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形成以前，地理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必然经历一个长期过程。
地球上某一动植物的群落类型在地表的分布，早在很久以前就被人类所逐渐认识。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对华夏各地动植物的了解。
在《禹贡》、《山海经》、《周礼》等早期古典著作中，都蕴藏有丰富的有关动、植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知识。
据传说，大禹在治水时派一个叫竖亥的人，测量东西间和南北间的距离。
竖亥又名“太章”，是一个步子极大，特别能走的人物。他率领专员，踏遍了中华大地，进行了较精确的测量。他们在测量时，发明了测量土地的步尺，还有量度的基本单位尺、丈、里等。竖亥从东极到西极大踏步行走，测得2.334575亿步，又从南极到北极大踏步行走，测得2.37575亿步。
大禹根据竖亥测得结果，又测量了洪水深度，然后从昆仑山取来息壤，治平洪水。息壤就是草木灰，据说它能自己生长，永不耗减，与水势相抗衡。他又根据山川土壤和植被情况把华夏大地划定为“九州”，它们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九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反映在了《尚书·禹贡》当中。
《禹贡》的出现与我国战国时人们为发展生产，而对各地自然条件进行评价具有密切关系，它记述了九州、山川、土壤、草木、贡赋等情况。其中对兖州、徐州、扬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有很好的记载。
《禹贡》记载：在兖州，土壤是灰棕壤，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木本植物长得挺拔高耸，土壤肥力中下；徐州的土壤为棕壤，草质藤本植物生长良好，木本植物主要为灌木丛；扬州的土壤是黏质湿土，长着大小各种竹林和茂盛的草本植物，并长有许多高大的乔木。
《禹贡》指出，不同的土壤上所生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由于地域不同、地理条件的差异，草木种类就不一样。所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禹贡》的作者正是通过动植物情况的调查记录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
除上述3个州外，《禹贡》还记述了荆州的贡品中包括杶、榦、栝、青茅及各种竹子。杶就是香椿，榦就是柘树，栝就是桧树。此外还记述了豫州出产各种纤维植物等。
其实，对于先秦时期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情况，《山海经》和《周礼》两部著作则有更详细的描述。
《山海经》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经西汉刘向父子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而成。它是一部大约起自东周迄至战国的著作，还有秦汉学者的添加和润色。是作者基于对一些地区情况的了解，加上有关各地的神话、传闻写成的。全书具有较强的地理观念。
《山海经》中描述的动植物分布情况总体而言是比较粗糙的，描述地域较为笼统，涉及的生物虚实不清。只有《中山经》比较清晰，这可能与作者是中原人有关。
比如《中山经》记载：条谷山的树木大多是槐树和桐树，而草大多是芍药、门冬草。师每山的南面多出产磨石，山北面多出产青雘，山中的树木以柏树居多，又有很多檀树，还生长着大量柘树，而草大多是丛生的小竹子。
这部分地区还提到松、橘、柚、薤韭、药、栎、莽草等，反映了我国古代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一些植被情况。
《山海经》对动物的分布情况也有所记载，在《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记述的动物有白猿、犀、兕、象、大蛇、蝮虫、鹦鹉等，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动物。
《西山经》则描述了我国温带地区和干旱地区的一些有特色的动物，如牦牛、麝等。《北山经》记载了我国古代西北草原、干旱区的一些动物，如马、骆驼、牦牛等。
《周礼》一书则比较全面地反映当时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并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强调对各地环境和生物的认识。
《周礼·大司徒》记载：依据土地同所生长的人民和动植物相适宜的法则，辨别12个区域土地的出产物及其名称，以观察人民的居处，从而了解它们的利与害之所在，以使人民繁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努力成就土地上的生产事业。
辨别12种土壤所宜种植的作物，从而知道所适宜的品种，以教民种植谷物和果树。这里的记载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分辨各种野兽的名称和类别，以用作认识各地生物的基础。
《周礼》中首先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并进一步将动物分为“小虫”、“大兽”，约相当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
小虫包括龟属、鳖属、蚯蚓、鱼属、蛇属、蛙属、蝉类、虫属等。大兽包括牛羊属、猪豕属、虎豹貔等毛不厚者之属、鸟属等。反映出我国很早就知道有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分。
《周礼》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生态学问题。书中提到辨别土地的出产物、名称及所宜种植的作物，表明已经注意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强调了在种植庄稼时先调查土壤情况。比如“山师”之职掌管山林类型的划分，分辨各类林中产物及其利害关系；“川师”，之职掌管各种河流、湖泊的产物与利害关系等。
《周礼》一书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一般分布，而且还注意到动植物分布的界限。比如说南方的橘树移植到北方，就会变成小灌木，橘子也会变成不能吃的“枳”；动物中的鹆等的分布也有类似情况。这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观察自然、引种植物和狩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木材内部的结构与光照等环境因子的关系。比如认为向阳面纹理细密，向阴面纹理疏柔。这一观察实际已涉及植物生态解剖学问题。
在有些章节中，作者也记述了人们对植物与水分因子的关系的关注。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礼·大司徒》中的这样一段记载，是对“五地”的土地情况、动植物的特点、人群等进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关系认识的深化。
在山地森林里，分布的动物主要是兽类，植物主要是带壳斗果实的乔木。那里的人毛长而体方。
在河流湖泊里，动物主要是鱼类，植物主要是水生或沼生植物。那里的人皮肤黑而润泽。
在丘陵地带，动物主要是鸟类，植物主要是梅、李等核果类果木。那里的人体型圆而长。
在冲积平地，动物以甲壳类为主，植物以结荚果为主的豆科植物。那里的人肤色白而体瘦。
在湿洼之地，动物以蚊、虻昆虫为主，植物则以丛生的禾草或莎草科植物为主。那里的人胖而矮。
这段话虽然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刻板机械色彩，但不难窥见，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已具有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
《周礼》一书的有关记述，比《禹贡》更细致、全面。它不但有详尽的规划分工，还有严密的资源管理设置。其中所反映的生态学知识更为具体、丰富和层次分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
总之，从《禹贡》、《山海经》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从宏观上对各地的植被做了一定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植物地理学思想。这是长期实践促使人们了解什么地方分布什么生物，适宜栽植何种类型的作物，不断熟悉各地环境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