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事件
我国陕西省中部，有个黄陵县，黄陵县城北有座桥山，桥山顶上有一座高大的陵墓。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祖先黄帝的墓。人们称它为黄陵，因此把这个原称为“中部”的县，改名为黄陵县。黄帝陵壮丽威武，古书记载说，它坐山环水：“其山势如桥，沮水环绕之。”黄陵的周围是峰峦起伏的陕北高陕西省黄陵县城北桥山的黄帝陵原，山上古柏成林，郁郁葱葱，参天耸立，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古老、挺拔、苍劲。这座黄帝陵汉朝时就已存在了。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说：“黄帝葬于桥山。”
凡是中华儿女，都把黄帝当成自己的祖先，比如鲁迅先生就把黄帝作为伟大的民族象征。他在一首诗中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说要用自己的鲜血来保卫中华民族。近年来，每逢清明节，我国人民纷纷来到黄帝陵，以崇敬的心情，拜谒这位民族之祖。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来到大陆，差不多也都要到这里来寻根，表示后代对祖先的敬意。人们都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悠悠五千年过去了，黄帝的形象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奋发图强，为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
黄帝其人
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黄帝大概是属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一位部落联盟的首领。当时还是部落、氏族聚居的状况，阶级和国家还没有产生。黄帝的部落聚居的地方，历史记载各有不同。有的说，黄帝曾居住在河北涿鹿县的山弯弯里，史书上叫做“涿漉之野”。也有的说，他的部落居住黄帝大败蚩尤后，合并了九黎部族，逐渐统一了中原地区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名曰“轩辕之丘”。这说明当时大约还没有完全定居，部落经常迁徙，黄帝部落大体活动在今天陕西、河南、河北沿黄河一线。
在传说中，黄帝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物。他既会推算天文，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历法，又会制造车、船和指南车。他还精通医术，和神医岐伯一起研究出一套诊治疾病的方法。他和岐伯关于医学的对话，被后人编成我国最早的一部医书《黄帝内经》。黄帝的妻子嫘祖也很能干，她教人民养蚕，总结出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制衣，又会作冕，还能制鞋，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彻底改变了上古时代穿树叶兽皮的原始习惯。古代的人受饮水限制，居者靠河流，牧者逐水草，很不方便。黄帝发明了井，人们才有可能到远离河流的地方去开发。当时的人还不会盖房子，穴居野处，构木为巢；又是黄帝教给人们“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黄帝手下集中了一大批有才能的人，他们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比如，文字学家仓颉，造出了象形文字，音乐家伶伦分出十二音阶，配成乐曲；精通数学的隶首，制定了各种度量衡等等。当然，这些发明，掺杂着许多神话传说的成分，实际上任何一项发明，都绝不会是一两个人的功劳。历史上的这些记载，只不过反映了黄帝那个时代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黄帝，因为是古代学者一致承认的华夏始祖，所以人们就把一切文明制度都推源于他。
黄帝战蚩尤
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除了黄帝以外，跟黄帝同时的另一个部落首领叫做炎帝，最早住在我国西北方姜水附近。据说跟黄帝族是近亲。炎帝族渐渐衰落，而黄帝族一步步兴盛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等，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侵掠别的部落。这其实反映了蚩尤部落已经比较早地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所以在其他部落中间异军突起。
有一次，蚩尤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蚩尤的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法子，逃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示意图到涿鹿请求黄帝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这个各部落的祸害，就联合各部落，准备人马，在涿鹿（今北京延庆）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一场大决战。
关于这次大战，有许多神话式的传说。据说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在打仗的时候，就把这些猛兽放出来助战（有人认为，传说中的六种野兽实际上是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虎凶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黑，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使黄帝的兵士无法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天女帮助，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终于把蚩尤打败了。也有一种传说，说是蚩尤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黄帝用“指南车”来指引，带领兵士，乘胜追到山东，捉住蚩尤杀掉，把蚩尤的头带回涿鹿，埋在那里。所以至今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东南的涿鹿县，还有一座蚩尤坟。
