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诈冯道成官场不倒翁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做官是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
这艺术看起来神秘，其实只隔一层纸。
官场不倒的秘诀有两点：一是不辨是非，良心丧尽；二是见风使舵，善投新主。
官场不倒翁的人生哲学是：有奶便是娘，有枪便是草头王。
而狡诈性格的冯道便是这官场不倒翁的主儿。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实存在着一批“明君”、“贤相”、确实有很多正直的官吏在为民请命，在忧国忧民，确实有很多封建士大夫为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发展而呕心沥血，甚至殒身不恤；但无可否认，也确实存在着一批不辨是非、了无廉耻，不管谁当皇帝，只求有官可做的无耻之徒。这些人有时也能做一些好事，但从本质上讲，其人格是卑微的，是决不足以效法的。
这些人的人生目的就是做官。为做官而做官，除帮官以外，别无其他追求。
中国古代最无耻的时代是五代。确实，五代是一个纷乱的时代，在这乱哄哄的时候，各色人等都容易显示其本色。五代时期，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塘，而我们要看的是，历史五代而不倒的官场不倒翁冯道。
这的确是中国仕宦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此神通，他凭的是什么呢？
凭的是狡诈，他把狡诈的性格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奸险，狡诈，皆为其所用。他善于攻心计，在五代那个纷繁复杂的环境里，他周旋于各国君之问，以极高明的手段，随事五代，从而创造了历史五朝不倒翁的官场记录。
冯道做官真是做官做透了。他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做官学”。
仔细读一读《五代史·冯道传》和《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中的有关篇章，冯道这个狡诈的官场不倒翁的形象就会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冯道，字可道，瀛洲景城（今河北省交河县东北）人，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他的家庭，可能是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康之家，据记载，冯道早先一边耕种土地，一边读书学习，并不忙于操持生活家业。冯道自幼爱好学习，善于写文章，不以“穿破衣服、吃粗劣的饭食为耻。”他的祖先也不是名门士族，据查，连一个县令以上的先人也找不出来。可见，冯道在这样的家庭出身条件下，想跻身官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战乱频繁，李克用割据晋阳，独霸一方，从欧阳修的《五代伶官传序》里可以看出，李克用是一个有着雄才大略的人，其子李存勖在灭梁前朝，也还是颇有作为的。大概是因为冯道看到了这一点，才投奔了李存勖，以图求得前程。在这以前，冯道先在离家乡较近的幽州做小吏，当时，幽州军阀刘守光十分凶残，杀人成性，对于属下，也是一言不合，即加诛戮，甚至杀了之后，还叫人“割其肉而生啖之”，冯道与这样的人相处，自然是很危险的。一次，刘守光要攻打易、定二州，冯道却敢劝阻，结果惹怒了刘守光，险被杀死，经人说情，被押在狱中，由此可见，当时的冯道还是较为正直的。冯道经人帮助，逃出牢狱，投奔了太原，投在晋大将张承业的门下，经张承业的推荐，冯道成为李存勖的亲信。从此，冯道踏上了仕途。
冯道起初担任晋王府中的书记，负责起上发各种政令文告、军事信函。不久，李存勖看到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十分腐败，就准备灭掉后梁。晋王和后梁的军队在黄河两岸对峙，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残酷，冯道身为李存勖的亲信，却能以身作则，率先过简朴的生活。据历史记载，他“在军中，盖了一个小小的茅草屋，连床席都没有，只睡在一束干草之上”。应当说，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赞赏的。
冯道也还善于处理君臣之间的纠纷。在消灭后梁的军队时，晋王的军饷十分匮乏，因为陪李存勖吃饭的将领太多，主管人员弄不来那么多供应，十分为难。大将郭崇韬对李存勖说：“供应紧张，能不能少几个陪着吃饭的人？”李存勖发火说：“我想为那些替我卖命的人弄顿食吃都不成，哪里还能当主帅呢？”郭崇韬吓得不敢作声，冯道在一边说：“粮食供应确实困难，郭崇韬这么说，也是对大王的一片忠心啊！”这场风波就此消弭。
但李存勖灭掉后梁建立后唐以后，只重视那些名门贵族出身的人，对冯道这样的没有“来历”的人，并不重用，冯道这时当了个什么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听到父亲死后只能徒步奔丧，其困窘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庄宗李存勖被杀，明宗即位，他才被召回。明宗鉴于前朝教训，重用有文才的人，想以文治国，冯道这才被任命为宰相，真正发迹。
在冯道当宰相的七年间，应说做了一些好事。一天，明宗问臣下年景如何，臣下们大多说了些粉饰升平的话，但冯道却给明宗讲了一个故事，冯道说：“我当年在晋王府的时候，奉命到河北中山一代，途中要路过井陉。我早就听说过井陉是个很难走的地方，人马到了那里，多发生被绊倒摔伤的事，我就十分小心平安地走过了井陉。没想到过了井陉，到了平地，却被从马上摔了下来，差点摔死，我这才明白要处处小心，时时提防，我的事虽小，却可以用来比喻大的事情，望陛下不要以为五谷丰登、河清海晏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要兢兢业业，不要放纵享乐，这是我们臣下所希望的呀！”
又有一次，明宗问冯道：“天下百姓的日子怎么样？”冯道趁机进言说：“谷贵饿农，谷贼伤农，此常理也！唐朝有位叫聂夷中的诗人，写了一道《伤田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帝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偏照逃亡屋。”明宗听后，连说好诗，并命人抄录，经常诵习。
