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崇祯年间的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南京国学署的叶家诞生了一个男孩，名叫叶燮。叶家是一个崇尚气节而又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族。叶氏家族一向注重子女的文化教育和道德修养，因此，家族中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诗人。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是叶绍袁的第六个儿子。聪慧的叶燮，4岁时便跟随父亲叶绍袁读诵《楚辞》，他过目即能背诵，被人们传为美谈。5岁时，叶燮与兄长们一起进入叶家的书斋读书，由父亲叶绍袁亲自教导。
幸福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在叶燮8岁时，兄姐们相继夭折，而且母亲沈宜修也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家庭的变故，促使叶燮在思想上迅速早熟，诗歌创作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清兵大举入关后，叶燮和3个兄弟跟随父亲开始了居无定所，出没飘摇的流亡生涯。南明弘光年间，叶燮参加了嘉兴府的科举考试考秀才，高中第一。他的应试文章得到了主考官的高度评价。
1647年，叶燮的父亲病逝，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叶燮隐居横山。叶燮在横山一住20多年，除了出门游历或教学生之外，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博览古今典籍上。
随着清王朝的逐步稳固，胸怀大志的叶燮，决定走科举出仕之路，做一番人生大事业。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叶燮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典章时，还把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策论式的文章。
在经过精心的准备后，叶燮在科举考试中一帆风顺，在1666年的乡试中考中举人，1670年又考取进士。1675年，49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干点有益事业的理想，出任了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叶燮到任之时，宝应县境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他接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驱除水患。
作为诗人，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余，还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史诗《纪事杂诗十二首》。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被他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这一时期，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风雅盛极一时，史称“白田风雅”。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但他耿直的性格也得罪了一些官僚。因此，他最终罢官而去。
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官场立足，于是，他便萌发了游历山川的想法。于是，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
祖国的壮丽河山，既给叶燮的精神以美好的陶冶，又使他开阔了视野，拓展了心胸，提高了思想境界。最终，叶燮跳出了自己荣辱得失的考虑，他变得更加热爱生活。
在游历中，叶燮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下层人民，这既增加了他的生活阅历，又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诗文创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叶燮诗歌创作的多产期，除了和友朋之间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甘苦的纪实作品。这些诗作很快流传开来，在当时的诗坛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游历中，叶燮也有机会广泛接触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名流。友朋之间对诗歌创作的讨论切磋、批评辩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特别是对当时诗坛的流弊，叶燮觉得有必要加以矫正，这一切，触动了叶燮诗歌评论写作的想法。
叶燮在游学过程中，对当时诗坛盛行的刻板模仿和复古之风十分不满。为了宣扬自己的诗歌理想，叶燮回到横山后，开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地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与此同时，在教学之余，他还写下了诗论著作《原诗》。
《原诗》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内篇是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讨论诗的发展，下卷讨论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评论诗歌创作技巧。
关于诗的发展，叶燮主张文学是在不断进化的。在《原诗》的第一部分，他论述了诗歌在各个时期的盛与衰，他试图对我国古典诗歌史作出全新的评价。
叶燮把诗歌的历史比作一条河，从中区分出“源”与“流”。“源”就是我国最早的诗作《诗经》中的305首诗。诗歌的“流”又分成“盛”与“衰”、“正”与“变”等不同的阶段。
叶燮认为，诗歌的历史是盛与衰这两个阶段相互交替的过程，诗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将不断向更好、更丰富多样的状态进化。
叶燮指出，诗歌在形式和内容上如果固守某些正统的体系，必然会由呆板而变得陈旧过时。相反，变化的时代则是真正的创造时期，最终会给诗歌带来新的兴盛。他认为：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
在这段论述中，叶燮以时代以及诗自身的发展这两个条件出发，论述了诗的进化，解释了“正”与“变”是如何相互需要的。在此，叶燮在继承与革新、古与今的统一关系上，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看法。