黄帝战胜蚩尤后，威信更高了。但是，炎帝族和黄帝族发生了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地方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被中原各部落尊为共同的领袖。后来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合并，统称为华夏族。华夏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前身。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把自己叫做“炎黄子孙”。古书记载说，黄帝以后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尧、舜、禹，和后来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炎黄的后代。不仅中原的汉民族这样说，北方的匈奴、西边的羌族、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也都自称是炎黄的子孙。
一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把自己叫做“炎黄子孙”，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根，把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中华民族的儿女们联系在一起，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有凝聚力的民族之一。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以统一为主基调。即使是在四分五裂的年代里，有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都是以统一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方向；老百姓们也天然地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都是炎黄子孙，国家也应该是统一的。这一切，都影响着后代人的思维方式和国家的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一个气魄宏伟的动人故事，叫大禹治水。故事发生在遥远的公元前21世纪，那时，我国的黄河流域经常洪水滔天。洪水吞没田园，冲毁房舍，使人们流离失所。于是，各个部落的人们团结起来，与大自然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起初，这场斗争由大禹的父亲鲧来指挥。鲧一心想把事情办好，但采用的方法不对，他一味强调“水来土掩”，哪里有洪水就派人到哪里去堵，结果越堵水患越严重。
鲧治水失败后，大禹挺身而出，担负起领导治水的重任。他认为要制服水患，就必须因势利导，根据河流的走势疏通水流。为了规划出一套正确的治水方案，大禹不辞辛劳地爬山涉水，实地勘察山川形势。他三过家门而不入，领导人们开山劈岭，疏浚河道，广修沟渠，奋战12年，终于“开九州，通九道”，制服了水患，谱写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
大禹治水像夏禹王像
但是，大禹治水，也开启了废除禅让制度，实行世袭制；舍弃公有制，进入私有制社会的序幕。
禅让制度的破灭
根据传说，黄帝以后黄帝族著名的首领还有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便是传说中的“五帝”。
尧舜时期，还保留着氏族民主制的遗风。天下大事尧都要征求四方首领的意见，连舜的即位都是由大家推举的，这就是所谓“尧舜禅让”。在尧当政的时候，中原大地不断暴发特大洪水，桑田变沧海，山丘为岛屿。尧选派夏部落的鲧去治水，鲧用了九年多的时间，没有成功，舜继位以后放逐了鲧，又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改用疏导的方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
禹因治水有功，深孚众望，遂继舜而当了中原诸部落之共主，初都阳城（今河南禹县），后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长期以来南方的三苗与北方抗衡，禹率领部众取得了对三苗战争的胜利。禹的威望与日俱增，他在涂山大会诸侯，参加者要执玉帛，以示谦恭臣服，迟到者即被认为不敬而被杀。禹晚年推选皋陶为继承人。皋陶不久便死了，又推举了伯益。据说伯益发明了凿井。但是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倚仗禹家族的势力夺取了最高权位，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天下为公的氏族制度到此便结束，以家族私有制度为特点的“小康之世”开始了。
王位世袭制
夏朝建立以后，启终日沉湎在歌舞声色之中，田猎无度，生活淫佚。启的所作所为，使周围部落震惊不已，居住在今陕西境内的有扈氏举兵反启，终因力量悬殊为启所灭。启死后五子争权，刚刚建立的夏陷入了危机，黄河下游的后羿集团乘机夺取安邑。启子太康、仲康流亡伊洛，相继死去。仲康之子相逃到今河南濮阳，投靠同姓的斟灌氏和斟氏。
后羿自恃善射，荒于田猎，政事不修，很快就被他的亲信寒浞杀害。寒浞进而攻杀仲康之子相。已经怀孕的相妻后缗从墙洞中逃归母家有仍氏，生下少康。寒浞派人索捕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氏那里，才有了立足之地。少康后来与夏的一些贵族以及一些同姓联合起来，几经辛苦，推翻了寒浞政权，重建了夏王朝，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少康中兴。从禹传子到少康中兴，前后经历了100年左右，世袭制终于取代了禅让制，中国历史上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专制集权的王权统治，从此定下了雏形。
夏朝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夏人在黄土高原松软的土地上，采用木耒和石铲开垦。他们懂得开沟池引水排水，同时也使用水井浇地。农业有了发展，粮食有了剩余。夏人还制定出适于农业的历法夏正。有了余粮可造酒，夏的酿酒业便发达起来，出现了许多专用酒器。夏人饮酒蔚然成风，统治者更是酗酒无度。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铸造业，青铜器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河南二里头发现的夏代宫殿建筑群基址规模很大，可见文献记载夏朝末代国王桀大兴土木，高筑“瑶台”、广建“倾宫”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夏桀集天下珍宝美女于其中，过着荒淫的生活。二里头墓葬贫富分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仅从奴隶埋葬的形式看，奴隶制在夏代已经出现了。至今尚未找到夏代文字，但从甲骨文在商代已臻于完善和古代文献中引用《夏书》文句的情况判断，夏代应有文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器上20多种刻画符号已多少可以作为印证。夏朝的国王一代比一代腐败、淫佚，黑暗的统治使得夏所辖的诸侯纷纷叛离。结果，在东方新兴商族势力的打击下灭亡。
