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成功学家拿破仑·希尔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小，但这种很小的差异却造成了巨大的差异。很小的差异指的是心态，巨大差异指的是人生结果。”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用快乐填充平凡的工作，你就会感到“活着，真好”。
一份好的心境来源于平和与淡泊。平和就是对人对事看得开，想得开，不斤斤计较生活中的得失；淡泊就是超脱世俗困扰、红尘诱惑，视功名利禄为过眼烟云，有登高临风、宠辱不惊的胸怀。这样的平和，不是对于现实心灰意冷，也不是与世无争、冷眼旁观，而是一种人生境界。
漫漫人生，我们往往会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事，关键是你要以一份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世界总是凡人的世界，生活更是大众的生活。我们要在平和的心态中寻找一份希望，驱散心中的阴霾，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就会油然而生，心情就会越过眼前的不快而重新变得明朗。
宋朝著名大文学家苏轼就是一个心态平和的人。在王安石的变法过程中，由于苏轼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后果，便是和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为朝廷不容。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桩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几个月，就因为做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但此时苏轼仍心胸豁达，在平时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
元丰七年，苏轼又被调离黄州，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被重用。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是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于是又被放逐。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围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66岁。
可以说苏轼的一生是坎坷的，但是，经历坎坷的苏轼始终怀着一颗旷达的心胸。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解脱。他把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来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是在如此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
苏轼虽然心胸豁达，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苦短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而是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正是由于苏轼豪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即使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偏远之地，也没有丧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中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他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垄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写下了无数美好的诗句。
人生总得有一种动力催促着前行，在通往彼岸的漫漫征途中，以平和的心态坚持踏踏实实地做事，坦坦荡荡地做人，不要因为工作的琐细而拒绝平凡的生活，不要因为名利的诱惑而放弃做人的原则。见识人生百态，品尝人间百味，积累丰富的阅历和诸多的感慨用于指点后人，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拥有一颗平和之心，笑对一切，时时调养心情，保持最佳心态，让快乐陪伴我们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