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军与地方军的编制
明朝的军队，分为京军和地方军。京军的主要部分是京营，它由全国卫所军队的精锐部队组成，平时宿卫京师，战时为征战的主力。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年间，京营有48卫，“士卒之数二十万七千八百有奇”。明成祖迁都北京，将京营的步骑军分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正式建立五军营。同时，每年调河南、山东、山西、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西）及中都（今安徽凤阳）卫军16万至京师操练，称为班军，隶五军营。后来，得边外降丁3000人，又建三千营。另外，又建立一支火器部队，称为神机营。这三大营俱上隶五军都督府，称五府兵，共72卫，兵额大约35万至40万，加上隶属京营的畿辅驻军和京操班军，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平时，五军营习营阵，三千营主巡哨，神机营掌火器，战时扈驾亲征。除了隶属五军都督府的京营，京军中还有两支不隶五府的亲军。一支是侍卫上直军，洪武时有锦衣、旗手、金吾、府军、虎贲等12卫，后增至22卫，专门侍卫皇帝，归亲军都指挥使司统辖。另一支是宣德八年（1433）建立的腾骧、武骧等四卫军，专职供养马役，“听御马监官提调”。此外，还有一些既不隶五军都督府又非亲军的卫军，如武功等工卫（隶工部）和长陵等陵卫。
明代的京营制度，后来屡有更易。正统十八年（1449）的土木之变，京营精锐丧失殆尽。兵部尚书于谦一面补充兵员，一面进行改革。他认为三大营各有总兵官，互不统辖，号令不一，“临期调发，兵将不相习”，是一大弊端。景泰二年（1451），从三大营中选出精壮军士10万人，分为5营团练，名曰团营法。翌年，将团营军士增至15万人，分为10营团练。10营共设总兵1人，受兵部尚书节制。未编入团营的军士仍归三大营训练，称为老营或老家。团营的设置，乃是对三大营编制的一种改进。成化年间（1465—1487），又选精壮军士14万，分12营团练，命12侯掌之，称为选锋，余军称老家，以供役作。正德（1506一1521）时，调数万边军入卫京师，设东、西两官厅操练，于是边军又成为选锋，12团营反变为老家。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京营“见籍止十四万余”，经过改革，重新恢复三大营的建制，只将三千营改称神枢营，设总督京营戎政（武臣）和协理京营戎政（文臣）统辖，并募兵4万，“分隶神枢、神机”。此后，募兵数量不断增加，逐渐取代京营担负起征战的重任。
地方军的主要部分是地方的卫所军队。洪武、永乐年间组建的数百个卫所，除驻扎在京师的京营、侍卫上直军、四卫军和工卫、陵卫外，其余均为地方卫所。地方卫所的军队皆统于都司而上隶五军都督府，分别驻守在北方的九边、东南的海防要地和内地的军事重镇。后来，江南军士多用于漕运，江北军士多作为班军，进京操备，驻守九边的边军人数虽多，但分路把守，势分力单，“一旦有警，全借京兵”。募兵制广泛推行后，地方卫所军的作用也逐渐为募兵所取代。此外，洪武、永乐年间，周边少数民放地区归附后，明政府又陆续在当地设立羁縻性质的番夷卫所，“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计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番夷卫所不隶五军都督府，而归兵部的职方清吏司管辖。
明朝的地方军还包括名目繁多的民兵。内地各府县有民壮、乡兵，边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有土兵、达军、狼兵、士司兵，各地的盐徒、矿徒、僧徒也有各种名目的兵勇。民兵有佥派的，更多则是召募的，皆不入军籍。他们对维持地方治安起着重要的作用。“边省凡有攻剿”，明廷往往“就近调用民兵、土兵，故饷省而易集”。
军饷与屯田
明朝的军饷，依靠“屯粮”、“盐引”、“民运”和“京运”四个途径来解决。“屯粮”指由军屯士卒交纳的税粮；“盐引”指用盐引换取的商屯粮；“民运”指从民田上征收的税粮；“京运”指由户部太仓库拨付的存银。
明朝前期的军饷，基本上由“屯粮”和“盐引”解决。明朝建立后，明政府曾大规模推行军屯和商屯。开国之后，明太祖即“令军士屯田自食”，要求卫所军卒，一部分负责戍守，一部分从事屯垦。具体的戍守比例，开始没有统一的规制，洪武二十一年（1388）规定：“凡卫所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余卫所以十之四。”洪武二十五年改定全国卫所皆以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守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又规定边地卫所“每百户止选老弱三十名下屯，替回精壮守城”，即七分守城，三分屯种。这样，就形成了内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边地七分守城、三分屯种的制度。不过，各地执行情况千差万别，“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地肥瘠、地方缓冲为差”。每名军卒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二十亩不等，并可得到耕牛、农具的资助，收成之后须向政府交纳赋税，叫做“屯田子粒”。