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土地兼并加剧，人民生活困苦，岁币和军费开支有增无已，国家财用日绌，国内危机不断加深，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
在内扰外困的情况下，1043年，宋仁宗责成范仲淹、欧阳修、富弼、韩琦、蔡襄、王素、余靖等人有所更张，施行新政，以图太平。史称“庆历新政”。
由于新政强调澄清吏治，对官吏和商人构成威胁，而守旧派朝臣习于茍安，反对新政，宰相范仲淹被迫自行引退。庆历新政最终以失败收场。
庆历初年，是北宋政坛风云激荡，政局剧烈摇摆时期。北宋的边防开支突然膨胀。政府为了扩大收入，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1043年至1044年，宋军对夏战争惨败，内部动荡已是山雨欲来之势。
急欲稳定政局的宋仁宗皇帝，将西线的三名统帅范仲淹、夏竦和韩琦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4名谏官，后来号称“四谏”。“四谏”官第一次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第二次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
1043年，宋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写成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
《答手诏条陈十事》也叫《十事疏》，涉及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3个方面，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政绩明显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是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
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20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20人。
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是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
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是择长官。
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有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是均公田。
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
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是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
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是修武备，即整治军备。
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3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是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是重命令，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是减徭役。
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的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到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答手诏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
范仲淹还主张，改变中央机关多元领导和虚职分权的体制，认真扩大宰臣的实权，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了撤换地方上不称职的长官，他又派出许多按察使，分赴各地。范仲淹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
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往往和它遭到的反对成正比，大批守旧派的官僚们，开始窃窃私议。御史台的官员中，已有人抨击某些按察使，说什么“江东三虎”、“山东四伥”。范仲淹在边防线上的几员部将，也遭到秘密的调查，并遇到许多麻烦。
欧阳修等“四谏”，企图撵走这些保守派的爪牙，另换几名台官。但他们很快发现，台官背后，掩藏着更有权势的人物。欧阳修本人反被明升暗撤，离京出使河东。范仲淹预感到，事情不那么简单，改革路上，隐患重重。
1045年初，宋仁宗下诏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即今河南邓县，其他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
实行一年有余的各项新政，先后取缔。京师内外的达官贵人及其子弟，依旧歌舞喧天。坚持了16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涨起来，终于掀起一次更大的变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