但冯道虽为宰相，还是为时人瞧不起，残留在人们意识中的门阀士族观念还未肃清，由于冯道出身低微，因此经常受到人们的奚落。一天，冯道下朝回家，一个出身于“衣冠门第”的工部侍郎跟在他的后面起哄道：“宰相走得太快了，必定要从腰里掉下一本《兔园策》来！”在当时，《兔园策》是一本乡校里儒用来教农夫和放牛的孩子的读本，这么说冯道，明摆着是讥刺他出身低微，一个小小的工部侍郎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奚落宰相，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一般是不可能发生的。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到冯道当时所处的环境。
后唐明宗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从此以后，冯道就丧尽了正直向上之气，一味地为做官而做官了，狡诈的性格也在官场上培养了。明宗即位不到四个月，同宗李从珂即兴兵来伐，要夺取帝位，李从厚得到消息后，连臣下也来不及告诉，就慌忙跑到自己的姨夫石敬塘的军中，第二天早上，冯道及诸大臣来朝堂，找不到皇帝，才知道李从珂兵变，并率兵往京城赶来。狡诈的冯道这时的做法真是一反常态，极其出人意料，他本是明宗一手提拔，从寒微之族被任命为宰相，按常理说，此时正是他报答明宗大恩的时候，况且李从珂起兵实属大逆不道。但冯道没有考虑这些，他所想的，是李从珂拥有大军，且性格刚愎，而李从厚不过是个小孩子，即位以来尚未掌握实权，为人又过于宽和犹柔，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决定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
冯道身为宰相，权位为诸官之首，又兼一些官吏为他所亲手提拔，他一倡议坚持，多数人也不好说什么。但个别正直官吏还是出言诘问，中书舍人卢导首先抗言说：“哪有天子在外，大臣反去劝别人当皇帝呢？我们是不是该去投奔天子？”丞相李愚等人也随声附和。但冯道却要大家认清当前的形势，不要固执己见。大多数人无奈，只得跟冯道一起到洛阳郊外去列队迎接李从珂，并献上了请李从珂当皇帝的劝进文书。就这样，冯道由前朝的元老重臣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朝的开国功臣。这种无廉耻的人按常理说是让人唾弃的，可他却成功了，这也是足以证明狡诈性格的“优势”。
当时的李从珂对他也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把他放到外地任官。后来又觉得过意不去，把他调回京中，给了他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司空之职。
不久，石敬塘同李从珂发生了冲突，石敬塘想借恢复明宗的旗号打倒李从珂，但石敬塘兵力很单薄，不能同李从珂抗衡，为了夺取帝位，石敬塘也不顾一切，竞派使者赴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求援，并许下三个条件，事成之后，一是向契丹称臣，二是石敬塘向耶律德光称儿子，三是割让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耶律德光正想插手中原，石敬塘主动去求，正中下怀，便约定等中秋以后倾国赴援。在契丹人的支持下，石敬塘打败了李从珂，做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塘以恢复明宗为号召，在当皇帝后，就把原明宗朝的官吏大多复了职，冯道也被任命为宰相。不知石敬塘对冯道奉事李从珂这段历史怎么考虑，也许是因为冯道未受李从珂重用的缘故吧，反正石敬塘来了个既往不咎，冯道更是乐得当官。
石敬塘当皇帝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实现对耶律德光许下的诺言，否则，王朝就有倾覆的危险。尤其是自称“儿皇帝”，上尊号于契丹皇帝与皇后，实在是一个说不出口的事。据载，写这道诏书的官吏当时是“色变手战”，乃至于“泣下”，可见这是一种奇耻大辱。至于派人去契丹当册礼使，更是一个既要忍辱负重，又要冒生命危险的事。石敬塘想派宰相冯道去，一是显得郑重，二是冯道较为老练，但石敬塘很为难，恐怕冯道拒绝。谁知他一开口，冯道居然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这真使石敬塘喜出望外。这也真是冯道狡诈之处，要想做好官，就要立功站稳脚，要想站稳脚就要立大功。
其实，石敬塘哪里知道冯道的“苦衷”。冯道十分清楚，只有结交好耶律德光，他在石敬塘那里的位置才能保得稳，把“爸爸皇帝”笼络好了，这“儿皇帝”也就好对付了，从这一点看，冯道对于长保富贵，的确算得上有胆有识。
冯道可以说极其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任务，他在契丹被阻留了两个多月，经多次考验，耶律德光觉得这个老头实在忠诚可靠，就决定放他回去。谁知冯道还不愿回去，他多次上表，表示对耶律德光的忠诚，想留在契丹，狡诈达到这种地步，已经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越是这样，耶律德光就越觉得应当让他回去，好让他在石敬塘那里为自己办事。经过多次反复，耶律德光一定要让他回去，冯道这才显出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准备启程。一个月以后，他才上路，在路上又走走停停，走了两个多月，才出契丹的国境。他的随从不解地问他：“能活着回来，恨不得插翅而飞，您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慢呢？”冯道说：“一旦走快，就显出逃跑的样子，即使走的再快，契丹的快马也能追上，那有什么用呢？反不如慢慢而行！”随从人员这才佩服冯道的深谋远虑。
冯道确实不简单！
这趟出差回来，冯道可真的风光了，甚至连石敬塘都得巴结他。石敬塘让冯道手掌兵权，“事无巨细，悉以归之”。不久又加冯道为“鲁国公”，终石敬塘一朝，石敬塘对冯道是“宠无与为此。”