初亩税一斗，建文四年（1402）改为“每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即亩税2斗4升。永乐二十年（1422）又改为亩税1斗2升，遂为定制。明初各都司卫所屯田数额高达896350.4顷。内地军屯“实收子粒，足以充军食之半”。屯粮不足的部分，由“民运”支付。边地卫所，屯田军卒比例较少，屯粮缺欠较多，如由“民运”支付，路途遥远，运费很高，于是明政府又大力提倡商屯。商屯就是朝廷利用对食盐的专卖权，招诱商人到边境地区出资募民屯田，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当地政府充作军饷，然后向政府领取“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贩卖获利。这就叫做“开中”法。洪武四年（1371）定中盐则例，规定商人按道里远近，交纳5石至1石不等的粮食，可向政府换取1小引（200斤）盐引。后来则例屡有更改，“率视时缓急、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而定。由于商屯的发展，明政府“不烦转输”，便可“坐得刍粮，以佐军兴”。
宣德以后，由于官豪势要侵占屯田，将校侵暴屯卒，加以吏治败坏，军屯逐渐遭到破坏，屯田子粒逐年下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政府又于弘治五年（1492）令商人纳银代粟，“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商屯也随之废弛。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大批破产流亡，政府从民田上征收的赋税不断减少，军饷开支只得仰赖于国库。从正统开始，明廷便需按年补助边镇守军的粮饷，称为“年例”，由京运支付。后来，随着募兵制的大规模推广，年例的数额不断增多。弘治年间，各边年例银约43万两，嘉靖时增至270万两，万历时高达480万两，此后仍不断增加。巨额的军费开支，成为明政府的沉重负担，最后弄到太仓银库空虚，入不敷出。到嘉靖后期，明廷只得采取饮止渴的办法，增加田赋，名为加派。从万历末年到崇祯十二年（1639），以辽饷、剿饷、练饷为名的几项加派，一共增赋1670多万两。超过常年岁入1倍以上。
清代前期军制
八旗和绿营军制的兴衰
八旗是满族社会特有的制度。清太祖努尔哈赤首创满洲八旗，清太宗皇太极又增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明初，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每大部之内又分为若干小部。长期以来，“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女真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广大人民盼望尽快统一，奴隶主也急需建立强大的政权，于是，生逢其时而又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登上了历史舞台。“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而“强力的组织就是军事组织”。明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开始采取一系列“定国政”的措施，万历十七年（1589），又分其军为四部：“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后来，又用黄、白、红、蓝四种颜色的军旗作为识别的标志。军队的基层组织是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牛录。万历二十九年（1601）规定，每牛录300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将原有四旗扩编为八旗：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
八旗制度以兵民结合、军政结合、耕战结合为特点，实行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成年男丁皆可为兵的世兵制。初定以300丁为1牛录，由牛录额真统领，牛录额真之下设代子二人为其副职。将300丁分为4个达旦，每达旦由1个章京率领，章京之下设一个管文书的拨什库。又以5牛录为1甲喇，由甲喇额真率领。以5甲喇为1固山，由固山额真率领，固山额真之下设梅勒额真为其副职。汉语称固山为旗，八固山即称八旗。又称牛录额真为佐领，甲喇额真为参领，固山额真为都统，梅勒额真为副都统。后金天聪五年（1631）正月，皇太极向众汉官庄重宣布：“从今以后，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尔众官不得违其节制”，于是开始创建汉军旗制，先成立“旧汉兵一旗”。崇德二年（1637）将汉军扩编为二旗，分置左右两翼。崇德四年（1639）又扩编为四旗。崇德七年（1642）又扩编为八旗。天聪八年（1634）先创建蒙古二旗，分置左右两翼。崇德四年（1639）又扩编为四旗。崇德七年（1642）又扩编为八旗。故满、蒙、汉各有8旗，共24旗，旗制大同小异。
