀光彩照人的那种精神土的潇洒与豪放。并非人人都具备这种胸襟，皆因胸襟要求慷慨的气度。其首要之举就是即使对敌手也不吝赞美之辞，在行动上甚至更加宽大。当有机会为己复仇，这胸襟之光愈加璀璨。它不回避这种情形而是加以利用，将可能的复仇行为转变为出人意料的慷慨义举。
驾驭之道，奥妙即在此中，这是政治的高超境界。它从不炫耀它的成功，从不装腔作势，即便其成功凭本事得来，它也懂得怎样不露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