自启继禹位，父子、兄弟相传的王位继承制终于固定下来。夏朝建立标志了中国“家天下”的首创，也是中国历代兴治盛衰乱亡的一系列链条之第一环。它具有立国创制的作用，即首建王朝、首行世袭，同时也开了历代篡夺政权的先例。古书把夏启继承父位，当作由“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进入“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的开始。
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敏感的话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关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形式，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两种：封邦建国和郡县制度。中国历史上采取封邦建国朝代很多，比如周代、西汉、西晋、明代等朝代，都采用过这种方式。把亲族分封到各地去做诸侯，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维护本家族的统治；但是这种制度所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都是分封制度所带来的恶果。
这种分封制度，最早，就是由周朝大规模开始实行的。
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把周王的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分别授给他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封国。这些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疆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一起赐给受封者，同时还给受封者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军队和监狱，但规模大小和地位都有一定的限制。诸侯对周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周公像王室重大祭祀活动，诸侯要前往助祭等等。
周朝初期，经过了周武王和周公两次大的分封。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分封，武王所封有下列国家：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同时封商纣的儿子武庚于殷。这些人都是先贤圣人的后代或是周的功臣、子弟以及殷商的后代。在东征平叛胜利之际，周公为加强对殷朝旧地的控制，乃另建一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统治东部的政治、军事中心，并迁部分殷民于此，派八师兵力（一师为两千五百人）监守之。从此西周就有了两个都城：首都镐京又称西都或宗周；陪都洛邑即东都或成周。同时，周公又进一步大行封建，以使诸侯国屏卫周室。鉴于武庚叛乱之教训，东征后虽然仍封殷宗室微子启于宋，但另封武王弟康叔于殷都附近，是为卫国。另封武王弟召公之子于燕，封成王弟于唐周武王迁都镐京附近古迹图（后称晋国），封周公之子于鲁，封姜尚于齐。后来长江流域、西方之地也都建了封国，如吴、楚、秦等等。
经过周初的两次分封，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周王室的局面。王畿是周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时已经计划将周的王都建于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有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周公东征以后，就按武王的计划修建了洛邑（河南洛阳市东），把那些殷顽民迁移到这里，加以监视。
周又在附近建王城（今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谓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地方，称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余里，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周朝在王畿（甸服）之外有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侯服就是指诸侯国所分布的地区，侯服之外，就是一些关系比较疏远的旧国或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在众多的诸侯中，尤以东方的齐、鲁，北方的晋、燕，中原的卫国最重要。
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其疆域，北到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这里原是少昊部的故地，居住着奄、商部落。武王灭商后，就把这一地区分封给周公，周公由于辅佐成王，一直未能到封地去。武王死后，这里的淮夷、徐戎同时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这里的叛乱，稳定了局势，便立即让他的儿子伯禽到封地去，让他镇守这一地区，并要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也就是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周王朝强有力的屏辅。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尚氏、萧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部族以及大量礼器和仪仗。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诸侯，领导当地的淮夷部落臣服于周王室。
齐，是师尚父的封地。师尚父即姜尚，他是周武王的大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蒲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蒲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
卫，是康叔的封地。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父。这里是殷都旧地，在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就把康叔封到这里。它的疆域包括以朝歌（河南汲县北）为中心，武父（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河南西周记载册命赏赐内容的大盂鼎中牟西）以北的地区。康叔被封时还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殷商部族，以及许多宝器仪仗。由于卫国是殷人的故地，所以周公十分重视，特别作《康诰》、《梓诰》、《酒诰》叮咛康叔，让他兼用商周的制度。康叔遵照周公的教导，很快就消除了殷遗民的对立情绪，收到了民心大悦的效果。在众多的封国中，卫国地处中原，又接近王畿，其疆域也最大，是屏卫周王室的重要封国。成王亲政以后，任用康叔担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侯又掌握着指挥成周八师的大权。