清兵入关前，按统治者的需要和客观条件的许可，男丁抽几出征的比例是有变化的。但一般说来，“满洲出兵，三丁抽一”。蒙古也是“每三丁一人披甲”。而“汉人十丁编兵一名”。平均每牛录以60名为常数。满洲八旗的牛录丁数大致可以300丁计算，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牛录丁数一般是200名。总计清入关前，满洲八旗约310牛录，9.3万丁；蒙古八旗118牛录，约2.3万丁；汉军八旗164牛录，约3.3万丁。满、蒙、汉八旗共约592牛录，有14.6万丁。再加上清政权可以动员的其他壮丁，总兵力可近20万。
清兵入关后，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八旗的某些制度和职能也发生了变化。如每牛录的丁数减少至百余丁，而每甲喇的牛录数却有增加。旗主的实权被削弱，八旗全归皇帝统帅。八旗生计困难，牛录的军事职能削弱。
清朝统治者在全国建立统治后，按其战略意图，将八旗分为京营和驻防两部分，各10余万人。京营是首都禁卫军，又称禁旅八旗。其中由领侍卫内大臣率领的侍卫和亲军，负责侍卫皇帝，保护皇宫，称郎卫；由都统、统领、总统、管理大臣等率领的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军营、火器营、键锐营、神机营等，负责拱卫京师，称兵卫。驻防八旗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率领，分驻于全国性的战略要地，负有镇慑地方，监视绿营，保卫边防海防的重任。除郎卫以直属于皇帝的正黄、镶黄、正白的满蒙官兵为主外，兵卫和驻防都由八旗满蒙汉共司承担，但京营巡捕营由绿营兵担任。京营八旗的分布是：镶黄旗在安定门内，正白旗在东直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以上四旗自北而东，自东而南，为左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成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以上四旗自北而西，自西而南，为右翼。城门守卫制度是以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崇文、宣武、正阳为内城九门。除正阳门以八旗满洲、蒙古轮流当值外，其余八门各按八旗方位由满、蒙、汉官兵当值。外城共有七门，其中以镶黄旗、正白旗值东便门、广渠门，以正黄旗、正红旗值西便门、广安门，以正蓝旗、镶蓝旗、镶白旗、镶红旗值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外七门均以汉军当值。城门之外郊区，按八旗方位设营房，派兵日夜巡察。
绿营是清初根据明朝的边防镇戍制度，将明朝降军和新募汉兵改编而成的各省地方军，因以绿色旗帜为标志，以营为基本建制单位，故名绿营。绿营建立营制的第一个原则是因官设兵，故其兵因官分类：总兵所属称标兵，居中镇守，以备征调；副将所属称协兵，本镇冲要，率兵协守；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称营兵，城邑关隘，领兵专守；千总、把总、外委所属称汛兵，道路边境，分汛备御。第二个原则是因地设兵，故其兵数因地而异，虽属同级之官，同营之制，所属之兵众寡悬殊，甚者相差10倍。
凡标、协、营兵皆以营为编制单位，一般有1至5营，别以左、右、前、后、中营之名，惟汛兵不设营。汛兵由协、营分派出来，每汛数人至数十人不等。全国绿营兵60万左右，汛兵约占三分之一。总兵以上官员所统绿营亦称标兵，故除总兵的镇标外，又有八旗驻防将军的军标，总督的督标，巡抚的抚标，提督的提标，河道总督的河标，漕运总督的漕标等。
绿营本来实行募兵制，但承平日久，兵皆土著，父兄在营当兵，子弟为余丁备补。兵有缺额，按级升补，骑兵拔于步兵，步兵拔于守兵，守兵拔于余丁，不足再募于民。“绿营兵丁世代以食钱粮为业”，实际上已由募兵制向世兵制转化。
满蒙八旗以骑射为根本，在平川旷野冲锋陷阵是其长，而汉军八旗善用火器，围城攻坚和水上作战屡立战功。因八旗官兵为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汗马功劳，故清朝实行首崇满洲优待八旗的政策，在各方面都给予特殊照顾。但因八旗官兵脱离生产，贫富分化，斗志消沉，一代不如一代。自康熙平三藩之乱开始，八旗对绿营的依赖日益严重。至乾隆时，连皇帝也说，打起仗来，八旗不过随众行走，还不如绿营奋勇，深为可恨。这表明，八旗的战略主力地位已逐渐被绿营取代了。
绿营兵平时担负繁重的地方杂役，战时又为八旗打先锋，当后勤，而各种待遇又远不如八旗，处处受压制，加之装备落后，兵将不亲，自嘉庆初期五省白莲教起义以来，绿营也开始衰落了。
八旗和绿营是政府的正规军，称经制兵。除正规军外，清朝还有乡兵。“乡兵始自雍、乾，旋募旋散，初非经制之师”，自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乡兵之功始著”。由于八旗、绿营的战斗力逐渐衰落，乡勇的地位日益重要，军政大权也随之由满洲贵族手中向汉族地主阶级手中转移。
