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歌
元代诗歌受南宋后期瘦硬生涩、气骨衰敝的诗风影响,诗歌没有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在创作上也未取得突出的成就。
明初,诗歌创作有了不错的发展,刘基、高启、杨基、袁凯等人的诗歌创作富有现实内容,气象阔大。明代中叶,针砭现实、关心民间疾苦的题材和内容,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明诗的气象真正开始展露出来。明代末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领袖的公安派的诗歌具有畅抒襟怀、清新洒脱的风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进入清代,诗歌创作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其成就超越了元明两代,一大批诗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王士禛等,为古代诗歌的发展写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明代初期,诗歌创作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局。生活在元代末年直至明代初期的一批作家,如刘基、高启等,由于亲历了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对种种灾难和痛苦有着切身体验,这自然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因而他们的诗歌创作富有现实内容,往往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气象阔大,风格沉郁。
刘基,是明代的开国功臣之一,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倚重。他的诗歌揭示了元代末期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其《畦桑词》、《买马词》、《赠周宗道六十四韵》等或控诉重敛伤民,或揭露元末官逼民反的真相,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现实的忧虑。
刘基还有一篇长达1200多字的《二鬼》诗,诗中借写结邻和郁仪二鬼重整天地,为民造福,却被天帝猜疑捉拿之事,抒写自己抱负无法实现的苦闷。
高启,是明代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高启的文学思想,主张取法于汉魏唐宋各代,所以他的诗歌风格多样,学什么像什么,兼古人之所长,又自出新意。清代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高启的诗歌道:
一涉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对高启的评语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实际上,从高启的成就就可以看出明初诗歌创作呈现出的勃勃生机。
高启做官只有3年,长期居于乡里,故其部分诗歌描写了农民劳动生活,如《牧牛词》、《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等。这些诗没有把田园生活理想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
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
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
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还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燹下的苦难。这些作品都是高启诗歌中的精华部分。
高启的《明皇秉烛夜游图》,着力描写唐明皇沉湎酒色,忘怀国事,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全诗多从白居易《长恨歌》变化而来,但没有一语相袭,可见其诗歌艺术功力之深。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诗最能体现高启的艺术特色,试看: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从南京的形胜联想到历史上的割据,再联想到今天相对安定的生活,与满怀激情中又带有几多感慨、几分苍凉。
高启诗在艺术上有一定特色。他的某些诗崇尚写实,描摹景物时细致入微。如“江黄连渚雾,野白满田冰”;“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等句,均产生于生活实感,新颖逼真。
高启的诗注重含蓄,韵味深长。如《凿渠谣》:
凿渠深,一十寻;凿渠广,八十丈。凿渠未苦莫嗟吁,黄河曾开千丈余。
虽然只是寥寥数句,收煞处戛然而止,却能给人以深远的回味。还有,高启的诗用典不多,力求通畅,有些只有数句的小诗,更具有民歌风味。如《子夜四时歌》:
红妆何草草,晚出南湖道。
不忍便回舟,荷花似郎好。
这些诗句明白如话,亲切动人。
明代诗坛上出现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台阁重臣。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和翰林院,台阁体则指当时的台阁重臣所形成的一种诗歌风格。
这些人所作的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其形式则是追求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题材大都是应制、酬答和题赠,给人以枯燥乏味、平庸呆板的感觉。
与“台阁体”同时但风格迥异的是于谦的作品。他的咏物诗《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人借石灰自比,表达了自己不畏艰险、勇于牺牲的高尚情操和不凡的抱负。
“茶陵诗派”是继台阁体之后明代前期的又一个诗歌流派。针对台阁体的肤廓空泛,茶陵派以诗学汉唐相标榜,这种复古主张及其创作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因代表诗人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而得名。它形成并活跃于弘治至正德年间的诗坛。李东阳的成就最大。
李东阳的诗论着眼于形式,强调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格律,忽视内容。因此,他写的大都是抒发封建士大夫情怀的应酬题赠诗作,缺乏现实内容,形式典雅工丽,诗歌视野比“三杨”开阔,但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