石敬塘的后晋政权只维持了十年多一点就完蛋了。后晋出帝开运三年，耶律德光率30万军队南下，占领了汴京。冯道大概觉得契丹人可以稳坐中原江山吧，就从襄邓主动来投靠耶律德光，冯道满以为耶律德光会热烈欢迎，没想到北方夷狄不懂中原的人情世故，耶律德光一见冯道，就指责他辅佐后晋的策略不对，这可把冯道吓坏了，连忙换上一副卑躬屈膝的笑脸，小心服侍。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要来朝见我呢？”冯道说：“我既无兵又无城，怎敢不来呢？”又问：“你这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日：“是个又憨又傻无德无才的糟老头！”冯道以老朋友的姿态装憨卖傻、卑辞以对，弄得耶律德光哭笑不得，就没有难为他。
不久，耶律德光见中原百姓生灵涂炭，便问冯道说：“怎样才能救天下百姓呢？”狡诈的冯道见机会来了，就装出一副真诚的样子说：“这时候就是如来佛出世，也救不了此地的灾难，只有陛下才能救得！”大概爱听诌庾之辞是人的本性之一，耶律德光慢慢地相信并喜欢上了冯道，让他当了辽王朝的“太傅”。后来曾有人检举揭发他曾参预过抵抗契丹的活动，耻律德光反为冯道辩护说：“这人我信得过，他不爱多事，不会有逆谋，请不要妄加攀引。”
契丹人十分残暴，“纵胡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京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问，财富殆荆”契丹的30万大军，无正常的军需渠道，只靠剽掠为生，因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大概连冯道也看出契丹人如此下去长久不了，就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他想方设法地保护了一批投降契丹的汉族地方，为自己日后的仕途留下了退路。他这种做法，以至连欧阳修都认为“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刺（冯）道一言之善也。”
在人民的反抗之下，契丹人被迫撤回。冯道随契丹兵撤到恒州，趁契丹败退之际，逃了回来。这时，石敬塘的大将刘知远趁机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后汉政权。刘知远一方面想安定人心，笼络势力，一方面冯道也因保护别人而得赞誉，刘知远就拜冯道为太师。
五代时期的政权更迭，真如走马灯一般，令人眼花缭乱。刘知远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四年，郭威就扯旗造反，带兵攻入汴京。这时候的冯道，又故伎重施，准备率百官迎接郭威，他做了后唐明宗的七年宰相，尚且不念旧恩，何况只做了不到四年的后汉太师，更是不足挂齿。于是，他率百官迎郭威进汴京，当上了郭威所建的后周政权的宰相，并主动请缨，去收服刘知远的宗族刘崇、刘斌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刘斌果然相信了冯道，认为这位30年的故旧世交，总不会欺骗他，没想到一走到宗州，刘斌就被郭威的军队解除了武装。冯道又为后汉的稳固立了一大功。
但没过几年，郭威病死，郭威的义子柴荣继位为周世宗。割据一方的后汉宗族刘崇勾结契丹，企图一举推翻后周政权。根据冯道半个世纪的经验，此次后周是保不住了，肯定又得改朝换代，自己虽已近苟延残喘之年，还是要保住官位爵禄。
柴荣当时只有34岁，年纪不大，却很有胆识气魄。当刘崇、契丹联军袭来时，一般大臣都认为皇帝新丧，人心易摇，不可轻动，但柴荣却一定要亲征。别人见柴荣意志坚定，便愿随出征，不再多说，只有冯道在一边冷嘲热讽地“固争”，下面的对话很能刻画出冯道的心态：
柴荣说：“过去唐太宗征战，都是亲自出征，难道我就不能学学他吗？”
冯道说：“不知陛下是不是唐太宗？”
柴荣又说：“以我兵力之强，出击刘崇、契丹联军，犹如以山压卵，如何不胜？”
冯道说：“陛下能为山吗？”
这些莫名其妙的话说得柴荣大怒，他私下里对人说：“冯道太看不起我了！”
其实，冯道倒不是看不起柴荣，而是在为自己在下一个什么朝代做官留下一条后路，弄一点投靠新主子的资本。
谁知柴荣还真不怕邪，亲率军队，于高平之战中大败刘崇、契丹联军，以事实给了冯道一个响亮的耳光，就在柴荣凯旋之时，冯道也油尽灯枯，对在下一个王朝做官失去了信心。也许他因自己的判断失误而伤心吧，柴荣高平之战的胜利终于送了他的老命。
冯道死在自己的家里，死后无哀荣，身后境况凄凉。
冯道死于公元954年，一生度过了73个年头。
冯道是封建官场的不倒翁，也是一个“长乐老”。
在任后汉宰相时，冯道作一篇《长乐老自叙》，这是中国封建官场上的无耻的宣言。在这一宣言里，冯道把自己的履历表填得一清二楚，洋洋得意地罗列自己的历任官职及封号，甚至还包括契丹政权授予他的“伪官”，可谓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宋代的大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欧阳修痛骂冯道说：“可谓无廉耻者矣！”
冯道的确是一位“长乐老”。中国人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的一生的实践在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又善于投机，狡诈个性外加善于伪装。
狡诈慈禧亦成功
狡诈贪婪的性格能成功吗？
能，由于这种性格的伪装性，常常在表面迷惑人。这种性格的人多能成功。而慈禧就是凭狡诈的性格成功的人。她生性阴鸷多变、狡猾贪婪。她一生把持朝政40多年，干尽了祸国殃民的勾当，把清朝帝国推向了风雨飘摇之中，对她的权力来说，她成功了，但对她的人生来说，落个遗臭万年的失败骂名。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女人，除了武则天就是慈禧，影响着中国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从功劳上讲，武则天的劳大于过，为推动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卓越武功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矗而慈禧则无功只有过，她对外国侵略者卑躬屈膝，露出了奴才嘴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慈禧篡权执政起，大清朝的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就悄悄的发生了变化。