中央和地方的军事领导体制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权机构以满洲贵族为核心，以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为基础，中央集权达到空前的高度。其军事制度既因袭历代王朝旧制，又保持本民族的传统特点，具有民族压迫和集权专制的封建性质。最高军权由皇帝掌握，皇帝年幼未亲政前，暂由摄政王代理。协助皇帝执掌军政机要的机构，雍正前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是军机处。兵部名为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实权不大。议政王大臣会议创始于努尔哈赤时期，具有八旗旗主共主国政之意。清报告文学关后，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发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或廷议，或议后复奏。康熙、雍正时期，由于旗主势力的削弱，皇权的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作用也随之衰落，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终被废止。早在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就选亲近翰林入南书房当班，替他拟谕旨，发布军政命令等。雍正时，因西北用兵，急需一个得力的机要班子，故于八年（1730）成立军机处。其主要职责是“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自成立后，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职权。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四月，实行责任内阁制时，执政长达180余年之久的军机处才被废止。
兵部成立于天聪五年（1631），入关后为管理全国绿营兵籍和武职官员的机构。八旗则主要由八旗都统衙门管理。军机要务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负责，所以“名为兵部，但司绿营兵籍武职升转之事，并无统御之权”。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兵部改为陆军部。
绿营以一省或数省为军区，省内最高武官是提督。提督有陆路和水路之分，也有水陆兼任的提督，或由巡抚兼任的提督，每省一至二人，管理一省军政，其办事机构是提督衙门。一省之内又分若干镇，每镇由总兵官统领，各镇守一方，其办事机构为总兵衙门。总兵也有陆路和水路之分，也有水陆兼任的，每省二至六人，惟东三省不设绿营，故无提督和总兵。提督对各镇总兵有统领权，但无征调权。全国性的征调权属皇帝，地方性的征调权由中央分寄于地方最高文官总督和巡抚。分统各镇的总兵受督抚和提督的双重节制。康熙皇帝说：“武官久任非善事。”为防止绿营中的中高级武官久擅兵权，骄纵不遵国法，造成尾大不掉之势，清政府一方面实行兵皆土著，将皆升转，回避原籍，丁忧请假等制度，使兵将分离；另一方面又通过集权分寄，以满治汉，以文督武，大小相制等政策，使官官相制，从而巧妙地将各省兵权归集中央。
装备、训练、后勤
清朝统治者自诩“以武功开国，弧矢之利精强无敌”。然而，时当火器逐渐代替冷兵器的伟大转折时期，由于社会生产的落后和清朝统治者的保守，清军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火器的发展，始终非常缓慢，用来镇压国内之敌尚有余力，用来抵抗外敌入侵就显得落后，力不从心了。
总的说来，清军的装备是：金、鼓以示进退之节制，海螺以定早晚之聚散，旗纛以一瞻视，甲胄以卫身体，器械以制敌人。各兵专习者为弓箭、鸟枪、火炮、藤牌，兼习者为长枪、大刀、挑刀。水师则除火炮外，仍兼习排枪、钩镰枪、标枪、火箭。马兵每名马1匹，甲胄1副，弓箭1副，囊楗1个、箭40枝、腰刀1把。步兵有甲胄1副、腰刀1把。弓箭兵有弓箭1副、箭30枝。长枪兵有长枪1枝。鸟枪兵有鸟枪1枝。武官的装备各按其官品级别规定，战马、箭数等多少不一。骁骑营、护军营、前锋营、火器营等的装备也不一致。总的说来，八旗兵的装备比绿营兵的精良。
清初各处营伍所用器械向来无一定之例，往往以本部武官的爱好和习惯为转移，故士兵武艺难以精专。雍正五年下令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要“因地制宜，酌定规制，永远遵奉”，自此各省驻军所用器械归于统一。根据雍正的旨意，清政府规定内地各省与沿海沿边各省的装备因地而异。如山东省，弓箭、鸟枪、炮、藤牌、长枪、大刀均系通设之械，每兵百名分作十分，其中弓箭三分、乌枪五分、藤牌一分、长枪一分，此外别设炮手专习演放，不得擅自更换。山西省每兵百名分作十分，其中弓箭六分、鸟枪四分。福建省陆路各营，每兵千名分作20队，其中弓箭马兵4队、弓箭步兵2队、鸟枪兵10队、炮兵1队、藤牌兵1队、长枪兵1队、大刀兵1队。
军器制造以实用为主，式样有规定，给发有定数，简阅有定期，年久朽损或出征残缺者及时修补，多余的武器存库备用，私卖私典者依法处置。军器一般由兵部定式后移交工部制造，按名给发，也有少数自备的。鸟枪一般不许民间私造私藏，子母炮等只许八旗兵使用，不准绿营兵制造和使用。清兵入关后，其火器的发展方向是轻型化，以满足国内需要为目的。对于某些很有发展前途的火器，如戴梓的连珠铳、伍连登的爆炸弹等，虽然引起康熙皇帝的惊喜，但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支持。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于前人的经验和西方的先进技术都重视不够，所以，在火器制造方面日益落后。各省炮位长短、大小、轻重不一，其制法亦互异。八旗和绿营的军器本有专官负责制造、保管和检查，但后来执行不严，形同虚设，以致军队装备逐渐落后，严重影响了战斗力的提高。
