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又俗语日：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养壮了，必定是一刀的结局；人出名了，必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那么，欲名而又好喜，岂非自揽世人的怨恚吗？所以，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
唐代的顺宗在作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慨然天下为己任。太子有能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能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会常遭父皇的猜忌而废黜。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大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曾对东官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他的幕僚王叔文于是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黜言。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而隋炀帝的太子杨晾就没那么好的涵养了，一次父子同猎，隋炀帝一无所获而太子满载而归，炀帝本来就感到太子对自己不够尊重，这一下被儿子比得抬不起头来，于是“求晾罪失”，把杨晾的太子名号给废了。
在名利问题上，最能体现“全生葆真”精神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急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以为相”。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赀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果然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曹丕、范蠡这样的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在形式上的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