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初期，由明代入清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割不断故国之情，忠实地恪守着民族气节，他们的诗哀故国、悲往事、望恢复、明志节，这批诗人代表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谦益、吴伟业等。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的诗多伤时感事之作。诗平实不尚藻饰，是“主性情、不贵奇巧”的学者诗，持重、沉郁、苍凉的风格中可见杜甫诗的神韵。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他的诗强调抒写现实，如《周公瑾砚》：
剩山残水字句饶，剡源仁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恨未消。
诗中亡国之恨，故国之思，不加遮拦地溢出笔端。王夫之的诗后人评其为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王夫之最推崇屈原，并承继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和以美人香草寄托比兴的艺术风格。
王夫之的《正落花诗十首》之一诗中五六句脱化于屈原《橘颂》中的“受命不欠，生南国兮”的语句，用花去香消树仍青青来表明自己志节不改，浩气长存。
清代初期诗风多样，其中能左右诗风，影响远播的诗人是钱谦益、吴伟业。钱谦益，在明末清初诗坛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编有广罗明代诗歌的《列朝诗集》，并在《小传》部分通过对各家的褒贬、评论阐发自己的诗歌主张。
钱谦益不仅重视唐诗，也重视宋诗，由此开了清人宗宋的风气，成为明清诗歌变化的一大转折。他的诗将唐诗与宋诗的特点结合在一起，善于用典，富于辞藻，善于抒情，长于近体，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
钱谦益能以《后秋兴》13组124首诗与杜甫《秋兴八首》叶韵唱和，学杜甫而不拘泥，足证其艺术造诣之深。
吴伟业，早期的诗歌显得较为清丽，而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中，他写的诗歌多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更多地关心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
《圆圆曲》是吴伟业的歌行体诗，通过名妓陈圆圆与吴三桂的悲欢离合，描写吴三桂降清导致明代灭亡的重大历史事件，将风情万种的儿女私情与波谲云诡的重大政治事件结合在一起。
诗中对陈圆圆曲折坎坷的经历充满了同情。“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吴三桂虽有婉曲的嘲讽，却又带有颇多的同情。像《圆圆曲》这样的诗，用七言歌行写成，兼具“初唐四杰”和白居易诗歌的神韵，深情婉转，韵味悠扬。
除《圆圆曲》外，吴伟业还写有《永和宫词》、《琵琶行》、《雁门尚书行》等七言歌行，一直被世人传诵。
在清代初期诗坛上，“南施北宋”也是有影响的诗人。“南施”，即施闰章。施闰章，对百姓的疾苦感触至深，诗中的诚挚同情溢于言表。他还写有工于写景的诗。这些诗作自然流畅，绘声绘色，景象万千，颇具盛唐王维、孟浩然的风度。
“北宋”，即宋琬。宋琬一生坎坷，连遭大难，写下的诗歌多反映被逮捕、被关押的生平遭遇，其感慨时世和悲苦怨懑之词充斥诗篇。他五七言古体篇幅严密，淳雅凝练，格调苍茫。
王士禛，在清代初期诗人中最著名，倡导“神韵说”，即在诗歌的艺术表现上追求一种空寂超逸、镜花水月、不着形迹的境界。王士禛遵从“神韵说”，他的诗追求淡远空灵、委婉蕴藉的风格。
王士禛早年的成名之作《秋柳》4首表现出意旨朦胧，情境悠远的特点，而《秦淮杂诗》二十首更是得到人们的竞相传写。
清代中叶，诗坛涌现了很多著名诗人，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为性灵派诗人，代表诗人为袁枚，此外，还有持“格调说”诗人沈德潜、持“肌理说”的诗人翁方纲。
袁枚诗主“性灵说”，“性”即性情、情感，“灵”即灵思、灵趣。他的4000余首古今体诗作，就努力体现了其性灵说的美学追求。
袁枚主张作诗要有真性情，要有个性和诗才。性情是诗的根本，性情以外本无诗；性情要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个性，作诗不可无我；诗人必须有才，“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
袁枚创作了许多真实动人、灵趣盎然、清新活泼的性灵诗，不仅是当时诗坛的异军别派，也对近现代诗歌的新变产生了影响。他的旅游诗真率自然，清新灵动。此外，他还有大量的咏史诗。
沈德潜，他论诗标榜“格调说”。所谓“格”，指诗歌体制上的合乎规格；所谓“调”，指诗歌的声调音律。
沈德潜的“格调说”推崇唐诗，重视体制格调，决定了他在诗歌风格上尊崇雄豪壮阔的境界。他对“神韵说”提倡的清远冲淡的诗风很是不满，而对杜甫的“宏才卓识，盛气大力”给予高度称赞。
沈德潜认为在作诗的态度上，必须“一归于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作诗方法上，必须讲究比兴、“蕴蓄”，不能“发露”。
翁方纲，他论诗主“肌理说”，宗法宋诗，强调写诗重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翁方纲的“肌理说”对矫正“神韵说”的虚渺、“格调说”的空套有一定的意义，但过分强调学问在创作中的作用，忽视作家的才情和活生生的生活，也使他的诗论没有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