晋，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地。辖区在今天的山西境内，自古以来就居住着群狄部落，他们经常内侵，商朝时就经常在这里用兵。武王死后，这里的唐国乘机叛乱。为了加强对群狄的防御，成王将他的弟弟叔虞封于唐（山西翼城），国号唐，到叔虞的儿子时，改国号为晋。这里曾是夏朝故地，叔虞还得到了夏遗民怀姓九族，所以晋国实行夏政并兼顾戎狄的习惯。
燕，是召公奭的封地。它是周王朝在东北方的屏藩，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起着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狄部落的作用，影响达到白山、黑水之间的地区。此外，在南方，在淮水上游还有蒋、息（河南息县）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有申、吕等姜姓国，在淮水、汉水之间有汉阳诸姬，其中随（湖北随县）国为最大。在长江下游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在太湖沿岸建立了吴国。
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广大的区域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好的办法。大量分封诸侯，对巩固和稳定周王室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灭商以后，在周王朝影响的范围内，还有众多的旧国存在，在边远地区，也有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周王朝的封国与这些旧国和少数民族杂处，有效地扩大了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对传播先进的周文化，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历史上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封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
武王在克商之后，大肆分封诸侯，即实行“封建”以屏卫王室。不过武王之分封宗室以屏卫周朝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历史表明，权势、钱财之欲望往往胜过兄弟的手足之情，故王位继承乃由兄及弟进而转变并确定为父死子继。不仅王位继承制如此，封建宗法制度也从一开始就向人们显示，一旦帝王把大权分封给兄弟、子侄，很快就会导致宗室之间为夺权而产生的残酷斗争。纵观后来历史上实行过封建的一些朝代，如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明（靖难之变、高煦之乱、宸濠之乱）等莫不如此。大规模推行封建制度的周朝，从始（西周初年三监叛乱）到终（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尤其如此。盖贤良、忠臣等人才可以挑拣，而子女、兄弟等亲属则无从选择。尽管人们往往信用自己的亲属，然自古迄今，从家族之天下到家族式之公司，弊端到处可见，不是骨肉相残就是子孙败家，不是任人唯亲就是经营不善。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虽然也存在过夏商周等名义上统一的国家，但是不论从民族形态、政治结构还是社会经济形式来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华帝国的形成，是从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开始的。而且从秦始皇开始，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也确立下来，一直被沿用到清代。
“德迈三皇，功过五帝”
秦始皇，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姓赢，名政，秦庄襄王之子。13岁即王位，39岁称帝。战国末年，秦国实力最强，已具备统一东方六国的条件。秦王政初即位时，国政为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公元前238年，他亲理国事，免除吕不韦的相职，并任用尉缭、李斯等人。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是他统一六国后采取的一项空前的措施。秦始皇统秦始皇像一中国以后，原封建割据的国家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完善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
首先，改“王”为“皇帝”。春秋战国时期的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但秦统一中国以后，秦始皇觉得自己是“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王”已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便令臣下议帝号，诸大臣博士商议的结果认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因此上尊号为“泰皇”。然而秦始皇仍不满意，单取一个“皇”字，同时又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自此“皇帝”就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而秦始皇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始皇又下令取消谥法，不准下一代皇帝给上一代皇帝起谥号，自称为“始皇帝”，并安排好自己死后儿孙继位，“后世以计数”，称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为显示皇帝的威尊和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制度，如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文字中不准提起皇帝名字。皇帝自称“朕”，印章称“玺”，而一般民众再不许使用“朕”、“玺”二字。此外，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
