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至明清1300余年的历史，是一部治乱兴衰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畜牧业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几次发展高峰。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我国的畜牧业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畜牧业在牧场规模、畜口存栏量，以及相关法规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
隋唐五代时期，农业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畜牧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隋结束战乱纷扰的局面后，畜牧业曾经盛极一时，既存在着一批官牧监，民间畜牧风气也很浓厚。
隋代的牧监是掌牧地的官署，陇右地区既是隋代牧监所在，又是防御突厥、吐谷浑的战略要地，此地民风粗犷，尚武风气浓厚，人人都精于骑射。这就决定了与之相邻的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发展。
隋代是河西地区畜牧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隋代在历史基础上继续在河西发展畜牧业，这时的河西是全国战马的主要供给地之一。在当时，隋朝廷最大的边患是雄踞于西北的突厥与吐谷浑，朝廷对马匹的征发一日不可缓。因而隋代对河西地区畜牧业的经营，不仅适应了这里经济开发的客观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唐代畜牧业极为兴盛，在我国数千年畜牧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其牲畜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质之佳、畜牧业组织机构之全、立法之详，前超秦汉，后过两宋，名列历代榜首。
唐代畜牧业所以兴盛，一靠政策得当，如重视马政、选贤任能，制定马法、赏罚分明，珍惜耕牛、保护役畜，农牧结合；二靠技术进步，如马籍盛行，引进良种、大力繁殖，牧养有法、储草御冬等。
从唐初贞观至中唐天宝年间，唐代牧监的地域在逐步扩大，而且都偏重在西北地区。牧地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东至楼烦，都是唐代养马之地。
这一带水草丰盛，田土肥腴，气候高爽，特别适宜于畜群繁衍，故秦汉以来就是丰茂的畜牧场地，到了唐代，也很自然地成为了官府畜牧业勃兴的载体。
唐代特别强调以法治牧，严格执法，从而有效地保证了畜牧业长盛不衰。据《唐会要》记载，西北各监牧的马牛羊驼数量时升时降，开元初是24万匹，开元末升至43万匹。唐代颁布了《厩库律》，规定牲畜的饲养、管理和使用，还颁布了《厩牧令》、《太式》等有关厩牧事宜的专门法律。
此外，唐代对西域大批良种牲畜的引进，促进了中原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畜牧技术的提高。这是民族间友好交往、民族关系得到发展的历史见证。
西域畜牧业对中原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域当时输入中原的牲畜以马为最大宗，唐朝廷积极引进。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良马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此外还有牛、驼、骡、驴等。西域良畜的引进，促进了中原畜种的改良，进一步发展了中原地区的畜牧业，支援了中原的农牧业生产。
随着大批西域良种牲畜的引进，在积极的饲养实践过程中，唐代的畜牧技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马籍和马印制度，掌握了合理的饲养管理方法，兽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
五代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战乱不断，黄河流域农、牧业受到破坏。南方九国，国小力弱，必须发展经济，才能安民保境，因而畜牧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宋代，传统官营牧场所在的西北边郡多为少数民族占领，宋朝廷将马分散到各地饲养。
宋代初期，养马最多时达15万匹，以后官营养马明显衰落。由于马匹不能满足需要，故从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购进，茶马互市由此发展起来。
北宋与辽、金、西夏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疆域缩小，北境受辽、金威胁侵扰，农、牧业都比唐朝时萎缩。牧场偏重于内地，养马政策摇摆，机构分合不定，养马业不景气。
庆历年间是北宋军备最好的时期，官马总数超过20万匹，但不及唐代官马的一半。此时，南方水田增多，水牛、黄牛、猪和家禽的饲养也相应增加。
辽、金、西夏畜牧业相当发达，各个政权对畜牧业很重视，新刊本《司牧安骥集》就是金的附庸政权伪齐刘豫征集刊刻的，使此书得以流传下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中兽医学专著。《黄帝八十一问》是金朝人撰写的古兽医学重要篇章。