清军平时的训练因时因地而异。太宗天聪年间亲率八旗演习行阵，是为清代皇帝举行大阅之始。后来皇帝每年亲巡塞外校猎行围，三年举行一次大阅典礼，在京师南苑、玉泉山、王家岭等地检阅京营八旗。此外，京营训练各有定制。如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亲军，每月分期轮流训练骑射二次，步射四次。八旗骁骑营每月习射六次。春秋二季还披甲练步射和骑射。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二次，仲春孟秋还要登城操习鸣螺。汉军每月练习鸟枪外，春秋月，每旗出炮10位，在卢沟桥试炮五日。春秋两季，四旗合操四次，八旗合操二次，初冬，各旗演习步围。
绿营训练方法是沿自明代的旧法，以所谓连环法阵势为主，“平时较阅虽属可观，临阵打仗竟无实用”。其法是，每年秋季霜降日，绿营将弁率兵入教场，设军幕。中军建大纛于场中央，士卒披甲列阵肃立，统兵大臣传令合操，中军便扬令旗指挥，发炮三响，鸣角击鼓，步兵骑兵列队行阵，施放火枪，连环无间。同时也表演长矛、短刀、藤牌等武艺。平时也有小操、大操、合操、试炮、巡察、步围、步行等制度。乾隆五十年（1785），“以绿营阵法，向习两仪四象方园等旧式，无裨实用，改仿京营阵式，由提督颁发各标镇，如式教练，各营每月定期合操，并演九阵十连环之阵”。分散驻防应差的绿营平时训练最少，巡抚标兵也如此，只得抽空训练。绿营鸟枪兵照八旗火器营进步连环之法操练，统兵官习射以六力弓为度，习枪以迅速命中目标为度。尽管朝廷大臣和将军、提督、总兵等不定时地到各地营伍中巡视训练的情况，但总的说来，各地清军“甲仗旗帜尚属鲜明，而鸟枪骑射各种技艺则皆属平常”，“营伍整饬者少，废弛者多”。由于清朝统治者顽固坚持“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的观点，所以，对火器的装备和训练仍重视不够，严重影响了清军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
清太宗皇太极曾把入关前的八旗军制和明朝军制作过对比，他说：“明国小民，自谋生理，兵丁在外，别无家业，惟持官给钱粮；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先还之兵，俱已各理器具，治家业，课耕田地，牧马肥壮，俟耕种既毕，即令在家之人经理收获，伊等军器缮完，朕即率之前往。”由此可见，八旗军制兵民结合、耕战结合的特点，决定了其后勤供应必然是“军器、军粮使之自备”。又因当时后金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转化时期，抢夺明朝的人口和财物是战争的重要目的，所以，出征的八旗官兵，“家有奴者，不限多少，自以其意，甲骑偕行”，并且“各带子弟甚多”，这些随征的奴隶和子弟，既是预备兵，又是后勤兵，“随伊家主于战阵之间则奋力向前，到营则汲水造饭，夜则牧马匹”。八旗官兵“专为抢掠财物”而战争，必然通过以战养战来解决其主要的后勤供应问题。因此，清兵入关抢掠时，一般只自备一月左右的粮料，入关后，全靠抢掠来维持供应和鼓励士气。
清兵入关后，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禁止军队的公开掠夺行为，通过户部、兵部、工部的分工合作来解决军队的后勤供应。至于清军官兵及其家属的生活，主要靠其俸饷和旗地来维持，总的说来八旗待遇比绿营优越得多。如“八旗兵饷之制：前锋、亲军、护军、领催、弓匠长月给银四两，骁骑、铜匠、弓匠月给银三两，皆岁支米四十八斛；步军领催月给银二两，步军一两五钱，皆岁支米二十四斛；炮手月给银二两，岁支米三十六斛；由觉罗补前锋、亲军、护军者，月加银一两。教养兵月给银如步军之数，不给米。绿旗兵饷之制，京师巡捕三营，马兵月给银二两，步兵一两，皆月给米五斗；各省镇标马兵月饷银三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皆月支米三斗”。
清军平时军费的开支，每年大约2000万两银，占清政府每年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战争期间，又有行粮、装备、募勇、募夫、采买、赏恤、转运等项战时军费开支，平均每年约400余万两。平时、战时两项军费开支，用去国库收入的大半，因此，一旦财政危机，清政府就只有通过对地方厉行田赋考成、超额起解地方钱粮，鼓励屯垦，实行捐纳、加征多派，就地设法解决等办法来缓和危机，以确保战争供应。
为保证前线的军需供应，户部曾在某些前线省份设饷司，专司钱粮。后因奏销制度不完善，饷司官吏利用部规、仓规、加耗、口袋等项制度钻营射利，使需费倍于正额，民不堪命，故于顺治十一年（1654）将饷司撤了。以后前线的军需供应主要由户部、兵部的官员，与有关的地方官员联合负责，利用沿途的驿站、军台，募夫转输，运输工具有车、马、驼、船等。出塞远征，很难因粮于敌，故运粮尤艰。“康熙漠北之役，西路惟归化城满兵不恤驼马，中途馁匮。而宁夏镇兵以总兵殷化行有备无患，令多携而啬用，又亲相水草，恤马力，故虽行寇虏烧荒之地，而一军饱腾，且分余粮以济满兵”。“塞外运载，莫便于驼，一驼负米一石五斗，饮水不多，食草不择”。特别是沙漠地带，炮车、粮车行走十分艰难，很难按时将军需运到前线，最理想的办法是“改用驼负以行”。
边防与海防
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兵举烟为号。寇至则挂席鸣炮报讯：寇至百人者，挂1席，鸣1炮；至300人者，挂2席，鸣2炮；至500人者，挂3席，鸣3炮；至千人者，挂5席，鸣5炮；至万人者，挂7席，连炮传递。后来又于“水陆孔道之旁，均设墩台营房，驻宿兵丁，传报紧急军机，稽察匪类，护送行人”。