其次，加强中央政权组织。秦王朝的中央政权是秦国原来的中央政权的延续和扩大，但官职的名称和权力有许多变化：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以外，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丞相：战国时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全国后，称作丞相，李斯为第一位丞相，乃百官之首。“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原称尉、国尉，统一全国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主五兵”，乃武官之长。御史大夫：秦国原有御史，后置御史大夫“以贰于相”。御史大夫掌监察，“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其位略次于丞相。
在“三公”之下，有所谓“九卿”，而实际之数并不止九个，大部分为秦原有，少数是统一后新设的。奉常：掌宗庙礼仪，有丞。郎中令：负责皇帝的保卫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卫尉：掌皇宫的警卫部队，有丞。太仆：掌皇室东马。廷尉：掌刑罚，全国最高司法官，有正、左、右监。典客：主管秦王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宗正：掌宗室亲属事务，有两丞。治粟内史：掌谷货，有两丞。少府：负责供应皇室用度之山海池泽之税，有六丞。中尉：负责京师保卫，有两丞。主爵中尉：掌列侯。
秦始皇统治时期，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军政大权独揽于皇帝一人手中。为使大权不致旁落，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军和监察大权，互不统属。如丞相总领朝廷集议和上奏，协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并收阅各地的“上计”。
但统兵之权却属于太尉，而且御史大夫也有权复查大臣的上奏和地方的“上计”。太尉虽名为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只有带兵权，而无调兵权。由于三公互不统属，所以最后决断只能归皇帝一人。
第三，调整地方政权组织。统一后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推行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刚统一时，秦分天下为36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总郡数最多曾达46郡。郡置守、尉、监，守治民，尉典兵，监御史则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职务类似于中央的御吏大夫。郡守、郡尉和监御史明确分职，是与中央政权的“三公”明确分职的原则相一致的。郡下为县，县的长官为县令（长），属官有丞。
县以下以乡、亭为单位，“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三老、啬夫、游徼的职责大致与郡的守、尉、监相仿，“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乡以下为亭，亭为秦时重要的地方基层组织。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任务是平时练习五兵，接待往来官吏，兼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
秦王朝所推行的封建官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改变了世袭制，而且取消了“食邑”、“食封”制，规定了每一个官吏俸禄，自丞相至下层官吏皆有定秩，由“二千石”至“斗食”不等。这种制度自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历封建社会2000年之久而基本未变。
第四，以“五德终始说”为加强统治的思想武器。秦统治者为了欺骗人民，为自己的一统天下寻找正当的理论根据，采用“五德终始说”，宣扬秦代周是水德代替火德。根据“五德”说，“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衣服旄旋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
“车同轨，书同文”
除了在政治上建立皇帝制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以外，秦始皇在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也作了一些统一的工作。
颁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律令。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国家呈报，这就意味着秦王朝承认他们的私有权，并给予保护。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上农除末”，打击非生产性活动，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政策。这一措施对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封建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秦统一前，货币很复杂，不但形状、大小、轻重不同，而且计算单位也不一致。大致有布钱、刀币、圆钱和郢爰四大系统。除郢爰流行于楚国外，布钱流通于韩、赵、魏；刀币流通于齐、燕、赵等国，圆钱流通于秦、东周、西周和魏、赵等国，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以方孔有廓圆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称为“半两”钱。这种圆钱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秦在统一全国前，度量衡方面的情况与货币也差不多，非常混乱。秦已于商鞅变法时就对度量衡的标准作过统一规定。全国统一后，秦政府即以秦国的制度为基础，下令统一度量衡，并把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器上，发至全国，作为标准器。
战国时代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东方六国文字难写、难认，偏旁组合、上下左右也无一定规律，严重阻碍文化交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水主阴，阴代表刑杀，于是以此为依据加重严刑酷法的实施。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销毁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禁止私学。随后因求仙药的侯生、卢生逃亡，牵连儒生、方士四百余人，而将其全部坑杀于咸阳。
