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1223年8月17日，这一天，庆元府鄞县的吏部郎中王撝喜得一对龙凤胎。他将一双儿女以麒麟和凤凰命名，分别取名为王应麟和王应凤。王应麟天性聪敏，最讨父亲的欢心。他9岁就能通读六经，19岁就中了进士，成了家族的骄傲。王应麟对“程朱理学”很感兴趣，在为官的同时也没有放松勤读经史。王应麟似乎和麒麟一样，生来就是一身正气。在他担任衢州西安县主簿的官职时，因为年龄小而被一些人看轻，所以在纳赋税时故意延迟，想给这个年纪轻轻的小主簿一个下马威。
结果，王应麟毫不马虎地将所有故意拖延赋税的人都上报给了郡守，要求将他们绳之以法。当地县民从此知道这个脾气倔强的小官吏不好欺负，从此就再不敢故意捣乱，对他十分畏服。
王应麟后来步步晋升，但这股正直的勇气一直未减。由于他不喜欢像别人那样圆滑处世，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后来，因为不想包庇污吏而遭到报复，曾经几度被罢官。
宦海沉浮，让王应麟颇感力不从心，但自小以理学自律的他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咬牙为了国家大计在官场上苦苦支撑。
南宋之后，王应麟到远方隐居起来，不愿复出。虽然自身安然无恙，但山河破灭使王应麟痛心，他写文章时甚至只写甲子不写年号，用以怀念南宋。
在默默无闻的隐居时光里，闲逸的生活慢慢冲淡了王应麟心头的惆怅，但他胸中始终有一股郁结之气，硬硬的哽得他喉头难受，让他在无数个夜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到底是在惦记什么呢？王应麟自己也搞不清楚。等他将近古稀之年，自觉时日无多的时候才猛然醒悟，自己实在是不甘心啊！
回想一生，从昔日的毛头小子再到踌躇满志的年轻县官，甚至再到后来的礼部尚书，自己哪一刻不是想着能以学识改变天下黎民的命运，让国家昌盛呢？
彼时虽有小人为伍，却也有君子在侧，总有一份希望值得去拼搏。可惜后来江山破灭，故国不在，自己的一腔壮志也彻底无处抒发了。王应麟有些后悔，又有些愤懑。眼看自己的年岁渐渐增大，想着再出去闯荡一番是不可能了，不免唏嘘长叹。王应麟看见了在宅院里嬉闹的孙子孙女，心想，既然“平天下”的志愿已然无望，但至少要把自己的一生所学所想简要地整理出来，留下些东西给自己的后人。如果子孙中能有人从中获益，一生不改君子豪气，它日在黄泉下，自己也就能瞑目了。
王应麟收起了几案摊开的本本著作，准备下笔。写什么呢？他抬手挠挠头，不小心把墨水甩到了脸上。他的一个孙女看见爷爷满脸墨汁，捂着肚子笑翻了天。
孙女银铃般的笑声，使王应麟回忆起了幼时伙伴们唱歌谣的情景，那时候，自己和妹妹也是这么爱玩爱闹，唱着歌诀跑来跑去。这时，他的脑海灵光突现：对，就把这些写成三字歌诀吧！
王应麟毕竟是通古博今的大儒，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的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的。
后来，这本融会了我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蒙学传世经典《三字经》。
《三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历史知识、天文地理、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时人觉得该书内容很好，纷纷翻印，因此广为流传，历久不衰。
比如“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和“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是说明季节和方位的；“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俱”，是说人具有七情六欲等情绪体验和心理意识；“有虫鱼，有鸟兽，此动物，能飞走”，概括说明了动物的种类和特征，不用多解释，幼儿一看就能明白其中的内容。这些贴近幼儿生活的知识，对幼儿的熏陶是显而易见的。
《三字经》三字一句，两字一韵，不禁使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它像一首诗一样，背诵起来如同唱儿歌，用来教育子女琅琅上口十分有趣，又能启迪心智。
《三字经》短小的篇幅，蕴含着许多深刻的道理，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比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是说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天性都是善良的，但长大了以后，受环境的影响，习性就会不一样。这句话说对儿童的教育非常重要，后天教育得好，方法正确，就可以使儿童成为有用之材，反之，就会有不好的结果。