清代在北部边境主要实行卡伦制度。卡伦是满语的音译，意为更番候望之所，即边防军事哨所。卡伦的职能是防敌入侵、保卫边境，管理游牧，监督贸易，捕盗缉私等。卡伦一般由当地的八旗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帮办大臣、领队大臣等直接管理，在中央则由军机处、兵部、理藩院领导。卡伦按其任务的区别和设置时间的长短，可分为木兰围场卡伦、御营前卡伦、内地常设卡伦、添设、移驻卡伦、边境卡伦等。在以上各种卡伦中，数边境卡伦最重要。两卡伦之间立一鄂博（鄂博是蒙语的音译，即在无特殊标志的地带，以人工垒成的石堆为标志），作为两卡伦官兵会哨的地方。同时，边防驻军还定期派出官兵巡边，以随时检查和支援各卡伦的官兵。总之，北部边境卡伦制度，在保卫边防，抗击沙俄入侵方面起过重要的警戒作用。
南方边地设施则以贵州等地的碉堡著称于世。其制开始于嘉庆年间镇压苗族人民起义。傅鼐精练乡兵，遍设碉堡，以苗制苗，将起义镇压了下去。其法为：关墙则沿山涧建之，炮台则择冲要处筑之，哨台则于关墙之隙修之，卡碉屯堡则因地制宜，或品字式、或一字式、或梅花式。关墙以严边界，炮台以备堵截战守，哨台为巡逻了望之用，屯堡为边民聚卫之所，卡碉则战守兼用。防守兵丁有警出战，无事屯种，可进可退，能攻能守。
清前期的海防以防海盗为主。东三省、直隶、山东海域为北洋，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为南洋。清初，沿明旧制，于沿江沿海各省设提督、总兵、副将、游击等官如陆营之制，设厂造船，编设外海水师，其船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拆造。雍正时，令沿海总督、巡抚出洋巡视海疆，在天津成立满蒙八旗水师营。令福建、浙江水师除在本省洋面巡哨处，每年仍需到外洋会哨。乾隆、嘉庆时期，由于“沿海战船过于累重，不便捕盗，每届修造，需费尤多”。并且水师官兵“日久玩生，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放之时雇用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于是下令，将旧式战船“俱仿商船之式改造”，水师官兵“勒期训练，一切帆舵各技，务皆娴习。其最优者，不次擢用，惰者惩之”。虽然清朝统治者采取了许多挽救措施，但海防力量并未有多大加强，而其衰败之势却不可遏止。
武科、军政、回避
（一）武科考试
清代的武科考试分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种，简述如下：
童试：参加武科考试的人，凡初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皆称武童。一武童三年一考称童试。童试必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关，中者称武生或生员。武童应试，或由本县之武举、武弁、武生各教习将所教之武童姓名开明具结作保，或由本营参将、守备印结并五童互结。他省武职与本省员弁之随任子弟，须归本省应试，不许在所任地方应试。县试由知县主持，府试由知府主持，院试由学政主持。县、府两试监考较松，院试较严。学政是文官，故由该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副将、参将、游击中，就近选派一名外省籍贯的武官，协助学政主持院试。这位武官必须严格回避与本地人员的交往，以防作弊。童试分三场考：头场马射，驰马发三箭，全不中者不续试；二场步射，连发五箭，仅中一箭者不续试，再试者先试硬弓，次试刀石。头场二场又称外场，第三场称内场，主要是默写武经（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李靖问对、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等）。八旗武童外场，在京师由副都统一人会同顺天府学政主考，奉天及各省驻防八旗，由将军委协领一人会同本省学政主考。
乡试：武生在本省省城应考称乡试，三年一科，子、午、卯、酉年为正科，每逢庆典为恩科。乡试中者称举人或武举。顺天外场由皇帝派大学士、都统四人为考官，内场派翰林院官二人为正副考官。各省则以都督、巡抚为监临主考官。
会试：每逢辰、戌、丑、未，各省武举按期赴京师向兵部投呈应试称会试。恩正科与文会试相同。会试由皇帝选派大学士、都统四人为外场考官，从内阁、六部等处选派二人为内场正副考官。
乡试和会试规制相同，武生、武举须具本省同考五人联名互结，方准入场。头场马射，树靶三个于道旁，每靶相距三十五步，驰马三次，发九箭，中二箭以上为合式。二场步射，以布侯为靶，在五十至八十步内，发九箭，中二箭以上为合式。然后开硬弓、舞刀、掇石，试其技勇。弓、刀、石各以头号、二号、三号分等考试，只有一二项得头号、二号者，方准入三场试策论。策即考兵书，论考儒学经典，后改考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可。
殿试：武举会试中式后，由皇帝选派六部堂官二三员，按会试原册弓、刀、石斤重号数，逐一复试，并派亲王、郡王临试。复试合格后，再由皇帝与众大臣亲试马、步、弓、刀、石各项，中者即为武进士。武进士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头名称状元，二名称榜眼，三名称探花。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殿试一甲虽定制取三名，如难得其人，亦可缺额，只取一二人。清初规定，武状无授参将，武榜眼授游击，武探花授都司。二甲均授守备。三甲授署守备。雍正时规定，一甲授一等二等侍卫，二甲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
武科乡会试对考官要求很严，与武生、武举有亲戚关系必须回避，否则考官革职，考生黜革。考官的身份在当地明确后，即不许归私宅住，必须住在离开考场较远的地方，禁止一切私交，以避嫌疑。