在慈禧被招进皇宫之前，咸丰皇帝已册封钮祜禄氏为皇后，而且皇后为人端庄贤惠、善良美丽，足可母仪天下，慈禧进宫时被封为兰贵人，住储秀宫。贵人在宫中的地位很低，很难沾到皇上的边。但兰贵人毕竟不是一般的贵人，她相信“等得久，自然有”，便想方设法接近咸丰，同时又颇费心机地笼络周围得力的小太监，用为心腹。渐渐地，梳头房的小太监安德海和兰贵人熟悉起来。“奴随主贵”，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来博取兰贵人的欢心，同时也想方设法替主子打听皇上的行踪嗜好，为贵人创造沐浴龙恩的时机。不久，还真让主仆俩等到了一次机会，而且这次机会也被她牢牢地抓住了。
这一天，咸丰皇帝带着几个贴身太监到御花园中散心，忽然，一阵悠扬悦耳的江南小调若隐若现，歌声婉转清柔，如同南国扑面而来的春风，足以使人心旌摇荡。咸丰帝不禁圣心欢悦，循歌追去。不用说，唱歌的人正是入宫不久的兰贵人。玉兰自幼随父亲在江南，熟悉南国的丝竹音韵，加上她颇有心计，便精心安排了这次邂逅相遇。果然，这次得幸后，兰贵人的身影便牢牢嵌在年轻皇帝的心中。
慈禧狡诈、贪婪的最大资本是她为咸丰生了唯一的一个儿子——载淳。母以子贵，那拉氏也受到格外的恩宠，生子当天，咸丰下诏晋封懿嫔为懿妃。第二年，再次晋升为懿贵妃。短短六年间，玉兰由一个普通秀女连升数级，成为后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的贵妃，其幸运非常人可比。
最能表现慈禧巧于心计性格的一面是她抓机会逐步干涉朝政。咸丰继位以后，大清朝江河日下，内忧外患，天下危机四伏，咸丰帝渐渐承受不住精神上的沉重压力，不知不觉沉溺于醇酒美色中自我麻醉，对每天雪片般的议事奏章苦于应付，顾此失彼。
咸丰皇帝的颓废自沉，为那拉氏干预朝政提供了契机。此时是懿贵妃恩宠独邀的一段时间，那拉氏原聪慧过人，又工于心计，对政治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最初，她见咸丰皇帝为应付奏章而忙得焦头烂额，有心体恤皇上，便替他在大臣们的奏章上圈点，也好让皇上有选择的看，皇上不但不怪，还颇为赞赏，渐渐地，她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对朝臣的奏章签署意见，评断是非长短，甚至在咸丰帝遇事难以判断的大事时也参与决策，提供意见。此时的她虽不能完全左右皇帝的意志，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却会影响到咸丰的决策。
没多久，英法联军进北京，咸丰病死热河（拒说咸丰的死与慈禧有很大关联，有可能是慈禧暗中下毒所致），享年34岁。6岁的载淳继位；接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顾命大臣辅弼幼帝“赞襄一切政务”；赐给皇后钮祜氏和载淳“御赏”印和“同道堂”印各一枚，作为发布谕旨钤用；那拉氏以皇帝生母身份代行小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辅命大臣与两宫太后、皇帝问互相牵制的局面为“垂帘辅政，盖兼有之”。
对于这种安排，慈禧且喜且惊。喜的是自己手中掌握着“同道堂”印鉴和皇儿载淳，又有皇太后的封号，不至于立即招致杀身之祸；惊的是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凭借先帝遗诏辅政，随时会对自己孤儿寡母发难。尤其是肃顺一向专横霸道，看不起女人从政，对那拉氏的限制、反对最多，今后怕是羽翼更强，难以对付。此时慈禧野心急剧膨胀，她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肃顺成为“多尔衮第二”，而自己成为别人刀下任意宰割的羔羊。她要孤注一掷，通过政变来铲除政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把大清国的政权牢牢抓到自己手里，热河行宫的一片悲戚之声中，隐约透露着点点杀气。
慈禧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取得了现在的胜利，为了排除异己，除去自己独掌大权的障碍，她又露出阴险、残酷的个性，使反对她的人一个个的消失，这就是最毒妇人心。
慈禧在发动政变之初，曾对各方面的政治影响力做过理智分析，要想获胜，首先必须取得东太后慈安的支持，然后就是奕新，如有这二人支持除掉顾命八大臣则会易如反掌。
慈禧成功地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在极短时间内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
在这次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恭亲王奕新是一个妄自尊大、狂傲嗜权的人，遇事不会绝对顺从慈禧的主张而往往自作决定，这引起了慈禧的不满，慈禧在夺权时利用恭亲王，但现在她决不能让任何人染指她的权力。于是亲拟谕旨，称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率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主，看联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施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据此，“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轻而易举，这个唯一能够挟制慈禧专权独裁的人就被踢到了一边。虽然后来由于诸王大臣们竭力谏争，又由两宫太后降旨宽免奕新，仍恩准他在军机处行走，但奕新由此看出慈禧手段过人的一面，办事“自是益谨”，再不敢有丝毫的疏忽之处。
慈禧由于早年守寡所以性格变得冷酷阴鸷，即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同治帝17岁时，到了该成婚的年龄，在选婚上，母子二人意见不一致发生了摩擦，慈禧选了富察氏，而同治却自己看中了举止大方、雍容华贵的阿鲁特氏，到了册封那天，同治帝还是将象征皇后身份的信物羊脂玉如意交给了阿鲁特氏。婚后，同治帝与皇后的感情很好，两人相敬如宾，常互相答和诗词为趣。皇后阿鲁特氏生活严谨，相夫持重，在同治眼里和后宫中有较高威信。看到儿子夫唱妇随，慈禧太后本该高兴才对，她却有些不顺眼。她无故责难阿鲁特氏，还背地里在同治面前挑拨皇帝与皇后的关系，慈禧甚至公开告诫同治帝少与皇后亲昵，应专宠慧妃。这使婆媳关系变得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形下，同治帝与皇后见面，常有西太后派出的小太监在暗中监视，使得小夫妻俩的来往及温存很受限制。同治帝反感母亲对他私生活的粗暴干涉，便采取消极抵抗方式，负气一个人独居乾清宫，后妃们一概不去召幸，只与身边的太监们相伴取乐。这就种下了他日后行为不轨、梅毒缠身、青年早亡的悲剧祸根。