再如“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这就是著名的“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一迁，是因孟家附近是坟场，孟子就学人做丧事；二迁，是因邻居是肉商，他就学人卖肉；三迁，迁到了学校附近，孟子上学了，那里人文环境良好，孟母很满意，认为这才是能够教育好孩子的地方。
有一日，孟子逃学回来，孟母一气之下把已织到一半的布剪断，说：“你现在这样，就和我剪断这匹布一样，前功尽弃。”孟子听从了母亲的教诲，从此以后，发奋读书，终于成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孔子合称“孔孟”。
《三字经》中，类似这样有趣又有意义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每12个字就是一个故事，虽然字数不多，但其中都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和无穷的哲理，是一本值得所有孩子一读再读的好书，也是可以相伴孩子们左右的良师益友。
从明代开始，《三字经》不仅在国内流传，更踏上异国他乡，是国际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
世界上最早的《三字经》翻译本是拉丁文，这个首功当属意大利人利玛窦的老师罗明坚。利玛窦是位首开中意文化交流之先河的使者，但是他的老师罗明坚却鲜为人知。当年就是这位罗明坚带着利玛窦来到我国，并指点他学习我国文化。
罗明坚是历史上第一位研究汉学的欧洲人，早在1579年，他就来到澳门学习中文，他首先接触的就是《三字经》。
这本讲述道德培养和学习精神及涵括文史的“小书”让他很快就进入传统儒家文化的领地，他深感这本《三字经》的文化价值和对西方文化界的启发作用，于是他从1581年就开始着手翻译，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他在附信中还写道“时间仓促，拉丁文译文也很不通顺”。虽然此书当时没发表，但历史仍清晰记录下他的这份不凡辛劳和开创之功。
正是这位自称是“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的意大利学者，更将《四书》、《大学》翻译为拉丁语，成为当时欧洲贵族学习东方文化的珍贵资料。
王应麟当然没想到，自己这本启蒙书，在200多年后，竟由一位素不相识的意大利人翻译为“番文”，漂洋过海，来到“番邦”，还成为这些洋人认识“中国文化”的入门必备书。
在意大利人一字一句地朗读《三字经》的那会儿，俄罗斯人也开始与这本小书不期而遇，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小书竟在日后的俄罗斯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文化作用，并成为大诗人普希金钟爱的“中国读物”。
1727年，沙俄政府派遣一批人士到我国学习儒家文化，来到这片神奇的东方土地后，他们首先要研读的就是这本薄不起眼的《三字经》。这本字仅一千、涵括万物的神奇小书，令本来有点傲慢的欧洲人渐生好奇，而其中默不知名的一位学生罗索兴更埋头将它翻译为俄文，后竟入选培训教材，成为当时文化界的流行读物。
1779年，彼得堡帝俄科学院又公开出版了列昂节夫翻译的《三字经及名贤集合刊本》，因其内容与当时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推行的讲求秩序的“开明专制”等政治策略不谋而合，政府遂正式“推荐给俄国公众”使其走向民间。
不过，真正令《三字经》深入俄国民心的是“俄国汉学之父”俾丘林。他曾在北京生活14年，深谙经史，更明晓《三字经》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他在1829年推出《汉俄对照三字经》。此书甫一推出，果然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俄国教育界在当时也正好在讨论儿童教育问题，《三字经》中“孟母三迁”等典型例子，让这些满口高雅法语的贵族们惊讶于早在2000年前这个毗邻大国的一位母亲早就探索出一种有效的教育方法，于是，《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并成为当时社会流行读物。
此外，其他众多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的汉学权威在介绍我国传统经典时，大多都将《三字经》与《论语》、《孟子》等儒家圣人经典并列推介。他们这种出自非功利色彩的选择，正好道出《三字经》不可小觑的文化意义。所有这些，都折射出《三字经》所蕴含的令人无法绕开或轻视的文化分量。
经过数百年的流传，《三字经》从乡间走向宫廷内外、走向世界各地，其间的曲折历史和历代学者的心血与贡献可谓纸书难尽。
总之，《三字经》作为儿童启蒙经典，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缩影，其内容涵盖量非常丰富、全面。《三字经》能让世界了解我国的历史文化，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可谓垂裕千秋，造福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