（二）军政
清代对武官的考核五年举行一次，称军政。考核的目的在于整饬纲纪，黜陟将弁。
凡遇军政之年，八旗武官由该管大臣将所属武职官员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核，开列四栏，填注考语。格式如下：
1、操守：分廉、平、贪三等。
2、才能：分长、平、短三等。
3、骑射：分优、平、劣三等。
4、年岁：分壮、中、老三等。
与此同时，该管大臣应将所属武职官员的履历，以及有无在军前行走、受伤、得功等情况注明，分别应留、应去，造册送部。凡有职任的武官，必须注有行止端方、弓马娴熟、管辖严肃、当差谨慎、不扰下属、给饷无虚等考语，方准荐举。对于有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患病、才力不及、浮躁的武官，必须纠参。
绿营武官凡遇军政之年，提督、总兵初令总督开报贤否，后改为自陈。乾隆时，由兵部列本缮具简明清单进呈，候皇帝裁决。副将以下的武官，初由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守道、巡道，将其实际表现和履历，按文官大计例填注考语，拟定去留，再交总督、巡抚严加考核，确定官评，另注考语，并造册密报兵部。至于表现特别好或特别差的武官，则单独密报兵部。后来对副将以下武官的考核，又改由兼辖将领注考后，呈送总兵。不属总兵兼辖的，由兼辖副填注考语于五花文册，呈送总督、提督严加考核，决定去留，再送兵部。特别好或特别差的，仍另揭密报兵部。
考核绿营与考核八旗的内容相似，定以四格（即才技、年力、驭兵、给饷），纠以八法（贪酷、不谨、年老、有疾、浮躁、罢软无为、才力不及），于当年十月内将考核各册送兵部，再由兵部会都察院、兵科、京畿道核议，汇疏上奏。
军政考核后，提督、总兵贤者优叙，劣者罢黜，一切由皇帝决定。副将以下，优者以卓异荐举，贪酷者革职提问，不谨、罢软者革职，年老、患病者休致，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浮躁者降一级调用。
除五年一次军政外，绿营副将以下各官，还有二年半甄别之制，即军政后二年半，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将其所属副将以下各官具疏奏闻，部复得旨后，荐举的予记录，纠劾的议处。
（三）回避
清代的文武官员回避制度，是清政府为了防止官吏利用亲族、同乡、师生等关系，结党营私，破坏法纪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维护中央集权方面，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现将武官回避制度简述如下。
1.亲族回避
由宗族血缘和姻亲关系形成的亲族，是结党营私的最有利条件，故列为回避之首位。清制规定，文职，京官三品以上，外官臬司以上；武职，京官副都统以上，外官总兵以上，其亲子弟，均不准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兵部，尚书以下，司官小京官以上，凡亲伯叔兄弟同衙者，令官小者回避，系同官则令后至者回避，其余均令子孙回避。父兄现任三品京堂以上官，及外任总督、巡抚者，其子弟俱令回避。拣选大臣及乡试会试考官，如与被拣选之人及取中者有亲族关系或师生关系，亦应回避。属官于上官，有钱粮、盗案、考核、贤否等项，属其管辖，若系同族，虽服制已定，而聚族以处者，令官卑者回避。至支分派远，散处各省各府，籍贯迥异者，不必回避。若在五服之内，虽住处不同。仍令回避。其外姻亲好之父与兄弟，妻之父与兄弟，己之女婿与嫡甥，均令官卑者回避。如有应回避不行申报回避者，降一级调用。八旗满洲从前无回避之说，后来也规定，八旗官员补用外任者，五服之内的亲族也必须回避。
2.本籍、寄籍回避
官员的本籍和寄籍，因亲朋好友最多，地理风俗最熟，涉及本身利害关系的事也最复杂，往往是以权谋私的理想地方，故必回避。清制规定，武职官凡属月选均回避本籍、寄籍。陆路题补官，副将、参将回避本省；游击、都司先尽他省人员题补，无则准以本籍五百里外人员题补；守备以隔府别营人员题补。水师副将回避本省；参将先尽他省人员题补，无则以隔府别营人员题补；游击、都司、守备均准以隔府别营人员题补。河营将备皆不避本省。营千总、把总不避本省。
3.本营回避
本营兵丁拔补为千总、把总时，必须回避本营，但可在左、右、前、后营中互相拔补。
4.本哨回避
本哨兵丁拔补为千总、把总时，如在独营地方，必须回避本哨，但可在本营左哨、右哨，或前哨、后哨内调拔。
5.任所回避
武职置产业必须回避住所。罢任后，如武职官原籍既无产业又无宗族可归，愿去任所入籍者，副将以上；由总督、巡抚具题请旨，参将以下报兵部，获准后方准入籍置产。
6.边疆苗疆的回避制度
边疆苗疆各官亦应回避本省，但地方既属紧要，用人稍当变通。如遇员缺，令各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先尽外省之人拣选胜任者题补，如无，则照豫保之例，陆路都司以上，于本籍五百里外，守备于隔府别营，均准其题补，咨送兵部引见，恭候钦定。如再不得其人，则由兵部将卓异荐举保列一等证名之人，开列请旨简用。
从上可见，回避制度对于高级武官、陆路武官、内地武官较严；对于中低级武官、水师河营武官、边疆地区的武官较松。
军纪、军功、优抚
（一）军纪
八旗、绿营军纪，初创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完成于雍正和乾隆时期，大致可分为扎营、行军、战场三大类。
扎营纪律规定：兵丁在营内乱走，高声说话，白天犯者，八旗兵鞭五十，绿营兵棍责四十；夜间犯者，若引起乱营，立即斩首。看守营门时，无故私放外人进入营地者，八旗兵鞭七十，绿营兵棍责六十，若对敌时犯者斩。兵丁在营，敢在该管官面前妄行，或动作骄慢无礼者，插箭游营。