修驰道堕壁垒。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同时各国间的道路宽窄也不一致，影响交通往来。秦始皇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公元前220年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秦朝驰道图驰道。前212年，秦始皇又下令修一条由咸阳直向北伸的“直道”，仅用2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这些“驰道”、“直道”，再加上西南边疆的“五尺道”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后又统一道路和车轨宽度，便利了交通往来。秦统一后采取的以上措施，对于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对中国历史的走向，无庸讳言，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的诸侯争霸，战国七雄的分裂混战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在统一以后，他在政治上创立了皇帝制度以及其他集权制的政治制度，对后代影响深远，在经济、文化上，为中国的统一和融合也做了很多事情，被誉为“千古一帝”。
汉朝于公元前202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萧何像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23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16年。这39年，从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四十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复苏，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升平景象。这种景象被后世史学家称誉为“文景之治”，它为后来汉武帝时的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静无为”
西汉之初，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了治政之主导思想。黄老学派亦即道家学派，该派把黄帝、老子尊奉为创始人，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认为治政者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高祖时就已推行“无为而治”，惠帝继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大力执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之政策。
“黄帝之学”与“老庄”学说总体上都是强调“虚”、“因”、“静”，即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当然二者也有不同之处，“黄帝之学”在强调无为的同时，也十分强调“刑”、“德”并用，是将原始道教学说中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加以延伸的结果。所以“黄老”政治的实行并不是消极的“无为”，而是一种统治策略的选择。在汉初的思想界和统治集团内部，一批鼓吹道家思想的人最终获得了皇权的认同，并使这个思想付诸实际政治过程，这无疑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
对政治统治方式的干预在汉初并不汉文帝像仅仅是道家一个学派，提出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陆贾，其思想基本上属于儒家范畴，他同样也主张“无为”而治，说明儒家也在“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积极改变原始儒学中迂腐的部分，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清静无为”政治路线的选择，不能完全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而是汉初统治者根据当时社会现实所做出的历史抉择，代表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要求。秦的暴政及战国以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是这种要求产生的直接社会基础，但普遍的社会要求并不能自动演化为现实统治者的正确思想。秦统一后的社会也是希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但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暴政导致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王朝迅速灭亡。秦暴政的历史惯性在汉初依然存在，整个官僚队伍的素质与秦代没有大的差异，汉高祖对各级官吏“背公立私”提出过严厉批评。汉文帝策问晁错的题目即是：“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著名政治家贾谊指出：“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所以汉初统治者选择顺应社会的治国方针，是整个统治集团政策的重大调整，决不是消极的无为。
文景之治
仅仅依靠“清静无为”的安宁政策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加快物质资料的生产并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给人民以实惠。刘邦即位后，秦代竭泽而渔的剥削方式在汉初得到重大改善。景帝时最终将田赋的比例定在“三十税一”，并成为定制。此外，口赋、算赋、更赋等赋税在文景时期也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轻。徭役曾是秦代暴政的象征，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文帝首开“籍田制”，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并设“孝悌力田”奖励努力生产的农民。这些政策或法令对于社会秩序与生产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小农经济在汉初几十年中有了长足的进步。汉初还逐步调整盲目抑商的政策，使商人和商业流通发挥出服务社会的作用。文帝时又接受晁错“入粟拜爵”的方法，使商人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得到满足，农民多余的粮食也有了出路。