同治的梅毒病发时，来势汹汹。慈禧出于顾及名誉的考虑，让太医按天花之症诊治。十二月初四，同治病情有所稳定，适逢皇后阿鲁特氏前来探视，夫妻相见，不免泪眼朦胧，拉着手说些体己话。阿鲁特氏见皇上病体沉重，联想起自己入宫以来屡受婆婆的刁难，不禁痛哭失声，向皇帝诉说所受的种种委屈。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时，不料西太后亦蹑足潜踪来到窗外，偷听到皇后的哭诉。她怒火中烧，冲进宫来，揪住皇后阿鲁特氏就是一掌。皇后受辱后，力求自保，朗声抗辩道：“我乃堂堂皇后，系由大清门抬入宫中的，你不能打我。”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正好触动了慈禧当初地位卑贱的心事。她大为恼火，索性撒泼耍刁，令宫人传杖，要对阿鲁特氏施以杖刑。这边婆媳打得不可开交，急坏了躺在病床上的同治皇帝。气急之下，他一句话都未喊出声，便昏厥过去。当晚，同治帝病情骤然加重，延捱一日，便病死在床。
对于干涉婚姻，慈禧干涉最大的还是光绪的婚姻，光绪的婚姻比同治更不幸，首先他与西太后为他挑选的皇后叶赫那拉氏之间就毫无感情可言。
光绪皇帝的后妃中，最为受宠的当算当年应选入宫的长叙次女、日后被封为珍妃的他他拉氏，珍妃是晚清名妃，在民间至今流传许多有关她与光绪皇帝的爱情故事。珍妃人宫时只有13岁，年龄虽小，但相貌恬静，性情活泼，爱好广泛。她虽出身于封建士大夫之家，但并不囿于旧的礼法道德，通情达理。在后宫诸妃中，她性情温婉，善解帝意，平常陪皇帝读书、写字、画画、娱乐，有时还装扮成宫人或着男装为光绪解闷逗乐。在光绪大婚后至囚禁前的近十年时间里，珍妃和光绪一直互敬互爱。她的爱情给光绪沉闷呆板的精神生活以极大安慰。这十年也是光绪政治生涯中比较光明的一段，珍妃在重大国事上还没有独特的主见。她和姐姐瑾妃还为光绪推荐了她们幼时的师傅文延式。文延式是有名的江南才子，后来成为光绪政治上的重要助手。维新变法时，每当光绪心情烦闷、意志动摇时，珍妃都鼓励他，支持他，坚定光绪变法图强的信心。
光绪视珍妃为红颜知己，对这一点，除了隆裕皇后妒忌外，最为恼怒的还要算西太后慈禧。慈禧青年守寡，性格阴鸷。她本人是由嫔妃得宠，进而干预朝政，一步步走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她深知嫔妃对皇帝的重要影响以及在权力争夺中的作用，故而在同治、光绪两朝，她都严格地控制着皇帝的私生活，不允许后妃们有丝毫的越轨之处。光绪冷落她的侄女，慈禧相当恼火，在她的意识里，叶赫那拉族还应该出现一位尊贵无比的皇后娘娘，更重要的是她要内侄女与自己合力来挟制皇帝。因此她不时找各种借口离间光绪与珍妃之间的关系，对珍妃时有打骂。
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将光绪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岛，名为养病，实则幽囚。这时，珍妃也已被太后打入冷宫，囚禁在钟粹宫后的三所里。三所条件极差，宫门长年紧锁，饭食只能由窗棂中递进递出，慈禧常常折磨珍妃，或罚她长跪，或施以杖刑，连换洗的衣服都不给。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慈禧太后不得已携光绪皇帝、隆裕太后、瑾妃等人及王公大臣们逃出西安，行前后宫嫔妃均来请安道别，珍妃也被李莲英从三所解来。见面时，珍妃请求见光绪皇帝一面，并请求把皇帝留在北京主持议和；光绪也派太监带话儿给西太后，要求带珍妃一道儿离开北京城，均被慈禧冷酷地拒绝了。在她的授意下，太监崔玉贵将珍妃推入乐寿堂后的井中杀害。珍妃死时，年仅24岁。她是继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之后被逼死的又一个政治斗争的殉葬品。
慈禧用卑鄙、阴险的手段搬掉了一个个对手，然而她还不满足，又把魔爪伸向了与之共同执政的东太后慈安。
多年来，两宫太后能够和平相处，多依赖于东太后的礼让与退避。东太后慈安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凡事慈安多半退让缄言，慈禧则喜欢大包大揽。早年咸丰在世时，慈禧因为育有皇子，在言语上礼仪未免怠慢慈安，慈安多半一笑置之，不与她计较。两宫共同执政时，按西太后的身份低于东太后，每日应循例到慈安宫前问安。起初慈禧还依照旧例，时间一长就疏于礼仪，对此慈安也未深究。慈安尚俭，生活朴素，而慈禧则喜欢排场阔气，每顿饭动辄饭菜上百种，除了自己爱吃的几样外，其余的多数常给各宫的妃子、格格们吃，耗资巨大。对于慈安善意的规劝，慈禧开始时还听从一二，到了后来权力急剧膨胀，将任何告诫都抛在耳后。
慈禧骄蛮专擅的行为，慈安有所耳闻。为了规劝这个任性的妹妹，她请出了先帝咸丰留下的遗诏。咸丰预见到慈禧将来掌权后霸道成性，难以制服，故留下遗诏一封，称：“西宫援母以子贵之仪，不得不并尊为太后。然其人绝非可倚信者。即不有事，汝亦当专次。彼果安分无过，当始终曲全恩礼。若其失行彰著，汝可召集廷臣，将朕此旨宣示，立即赐死，以杜后患。”
一天，慈安派人把慈禧请到自己宫中，递给她一份藏在锦盒中的诏书，对慈禧说：“自从先帝去世后，我们姐妹二人携手辅佐幼主，维护大清基业，不敢有半点差池。如今你我手中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人处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呀！这个锦盒中的诏书本是先帝文宗留给我的，我看咱俩共事20余年，应该彼此信任。留着这个诏书也没用啦。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烧毁它，希望妹妹别辜负先帝对咱们的厚望！”说完，慈安太后缓缓地把诏书取回，放在火上烧掉了，经历了这一幕，慈禧心中比当年北京政变时还要紧张。遗诏在一日，套在头上的紧箍就束缚一日，慈安太后的善良，无疑帮了她大忙。于是慈禧连忙装出。十分痛心与惭愧的样子，涕泪横流，感激不已。慈安劝慰她一番，派人送她回宫。
慈禧总觉得慈安是自己最大的威胁，于是派人在膳食中下了毒，把慈安毒死了。慈安一死，宫中再无可与慈禧并驾齐驱享受特权之人，她的统治开始进入极度专制转向衰败的时期。
慈禧还有一个最大的个性特点就是贪婪、穷奢极欲。
光绪十五年（1889年），慈禧归政于光绪帝，退隐颐和园休养。不久，就开始了大规模地整修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工程，以满足她休闲享乐的需要。修三海动用工匠万名，总耗资达2000余万两白银，部分资金是从海军经费和地方关税中扣除的。