在明代时，拟古主义者们将某一时代的诗歌奉为最高典范，进行“临帖式”的模仿。到了清代初年，仍有“模棱汉魏，貌似盛唐”的不良诗风。于是，叶燮在《原诗》的开始，就对拟古主义者滥用陈言、一味模仿古代的圣贤提出强烈驳斥：
俞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俞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
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叽而却走耳。
在评价我国诗歌史时，叶燮秉持了与袁宏道、李贽、钱谦益，以及王士祯等学者极为相似的立场，认为诗歌在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而不像明末清初的一些诗歌流派那样，只推崇唐、宋的诗歌。
关于诗的创作，在《原诗·内篇下》中，叶燮先提出了诗歌创作的基本要素，那就是胸襟、材料、匠心和文辞。
在如何学会作诗这个问题上，叶燮认为仅仅靠熟读古诗是不行的。他用一个比喻解释了他的观点。他说诗歌创作如同盖房子，要经过5个不同的步骤，即奠基、集材、匠心、设色、寻求变化。而且，叶燮认为，第一步奠基最为重要。叶燮借用杜甫的说法，提出写诗的基础是“胸襟”。叶燮十分推崇杜甫，是因为杜甫有悲天悯人的“胸襟”，那就是，杜甫在诗歌中大量流露的儒家的恻隐之心，以及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也因为杜甫的写作技巧和独特匠心。叶燮认为，基础打好之后，就必须去收集材料，当然是质量最好的材料。他这样写道：
则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离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以是为诗，正不伤庸，奇不伤怪，丽不伤浮，博不伤僻，决无剽窃吞剥之病。
如同上乘木材需经艺人的巧手才能变成坚实、漂亮的房子一样，诗的素材也必须运用匠心才能把它变成好诗，他继续写道：
此非不足于材，有其材而无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诗者，要见古人自命处、着眼处、作意处、命辞处、出手处，无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来面目，如医者之治结疾，先尽荡其宿垢，以理其清虚，而徐以古人之学识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后匠心而出。
如同房子平淡就没有吸引力一样，诗歌如果写的不生动也是如此：
夫诗，纯淡则无味，纯朴则近俚，势不能如画家之有不设色。古称非文辞不为功；文辞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择其丽而则，典而古者，而从事焉，则华实并茂，无夸缛斗炫之态，乃可贵也。
同时，叶燮认为，胸襟、材料、匠心、文辞，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形成。叶燮还提出，诗歌必须包含理、事、情、气，而诗人也必有识、胆、才、力，才能创作出流传久远的诗作。
叶燮认为，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应是客观的事物的“理、事、情”。他说：
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
在这里，叶燮把外在世界物质方面同诗人的主观或个人品质区分开来，客观的、物质的方面是“理”，也就是原则，“事”也就是事实，“情”也就是情状。他认为，在诗歌中，“理”和“事”是说诗歌要合乎道理、合乎实际，“情”指的是诗歌的特别情状或特征。
与诗歌这3个客观或物质的方面相匹配的，是诗人所应具备的4个主观或个人的品质也就是才、胆、识、力。这4个品质同3个物质方面结合起来就可以作诗。关于这四者，叶燮是这样说的：
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叶燮所说的“才”，是指人的才华，就是诗人的思路敏捷，想象力丰富，高超的语言表达能力。“胆”是指人的胆略勇气，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能摆脱前人藩篱，敢于独立思考，挥洒自如的创新精神。“识”是指诗人辨析能力，明白是与非、美与丑、黑与白。“力”是指诗人表达自己才能、思想、见识的能力和自成一家的笔力。在这4种品质中，他认为“识”最重要：
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言乇。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
在这里，叶燮强调了艺术上的独特见解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识”让诗人认识到世界和诗歌中的理、事、情。对于诗人的这4种主观品质，叶燮总结说：
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
“才胆识力”说和“理事情气”说是叶燮创作论的核心，不仅阐明了创作主体必须有的基本素养，而且指出诗歌的基本属性，对诗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在《原诗》中，叶燮还讨论了诗歌的诗法问题。叶燮把诗法分为“死法”和“活法”。
叶燮认为，“死法”就是“定位”，是指诗歌的句法章法，是诗歌创作的基本法则，如音律以及律诗、绝句的做法，以及诗歌对仗，或每首诗各联的起、承、转、合的要求。
“活法”是指诗人运用“匠心”、“神明”、“巧力”自由组织诗篇的一种创作路径，也就是他说的“虚名”。“虚名”要以“定位”为基础，在体格、声调、苍老、波澜等形式和原则之外，去表现客观对象的理、事、情，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要以性情、胸襟、才调，去领会古人诗歌的章法布局和所要表达的内在道理，做到创作的灵活。
叶燮认为，“死法”毫无用处可言，因为随着历史与文学的变化，以前有效的东西发展到后来就不再有效。以前的圣人有他们自己的法则，但后来的诗人也必须遵循当时的法则。如果坚持老的方法，诗歌就不会充分表达诗人的灵性或时代的状况。
叶燮认为，“活法”就是活的“自然之法”，藏于宇宙深奥的内在规则之下，只有在自然界大变动时才可以观察到。在诗歌里，“活法”体现于诗人的“匠心变化”中而言语却不能表达。
叶燮的《原诗》面世后，对清初诗坛复古诗风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叶燮的《原诗》在论述诗歌发展以及创作主客体要素的分析过程中，表现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对我国古代诗学发展有重要的总结作用。
可以说，《原诗》中的辩证法思想，在我国古典诗歌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叶燮的《原诗》也被认为是继《文心雕龙》之后，我国文艺理论史上最具逻辑性和系统性的一部理论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