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急躁的脾气、暴躁的性格。做事戒急躁，人一急躁则必然心浮，心浮就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中去认真研究和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无法认识其本质。心浮气躁，办事不稳，自然会发生差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就在于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处安勿躁。浮躁的危害不可谓不大。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国内农业的丰收，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在及时察觉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的倾向的情况下，周恩来不顾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制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果断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明确指出：既然已经出现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多次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二月促退会议”。
自1956年6月上旬起，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反对和纠正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倾向，继续宣传反冒进，削减1956年计划预算指标，引导本年度经济工作由冒进向健康的道路发展。他果断地对这个年度的过高指标采取了“压一压”的措施，特别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作了较大削减，使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减少了由于冒进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大”后，周恩来的注意力转入对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
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由国家经委承担。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问题是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开始上报的指标，还是要价很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为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103亿元。前面讲到1956年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经委只好大刀阔斧地往下压，但经委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他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大抓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人民的生活也要改善。既要重工业，又要重农业，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矗
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反冒进，不仅使1956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1957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
荀子在《劝学》中说：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强壮的筋骨，但却能够吃到地面上的黄土，往下能够喝到地底的黄泉水，原因是它用心专一。螃蟹有六只脚和两个大钳子，它不靠蛇鳝的洞穴，就没有寄居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它浮躁而不专心。
轻涪急躁，对什么事都深入不下去，只知其一，不究其二，往往会给工作、事业带来损失。我国在50年代提出的不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急躁冒进的思想带来的后果，反映了“欲速则不达”规律的准确性。
天下成大事业者，无不是专一而行，专一而攻。博大固然不错，精深才能成事。要求精深，要求在某个领域中成为专业人才，务必克服浮躁的毛玻
刚不是浮躁。浮躁之气生于心，行动起来就会态度简单、粗暴，徒具匹夫之勇，结果只能害了自己。戒除浮躁的确不容易，要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只要有毅力有信心，胸中有个远大的目标，浮躁又有什么不能戒除，事业又有什么不能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