颐和园修好后，慈禧每年春天都要率领光绪帝到园中游幸，园内陆续添设电灯厂、小火车、小轮船等，每日的开支高达12，000两白银。颐和园枕山襟湖，占地广阔，每年仅维修费一项就开支巨大，对于这部分开支，慈禧多半占用地方税，且征用了10，000多名工匠作为建园、护园之用，西太后为满足个人享乐的需要，把沉重的税务和人力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头上。
1884.年，中法战争开战之际，适逢慈禧50岁的生日。为给自己贺寿，她不顾国家战乱当头，花费了63万两白银装修储秀宫，大肆收受各省要员和外国使节的寿礼贡物，得到的各种珍品均价值连城。与此同时，她也花大量钱财笼络贿赂外国人，甚至恬不知耻地在割地赔款时说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活脱脱一副“洋奴”的丑恶嘴脸。
1894年十月初十，是慈禧60岁的大寿。这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开战，战事相当紧张，中国军队在前线屡屡败退，海陆两军均溃不成行。作为一国之主的慈禧太后，丝毫不顾及国家面临危亡的实际情况，一门心思要把这次寿诞办成一次“空前绝后”的盛会。她特派总管太监李莲英专职为她采办衣料，修葺房屋，整饬仪仗，题额置匾……据有证可查的记录，这次贺寿共耗银总数达658万两之多，约占有当年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
慈禧的60大寿期间，她公开向各省员索礼，还从铁路费和边防经费中挪银300万两私用。一连七天，慈禧特诏外面的有名戏班入宫表演，各王公大臣宗室福晋都要进宫拜贺，并陪着看戏。慈禧爱看戏是有名的，她在宫中单独养了个戏班子，随时可欣赏。这次祝寿，慈禧真是讲够了排场，出够了风头。她从春天起就专门派世铎和奕勖总办庆典事宜，又专门成立了典处。仿照康熙、乾隆年间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起至颐和园东宫门止，所谓跸路，分设60段景点，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又从江南、杭州三个织造衙门专造彩绸十万匹，以供庆典之需，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景点、全力以赴准备甲午战事时，慈禧生气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或亦将令彼终身不欢。”
这就是慈禧，狡猾、工于心计使她得宠圣恩，掌握了大权；残酷歹毒，她把一些正直爱国之臣，一个个送上“西行之路”，就连自己的儿子、儿媳也不例外；过分的贪婪，把偌大的清王朝搞得千疮百孔。
其实，慈禧是个颇有能力的人，如果她换一种行为方式，处处以大清国利益着想，她的个人历史可能会重写。然而慈禧毕竟是慈禧，狼即使是失去牙齿也还要吃人，个性决定她的一生如此渡过，个性也决定了她要遗臭万年。
老狐狸索罗斯横扫东南亚
无奸不成商。在商场上，狡诈性格的人也多易成功。
横扫东南亚的索罗斯就是一个大奸商，狡诈阴险的个性使他在东南亚风暴中赚足了美元。当然，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由于他的出现，全东南亚的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以致使他成为亚洲人的共同敌人，甚至一些国家的元首想派杀手谋杀他。
索罗斯是什么人，是什么性格？索罗斯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他为人阴险狡猾，可以说是商场老狐狸，他为了赚取利润，不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和国民的死活，使各国的货币大量贬值。在这场金融风暴中，他却成为了最大的赢家，狂捞十几亿美元。进入1997年，一直风平浪静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宁，5月以来，外汇市场更是顷刻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泰铢、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不断大幅贬值，印尼盾、新加坡元等国货币也未能逃脱这一大劫难，均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尽管有关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打击市场上兴风作浪的货币投机行为，千方百计地维护本国币值稳定，却事与愿违，屡施各种方策之后仍无法解脱困局。7月2日，泰国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制，一天之内泰铢即狂跌20％。与此同时，眼看就要倾家荡产的泰国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美国等金融大户发出了求救紧急资金援助的申请，使得在泰国酝酿已久的墨西哥式金融危机终于浮出水面，让世人一睹其面目。
90年代前期，当西方发达国家在衰退中苦苦煎熬，西方文明的陨落似乎就在眼前闪现之时，东南亚经济增长却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令世界为之惊叹，连那些一向眼中无人的白人老板也自愧不如，心中充满着嫉恨。90年代中期，东南亚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场大跃进，以求驱动经济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并想当然地认为，2l世纪即是亚洲的世纪，而亚洲的世纪即是东南亚的世纪，世界权力的重心从此将向这个渐露雏形的地区偏移。然而，被舶来的葡萄酒灌了个头重脚轻的东南亚人却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东南亚过去几十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外资投入的增加而非单位投入产出的增长，因而在如此局限的增长模式基础上竟相放宽金融管制，与世界顶尖金融强手争吃大金融市场的“蛋糕”，无疑是在沙滩上兴建摩天大厦，隐患重重，极易被外力击破。
