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鼓励你说谎话，而是在某些时候，谎言比实话实说会更好。
有时候，我们会讲一些“善意的谎言”。这源于我们的善良和友好。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善意的“谎言”也同样美丽。
美国人霍特一生耿直，憎恶在人际交往中有任何作假。为此，他在50年生命旅途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终于有所顿悟，他痛苦地发现自己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心交谈的人，连妻子和儿女也离他远去。霍特只能把自己的新想法写在日记上，念给自己听。霍特这样说道：“我到今天才相信，人与人相处是没有绝对诚实的。有时候，适当的假话和假象更能促进友谊和爱情。”
霍特的经历是人类多少年来困惑的缩影。我们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但发现坦诚会使人在许多时候碰得头破血流。只是为了维护我们心目中一种虚幻的纯洁和躲避政治上的禁忌，我们才无法解释这种现象。霍特不是政治家，也不再需要自幻，所以他把人类长期羞于启齿的隐秘说了出来：许多时候，交际并不需要真实。
我的一位朋友，是一家医院的主治医生，一天我们正在一起吃晚饭，他的电话突然响了，原来是值班医生说刚刚送进一个重病人，我的医生朋友二话没说，放下筷子就跑了出去，我也随他一同赶到医院。
来到医院，见到伤者吓了我一跳，原来伤者膝盖以下几乎体无完肤，且全身是血，发出令人惊恐的喊叫声。他的意识模糊、眼神呆滞，好像快要死了，我见到他的样子，觉得救治的希望很小，我想：“这个人还能救得活吗？”不料我的这位医生朋友这时打了他一巴掌，大声喝道：“坚强一点！这一点伤算得了什么！我马上就会把你治好的，你一定要撑下去。”
医护人员立即将伤者抬到了手术室，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我的朋友从手术室走了出来。我便问他：“你见到伤者时，真的以为这样的伤算不了什么吗？”他说：“当时，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糟了，他恐怕是没救了，因为大量出血，腰也扭断了。’”“那么你不是在说谎吗？”“是啊，医生是不应该说谎的，但有时却不得不如此，我感到很为难。”我的朋友接着告诉我，“我认为圆谎是名医的条件之一，像刚才的情形，如果我老实说：‘哇，这么重的伤，一定没有救了。’他大概会当场就死去。话又说回来，这也是为了伤者好，所以医生为了救患者的病不得不说谎。”第二天，我打电话向他询问伤者的情形，幸运的是伤者逃过了死亡的一关。如果按常理看医生的说谎，显然委屈了医生，在特定的情况下，说谎反而于事有益。
谎言，在人际交往中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有些人宣称自己从来不说假话，这句话本身就一定是假话，当我们得知亲人病重，当我们获知朋友遭难，我们就时常会说一些与实际情形完全不符的假话。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上没有不说假话的人。许多假话在形式上与人际间真诚相处不相一致，但在本质上却符合于人的心理特征和社会特征。人都不希望被否定，人都希望猜测中的坏消息最终是假的。为了人们许多合理的愿望暂时不至于落空，谎言就开始发挥作用。
真正能说好假话并不比说真话容易。首先我们应消除对谎言的偏见和罪恶感，这样，我们才能把假话说好。
说假话有三条规则。
其一，真实。假话是无法真实时的一种真实。当我们无法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时，我们就选择一种模糊不清的语言来表达真实。当一位女友穿着新买的时装，问我们是否漂亮，而我们觉得实在难看时，我们便开始用模糊的语言，回答说：“还好。”“还好”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不太好或是还可以？这就是假话中的真实。它区别于违心而发的奉承和谄媚。
其二，合情合理。这是假话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许多假话明显是与事实不符的，但因为它合乎情理，因而也同样能体现我们的善良、爱心和美好。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不久将要死去，丈夫为之极感颓丧。他应该让妻子知道病情吗？大多数专家认为：丈夫不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也不应该向她流露痛苦的表情，以增加她的负担，应该使妻子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尽可能快活。当一位丈夫忍受着即将到来的永别时，他那与实情不符的安慰反而会带给我们感动。因为在这假话里包含了无限艰难的克制。
其三，必须。这是指许多假话非说不可，这种必须有时候是出于礼仪。例如，当我们应邀去参加庆祝活动前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我们必须把悲伤和恼怒掩饰起来，带着笑意投入欢乐的场合。这种掩饰是为了礼仪需要，怎能加以指责？有时候我们说假话是为了摆脱令人不快的困境。例如，美国曾经就一项新法案征求意见，有关人员质问罗斯：“你赞成那条新法案吗？”罗斯说：“我的朋友中，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工作人员追问罗斯：“我问的是你。”罗斯说：“我赞成我的朋友们。”
只要我们心存真实，把假话仅作为交际的一种策略，这就是美丽的谎言。它是在善意基础上交际的必要策略。这同丑恶的假话，同以不可告人的目的编造的假话相比，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