行军纪律规定：兵行各按队伍依次而前，无论道路平坦窄狭，后队不得越过前队，违者，八旗兵鞭五十，绿营兵棍责四十，仍插箭游营。官兵沿途欺压民番，恃强买卖，掠财物，毁民房、淫污妇女者斩。兵行遇有草地方，当陆续行走，如有不顾队伍混行，致践踏草者，八旗兵鞭一百，绿营兵棍责八十。
战场纪律规定：战阵之际，听掌号击鼓鸣金为进止，如有闻声不进，闻声不止者，斩。归阵须奋勇前进，如有回顾畏缩交头接额私语者，斩。将军密传军令，如转传之人将其中要言私自增减，并将疑似之言添造者，斩。将军授紧密军令，如敢私告他人以致私扬误事者，斩。将军、参赞大臣、领兵提督、总兵等官密议军情时，如敢私行窃听，即系泄漏军机之人，犯者，斩。差往探听敌军形势，如有畏缩不往，诡称已到彼处，以少报多，或以多报少，探信不实，贻误军机者，斩。官兵杀良冒功者，斩。
乾隆十三年（1748），针对高级将帅糜饷老师现象日益严重，又特定将帅军纪三条：统兵将帅苟图安逸，故意迁延，不将实在情形具奏，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将帅因私忿妒嫉推诿牵制，以致糜饷老师，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身为主帅，不能克敌，转布流言，摇惑人心，倾陷他人，贻误军机者，拟斩立决。
制定军纪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士气，保证战斗力，使广大官兵知道与其伏法于误事之后，不如捐躯于临事之时的道理，从而牢固地树立死敌者荣，死法者辱的观念。但是，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军纪的败坏。清朝中期，清军“一旦有事征发，其能知纪律，陷阵冲锋者，寥寥无几，不得不募民充勇以供调发”。
（二）军功
清军将帅战功卓著有特优叙者，由兵部覆议奏请随时酌定。其他有功官兵，由统兵将帅造册报兵部后，兵部核实功绩，分为五等。八旗官兵给印轴，称功牌。应授世职者移咨兵部，甄别授之，自云骑尉始按功递加。未至授世职者，由兵部注册，仍令图功，准其积算。绿营官兵第功议叙者，称功加。立一等功者，准功加一等，记录二次；二等功，加一级，记录一次；三等功，记录三次；四等功，记录二次；五等功，记录一次。立功多者，积算授世职。自提督有功加十等，至千总有功加二十四等者，皆准给一云骑尉。文官军功加一等者，准加一级。凡叙功不实者，依法惩处。
八旗官兵攻城，视城之大小，攻之难易，分等次授世职。凡攻寨堡，视其大小与城之等次相较而议功。八旗官兵攻克城堡，除授世职外，还以府、州、县、卫、所为等次给赏银。八旗官兵攻战时，敌人掘堑排栅坚固难克，有能越众前驱，众军随进克敌者，第一人赏银一百两，并咨吏部授世职。与敌交锋时，有冲锋在前，本旗大队随进克敌者，第一人赏银五十两，给本旗前进一等功牌。与敌对阵，八旗官兵力战，敌仍不退，执纛人有能鼓勇前进克敌者，第一人赏银一百两，并咨吏部授世职。遇水战时，八旗官兵能登敌舟杀敌有获者，视舟之大小分为三等。一等舟叙五人，第一人赏银二百五十两，并授世职。
绿营官兵用云梯攻城，分别等次授职。克府城者分五等，一等叙五人，第一人授参将。凡强敌在前，阵坚垒固，能倡众胜敌者，叙三人，第一人赏银五十两，授守备。遇水战，能超登敌舟有获者，分三等，一等舟叙四人，第一人赏银一百两，授都司。
清军官兵招降敌人和难民，也有军功奖赏。
（三）优抚
清朝统治者视八旗为国家根本所在，实行一系列优抚政策，如增加兵额，恩赐饷米，官给马匹、器械，赎回旗地，免其借贷，赏给婚丧银两，天灾或大典皆赐银米，年老告退之官优给俸禄，等等。例如，八旗一二品武官，因老病自行奏请休致，奉旨令原品致仕者，该旗将其军功及食俸年分查明，或给全俸，或给半俸，具类请旨。若非自行奏请，而是特旨令其休致者，不给俸禄。三品以下官员，有年至六十岁以上因老病告休，曾经出征打仗受伤及有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与全俸。其出征并未，打仗及无功牌者，请旨令其原品休致，给与半俸。官兵身故后，无论其妻年岁及有无子嗣，凡情愿守节者，该管官具保，给与半俸半饷一年。若食半俸半饷的官兵身故，其妻仍给半俸半饷。阵亡官兵寡妇无嗣，或子年幼，无钱粮者，给其夫俸饷之半，养赡终身。如其子长大当差，其银米已足抵寡妇所食半俸半饷，则停其支领。前锋、护军等，曾在军前立功，因老病告退，每月给银一两，米一斛，身故后，其妻可照领一年。若未立军功，又无所依靠者，每月给银一两，身故后，其妻可照领一年。出征官兵阵亡或受伤病故，预借银两可具奏免还。
前锋校、亲军校等，喜事给银十两，丧事给银二十两。马甲等，喜事给银六两，丧事给银十二两。步军等，喜事给银八两，丧事十六两。
绿营官兵阵亡，提督给银八百两，都司给银三百五十两，把总给银一百两，马兵给银七十两，步兵给银五十两，余丁给银二十五两。阵伤兵丁，头等伤赏银三十两，二等伤二十五两，三等伤二十两。兵丁阵亡病故，子弟可入营顶补，若无则给家属半饷，每月银五钱，米三斗。在军营病故官员，家属无依靠者，给半饷。兵丁喜事赏银二两，丧事给银四两。绿营官兵退休俸饷，以服役年限和出征效力为依据，分等给与。如提督、总兵，老病奉旨原品休致，六十岁以上，打仗受过伤的，可给全俸，年五十以上的，可领半俸。若出征打仗杀敌捉生各项俱全的，年五十以上，也可领全俸。若是上司勒令休致的，不给俸。若该员打仗受伤在三处以上，不论告休、勒休，皆可领半俸。兵丁出征受伤致残退役者，有子弟在营，则月给饷米三斗，无则给守粮一分。千总、把总、外委打仗受伤三处以上，年五十以上者，给岁粮一分。总之，同是优抚，八旗比绿营的待遇优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