这一点，老谋深算阴险的乔治·索罗斯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索罗斯是一个惯于吹毛求疵施手段的人，东南亚出现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金融漏洞，自然逃不过他的狠掌心。他一直在等待着最后机会的到来，他要捞一大笔，创造出另一个类似于击跨英格兰式的奇迹。1997年7月25日，咆哮如雷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大骂闻名于世的大炒家乔治·索罗斯是东南亚货币受投机者狙击从而大幅贬值的幕后“黑手”。各种迹象显示，这位西方金融市嘲传奇人物”统帅套头交易基金组织自1992年狂沽英镑大获全胜之后，早把“猎缺目标瞄准了亚洲新兴市场，伺机下手。1993年这伙掌管套头交易基金组织的经理们在马来西亚“小试牛刀”，初露锋芒。当时，投资者普遍认为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的币值被低估，看来必涨无疑，于是在索罗斯的号召下，国际热线开始围剿林吉特，可是马哈蒂尔却偏不买索罗斯的帐，坚决捍卫低币值的林吉特，马哈蒂尔和索罗斯各自统帅一方，在金融市场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绝对厮杀。
1994年1月，马哈蒂尔下令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控制，索罗斯一看机会无多，无奈只得率各投机大户全线撤退，休兵养马，以备再战。早在1992年，泰国的经济界人士特别是金融界人士，就不知从何处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曼谷应取代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中心，成为第二个香港。在这种简直就等同于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推动和刺激下，泰国政府一厢情愿地对外国资本敞开了金融市场大门。果然，外国银行带来了大量低利息美元贷款，泰国金融业就此大尝了甜头，财源滚滚，乐不可支，并开始对诸如房地产等基础产业产生浓厚兴趣，结果许多银行一窝蜂似地把近30％的贷款投向了房地产业，使房地产业就如同中国北京的小胖子一直盲目发展，供求严重失衡。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市场低迷不振使得银行呆账、坏账激增，许多贷款难以收回，资产质量严重恶化。据日本人和综合研究的援引泰国有关方面资料，截至1997年6月底，泰国金融机构所有的风险债权数额为4860亿铢，为贷款总额的31.5％。更有人估计，泰国金融业坏账高达8000亿到9000亿泰铢（约合310—350亿美元）。肆意挥霍低息资本，巨额所需项目赤字极易引发金融危机。1996年泰国所需项目逆差已相当于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2％，而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债务危机那一年也只不过为7.8％。这样，泰国爆发危机就实属正常了。
看准时机的索罗斯出动了。不过，此次索罗斯及其部下不但显得小心、谨慎，而且还选准了从80年代末已经成为地区通货的泰铢下手。因为印尼与菲律宾利率虽然比泰国高，但印尼汇率经常受到印尼官方人为操控，比较不易投机，而菲律宾也对外汇市场有较多管制，同样不便放开手脚来大战一场，以决胜负。相比之下，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最高，资本进出自由；除了利率较高之外，泰铢长期紧盯美元，汇率相当稳定，风险最小；另一方面，泰国经济“虚假”繁荣景气最旺，低迷的房地产市场正在拖垮原来腰包鼓鼓的金融业，因此泰铢币值实际上也就最不稳定，最易攻破。
阴险的索罗斯之所以拿泰铢开刀，这在于看中了上述有利条件，这就叫“擒贼先擒王”，打破泰铢堡垒之一，就能够彻底扫荡东南亚了。就这样，索罗斯吩咐手下，将资金暗中向东南亚转移，以便最后时机一旦成熟，便可大举登陆东南亚，将这些尚在美梦之中的人群杀个措手不及。索罗斯终于悄悄地向东南亚诸国宣战了。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索罗斯及其手下认为，这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便先发制人，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此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手持大量东南亚货币的西方冲击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众多西方“好汉”的围攻之下，泰铢一时难以抵挡，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l美元兑26.70泰铢。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不再率众对泰铢群起发难。泰国中央银行第一步便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第二步效法马哈蒂尔在1994年的战略战术，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度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至1500厘。三管齐下，新锐武器，反击有力，致使泰铢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行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致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然而，索罗斯毕竟还是索罗斯，他有手段，还有专长，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了，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自己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只是比较轻微的。从某种角度上看，索罗斯自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东南亚诸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索罗斯为了这次机会，已经卧薪尝胆达数年之久，此次他是有备而来，志在必得。先头部队的一次挫折并不会令其善罢甘休，索罗斯还要三战东南亚。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整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综复杂，各大交易所简直就像开了锅似的热汤，人们发疯似地奔跑着，呼嚎着。