北方崛起的蒙古族统一全国后，建立了元王朝。元代在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建立了规模很大的牧场14处。元代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尤其是繁殖生息马群，成为元朝廷的一贯政策。
元代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都是牧养之地。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见于记载的有甘肃、吐蕃、云南、河西、和林、辽阳、大同等，不下数十处。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显然对畜牧业的发展有利。
元代官方牧场，是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官牧场通过国家权力占有的水草丰美之地，拥有极优越的生产条件，生产设备和牲畜饲料由地方官府无偿供应。
元代由于官牧场的牲畜繁多，牧人的分工更为专业化。记载下来的大致有：称为“苛赤”的骒马倌、称为“阿塔赤”的骟马倌、称为“兀奴忽赤”的一岁马驹倌、称为“阿都赤”的马倌、称为“亦儿哥赤”的羯羊倌、称为“亦马赤”的山羊倌、称为“火你赤”的羊倌等。牧人分工的专业化，也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元代还有私人牧场。元代诸王在所分之地都有王府私有牧场，元世祖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
元代逐渐完善了养马的官制，设立了一些马政体系，如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和买”制度等，同时对马匹进行保护。在元代制定的格律类聚书中，把马匹保护法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元代有关保护畜牧业生产的刑律，一是盖暖棚、团槽枥，以牧养牲畜；二是禁私杀马牛，否则或被杖责，或被罚金；三是禁止盗窃畜口，如骆驼、马、牛、驴、骡、羊、猪，尽在禁盗之列。对偷盗牲畜者判罪的刑律，在元代的刑法中越到后期越严厉，尤其对盗牛马者，判罪最重。
由于元代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元代畜牧业繁荣一时。当时牛羊云聚，车帐星移，呈一派畜牧旺盛景象。
明初朝廷建章立制，颁行法规，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明代畜牧业得以恢复和逐步振兴。
朝廷确立了一套系统严密的畜牧业管理体制，制定了详细严格的畜牧律令规定，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明代畜牧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
明代朝廷曾命令南京、太平、镇江、庐山、凤阳、扬州、滁州等六府两州的农民养马，并以马代赋，官督民牧。在西北及各边要省区设立监、苑、卫所，划定草场范围，发展军队养马。在东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茶马互市，设立茶马司以管其事。
明初，养马业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而亟待振兴。明朝廷以马政建设为重点，严格官马管理制度，建立健全了管理机构。在明代前期，养马业发展日益兴盛，规模庞大，技术进步，牧养发达，达到顶峰。
明初耕牛十分缺乏，为了发展耕牛，朝廷对耕牛的保护和繁殖很重视，颁布了奖励繁殖、禁止挤奶等条例。
事实上，这种政策是消极的，并不能促进耕牛的发展。明宪宗时设置蕃牧所，掌管奖励养牛事务，曾多次购买大批耕牛分给农民和屯垦士兵。
明代的养猪业、养羊业及家禽业也获得了一定发展。畜禽品种繁多且各具特色，猪、鸡、鸭、鹅等家畜及家禽饲养业在明代民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养殖技术也有很大提高。
明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进步显著。经验兽医学发展迅速，家畜诊疗技术成就突出，达到新的高峰。畜牧兽医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为了保护好畜群，掌管养马的机构苑马寺曾多次翻刻《司牧安骥集》和《痊骥通玄论》等古兽医书，并编纂《类方马经》、《马书》、《牛书》等。著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亨兄弟合著了《元亨疗马集》、《元亨疗牛集》。
清代的马政制度基本仿照明代，太仆寺、上驷院分管各地的牧场。御用马归上驷院，属内务府。军用马由兵部车驾司管理。太仆寺、上驷院、庆丰司所属牧场占地共30万平方里（7.25平方千米）。
太仆寺牧马场分左、右两翼牧场，上驷院牧场也有两处。庆丰司牧场有养息牧场和察哈尔牧场，里面有种牛场3处、种羊场4处，在北京西华门外设牛场3处，另有挤奶牛场3处。
此外，军事性质的八旗牧场，都各占地几十平方千米，饲养着数以千计的马牛羊等各种牲畜。
清代在中原及江南农区，实行禁止农民养马政策，废除明代官督民牧制度。除八旗、驿站、文武官员外，其余人员不准养马，违者没收马匹，畜主受杖责，违禁贩卖马匹者处死。
在这种政策影响下，农区中只能以牛耕田。因此，清代260年间马医无重要著作，而相牛和治牛病的书却大量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在养猪、养羊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农区养猪、养羊主要是为了取得粪肥，因为栈养羊、圈养猪得到发展，并培育出一批优良猪、羊、鸡品种。猪种和鸡种曾运至国外，对世界的猪、鸡品种培育和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