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庆城里人称“第一笔”的书法家刘旭烈午休起来，一边品茶，一边将案头的六尺玉版宣纸用镇纸石压住，然后提起大抓笔在砚池中滚了两滚，问侍儿道：“那个给了二百两银子的主家，要写的是哪三个字？”
侍儿取来便笺道：“在这上面写着呢。”
刘旭烈展开便笺，三行字倏然映入眼底：
恭请尊师为寒舍书匾额齐贤斋三字
顺赠润资白银二百两祈请笑纳
齐贤斋主人顿首
便笺上的三行字不大，刘旭烈却吃惊不小，以至于提在手中的抓笔蓦地滑落，墨汁溅到宣纸上，他都不知道。他着实被这三行字镇住了！他刘旭烈自幼学书，穿砚数十方，秃笔数百支，虽未及而立之年，却已在方圆千百里享有盛誉；顺庆、合川诸州府，至少有一半的商号、馆斋是写有“刘旭烈题”的牌匾。但是此时面对这三行字，他心在狂跳，手在战栗。他明白：即使自己再苦练十载，也未必能写出这么好的字来。这三行字，行笔迅疾，不饰雕琢，豪放遒劲，疏密有致；似是信手挥成，却能出神入化。笔势、体势、气韵、章法都是他望尘莫及的。
这位齐贤斋主人，字写得这么好，为何不为世人所知？为何还要找我写馆斋名？在这位书艺一流的大师面前，我刘旭烈还有什么资格提笔？
他当即将便笺挂在壁上，从各种角度仔细观赏，反复玩味；近看了又远看，远看了又近看；入夜，又秉烛再看……
翌日晨，他小心翼翼地将便笺取下，藏诸袖内，唯恐不翼而飞。
盥洗时，侍儿见宣纸上还未写字，便提醒道：“来取这字的佣人，正候在门外呢。”
“来得正好。你速去备车，我要随这来取字的佣人赶去见那齐贤斋主人。”
马车走了大半天才到主人家门口。原来这齐贤斋远在城郊搽耳山北麓。
齐贤斋的女主人听了佣人回报，得知城里的刘先生以“班门不敢动斧”为由未曾书写“齐贤斋”三字，而且已专程登门将白银如数退回的消息，便立即吩咐家人赶紧准备迎风酒宴，接着亲自到门口将刘先生迎进上堂。
宾主刚刚落座，老夫人就急不可待地唤女儿雯姑出来拜见刘先生。
雯姑跪拜施礼时，老夫人道：“恳请刘先生收下我女为徒，教她研习书艺。”
刘旭烈惊诧莫名道：“使不得呀老夫人，此举在下委实不敢当呢。我今日登门造访，原来是为了拜见书写这便笺的主人的。当徒弟的应当是我呀。在贵府我怎敢强为人师呢。——姑娘请起！”
“刘先生请勿推让。至于为何要拜你为师，个中情由，容我慢慢道来。”
原来写这便笺的是雯姑之父、当今名书法家、原翰林院编修戴名世。雯姑自幼聪颖好学，三岁执笔，从父习字，长进神速。康熙五十五年，雯姑七岁时，戴公因《南山集》案陷入冤狱。戴公自知已不久于世，恐雯姑书艺半途而废，遂于探监时写下便笺，要妻子用巨额润资为雯姑寻觅一高手为师。迄今，戴家妻女易地九次，已付出润资白银千余两，得到的只是九张斗方大字：齐贤斋。为何这九位书家竟无一人可为雯姑之师？那是因为戴公在遗言中曾说：“倘有因睹吾书之笺而不敢妄写齐贤斋者，乃雯儿之师也。”
刘旭烈听罢此言道：“戴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在下十分钦佩。今先请尊夫人让我在灵位前叩拜戴公为师吧。”接着离座亲自将雯姑扶起道：“为不负戴公重托，看来在下还非收你为徒不可了。”
戴府上下因此皆大欢喜。
刘旭烈在戴府书房上第一堂课时，问雯姑道：“令尊当年如何执教？”
雯姑递过一本经戴名世逐句诠注过的卫夫人的《笔阵图》道：“家父生前对当今上行下效的趋时媚俗的官阁体十分厌恶，要我以此书旨意研习书艺。”
刘旭烈指着方案上一大捆写过的宣纸，问道：“这是你习字写下的？”
雯姑答：“正是。《南山集》案发时抄家，不曾留下家父的片纸寸墨。我无师指教，就只好以家父写下的这张便笺为贴，练习至今。写得不好，请老师批改、匡正。”
虽然这都是写着同样三行字的便笺，但刘旭 烈还是一张一张仔细翻看，过目千余张而兴致不减丝毫。在他眼里，这些字一张比一张写得好，每张上的字迹都酷似藏在他袖筒中的那一张——到底哪一张是戴公的手迹呢？这个疑问不是在得到解答之后就能够完结的。因此，顺庆城里的“第一笔”失踪了。
十五年后，刘旭烈才偕夫人戴雯回到顺庆城里定居。其时，这夫妇俩的书艺已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分不清谁的本领高、谁的本领低，更说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徒弟。人们只好合称他夫妇俩为“雌雄双笔”。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刘氏夫妇回城的头一件事就是将刘氏年轻时写过的匾额碑文都一一重写，并自己出资以新换旧，且一律不再落款题名。
因此，在顺庆、合川等地再也找不到一个刘氏夫妇的字迹。
亦因此，当地的人见了凡是写得好而又无款无名的匾额、碑文都说是“雌雄双笔”写下的。
山外有山，人上有人；见贤思齐，学无止境。已是著名书法家的刘旭烈见向他求字的便条上的字比自己的字写得好，就登门拜师求教、甘当学生，使他终于成了顺庆城里名副其实的“第一笔”。他的非常之举颇令人深省。（亦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