这是一场个人对抗国家的战争，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结果来看，则更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国人只得拿出最后一招，来个挖肉补疮，实行浮动汇率。不料，这早在索罗斯的预料当中，他为此还专门进行了各种准备。各种反措施纷纷得以执行，泰铢的命运便被索罗斯定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了。泰铢继续下滑，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到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其被索罗斯所宰杀之状，实在令世人惨不忍睹，泰国人更是心惊肉跳，捶胸顿足，责问苍天。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阴险毒辣的索罗斯暗中发誓，此次定要将东南亚各国搜刮一空，灭了这帮不识好歹之徒企图取西方而代之的美梦。
闻得索罗斯大军兴风作浪，腾云驾雾而来，其他东南亚国家均倾全力进行了殊死抵抗。菲律宾抛售了25亿美元，马来西亚抛售了10亿美元，以稳定本国货币，但在索罗斯的强大攻势面前却难以阻止比索、林吉特的贬值。同时印尼盾、新加坡元也剧烈波动，一时间，东南亚货币市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究竟是一场金融危机的前兆，还是金融风暴的尾声？恐怕谁也不敢妄下结论，其秘密也许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就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索罗斯。
大多与索罗斯交过手的人，每每说起他，都不觉有谈“索”色变之感。有人称他为魔鬼的化身，阴险到你看不出他哪里使坏，也有人称他是天使，能给你带来利润。然而，索罗斯毫无疑问是一个极具能量的阴险人物，在世界上恐怕只有北美的飓风能够与之相提并论：风起之前，谁也无法预测；只是一旦成风，所到之处，只见断壁残垣，生灵涂炭，一派惨不忍睹之景色。事过之后，便又立即无影无踪，一派风和日丽，普照万物之象。这就是索罗斯的能耐。
当年大英帝国倾空国库之所有，耗尽上百亿美元，力图阻挡索罗斯这股北美飓风的袭击，无奈，曾不可一世的大英王朝之威势早已日薄西山，随江东去，终究没有战胜索罗斯，被迫将英镑贬值15％，同时退出了欧洲货币篮子——统一汇率机制。区区索罗斯一人就让欧洲统一货币进程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创伤。至今，元气尚未恢复的英国人和欧洲人还对索罗斯恨之入骨，提起索罗斯就连声诅咒他是“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商人，嗜钱如命之徒）。通过这一战役，索罗斯银行账户里又增加了10亿美元。随后，索罗斯飓风又向南方席卷而去，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将这个拉美大国几乎摧残得国破家亡，而他则捞足了赚头。
此次索罗斯飓风远渡重洋，千里迢迢，不辞艰辛，进攻东南亚众多小虎，虽三次进攻，锲而不舍，但最终还是大获全胜，尽将这数亿小富民刮得惶惶而不可终日，一天到晚皆忙于祷告救世主的仁慈。
阴险的索罗斯大举讨代东南亚诸侯国，确实使他们领教了一番。他阴险在让人不知不觉，等你有所觉悟，已经悔之晚矣。他的伪装术好，善于见缝插针，一旦出手，绝不手软，非拿掉别人的老命不可，甚至连人家的心脏都要挖出来，这就是索罗斯的个性。
伴随抛售泰铢，抢购美元的狂潮，大批工厂开始倒闭，公司纷纷减员，物价大副上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在索罗斯发起的悄无声息的进攻中，1997年7月29日，泰国中央银行行长自动宣布辞职，而在此之前，泰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也已含恨告老还乡。泰国人的心脏已被他掏空的差不多了。
大为光火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厉声点名责骂索罗斯，气急败坏的泰国人则发誓要将索罗斯绳之以法，抓回泰国判刑人狱。
沉默，索罗斯一言不发，他得好了还装糊涂。后来干脆就说是其手下所为，他本人根本就一无所知。实在是够阴险的，这也就是他的性格。至于索罗斯基金的总管斯坦莱·德鲁肯米勒在泰铢贬值之后，则喜形于色，按捺不住内心的欢悦之情，大声宣布：“我们赢了！”
继泰国战役之后，索罗斯飓风很快又扫荡到了印度尼西亚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刹那间，印尼即出现了“黑色星期一”，印尼盾大幅狂泄，民众出现了抢购美元的狂潮。自7月21日以来，印尼汇率开始大幅下跌，其降幅已连破历史纪录。从年初到8月20日，印尼盾对美元已贬值23％左右，远远超出了政府一厢情愿所制定的每年5％～6％的指标，贬值幅度之大，在东南亚仅次于泰国。受汇率影响，雅加达证券市场的股票综合指数也一降再降，仅8月份头三周就下降了20％以上，一个月内降下150.55点。印尼银行界、经济界及社会大众哭天喊地，捶胸顿足。
印尼盾贬值后，给印尼经济带来的最明显影响，是以进口原料为主的制造业成本大增，导致包括汽车计算机在内的产品价格大幅上扬，建筑材料涨价，主要日常必需品价格也上涨了5％一13％。业内经济人士认为，特价上涨将使今年的通货膨胀率从预计的6％以下升至8％以上，盾币贬值，由于货币利率的区制，各公司债务一夜之间剧增100％，这样将导致目前已超过1100亿美元的印尼外债进一步攀升。
索罗斯飓风之威力又由此可见一斑。他那阴险的性格使他极度成功，但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说不定，哪一天，报复的魔爪会伸向他自己的内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