秦律的烦苛与残暴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政治统治离不开法律，但严刑峻法只能导致社会人人自危，众叛亲离。文景时代的刑罚尽管不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宽容”，但较之秦代肯定是大为减轻并且有章可循。特别是文帝本人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汉景帝像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张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维护法律尊严的风气，给人民带来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
应该说，汉初的统治者对所拥有的权力能够清醒地自我反省，因而做到自我约束。这个风气起于汉初，文景尤盛。汉初刘邦责萧何修建未央宫过于“壮丽”，说明他已有节省民力、限制过分奢侈欲望的思想。惠帝、吕后时也都注意节俭，没有大肆铺张之举。文景二帝更是在各方面自我克制，为创建廉洁、勤俭的社会风尚不懈努力。文帝想造一座“露台”，算下来需要“百金”，觉得花费太高，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与秦始皇大修坟墓不同，文帝对生死有着朴素的理解，他说：“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因此他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器。因其山，不起坟”。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是少见的。景帝也一再下诏，反对雕文刻镂，要求各级官吏重农桑而轻黄金珠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虽然不是社会进步与倒退的决定性因素，但从自身做起，提倡勤俭的生活作风，对于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节省民力和控制社会的奢侈浪费还是极为有益的。
文景都强调统一，反对分裂。汉初分封了大批异姓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很快就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刘邦用其统一后的余生与之作斗争，终于剪灭异姓诸侯王。但他错误地总结了历史教训，又分封大批同姓诸侯王，他们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富庶的土地与人口，也很快成为与中央抗争的地方分裂势力，严重威胁着刚刚建立不久的统一政权。景帝时以吴王刘濞为代表的分裂势力终于联合七国反叛，景帝采取果断措施，仅用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使分裂势力受到重创。七国之乱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与汉初以来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厌恶战乱的心理密切相关，是休养生息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政治效果。景帝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第一，继续实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诸侯国的土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王，削弱其力量。第二，改革制度。王国官吏由诸侯自行任命改为由中央直接任命，并从名称上将中央官职与王国官职区别开，从而降低王国官吏的地位。第三，“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王国的统治权。通过这些措施，王国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统一的中央集权局面才真正形成。
打击社会异动势力。所谓社会异动势力在汉初主要是豪强势力。
应当说，在汉代历史上，文景之治还不是强盛时期。但没有这个时期的历史积淀，就不可能有武帝时代的全面繁盛。“文景之治”局面的形成给予后世许多启发。第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需要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第二，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求。第三，统治者要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不断根据社会现实调整方针政策，顺应客观历史发展的要求。正因为此，“文景之治”被历代有为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楷模，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借鉴。历史螺旋式的前进，往往导致惊人相似的一幕重演。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中，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有繁荣幸福，也有衰败悲伤，但大的趋势总是文明征服野蛮、人性战胜兽性的进化。中国一直处于蛮敌环视之中，甚至两度亡国。但中国人在逆境中决不放弃，历经百年坎坷仍能毅然崛起，恢复祖宗的光荣。华夏为惟一现存的文明古国，足见中国文化之深厚和中国民族精神之坚韧。中国的不灭精髓，即在于奉天理而行王道。汉征匈奴即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一次有力表现。这种精神也在后来扫除倭患中得到再一次证明。
在秦统一中国的时候，塞北的胡人也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相当的势力，不断骚扰边境，这就是匈奴的开端。当时甚至有“亡秦者胡”的流言。秦使蒙恬修长城，将文明中国与塞外胡人隔开。但诸侯反秦之后，匈奴又乘虚渡河南下。冒顿单于时代，匈奴大败东胡与月氏，征服北边各民族，占领燕代之地，雄踞北方，与中原为敌。楚汉中原逐鹿甫毕，大汉刚立之际，匈奴攻取马邑，又南取太原。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领步兵32万北征，兵未全到而被冒顿以骑兵40万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日之久，后用陈平的计策，方得逃出。
此时汉朝甫立，诸侯未定，中央不稳，更无力与匈奴一战。秦虽统一中国，但仅存十五年，以致到汉初，商周以来汉武帝像的诸侯意识仍然很严重。异姓王（如韩信）和刘氏诸侯都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反叛中央之事时有发生。且以战斗力而论，汉朝不敌匈奴。在古代的战场，战马简直相当于近代的坦克，而汉初马匹奇缺，甚至于天子的御马中也找不出四匹同色的，而将相们只能乘牛车。主要原因是中原不适宜于养马，养出来也大多不能作战马。而匈奴是游牧民族，马匹众多，牛羊成群，其民从小学习骑射，战时全民皆兵，倾巢而出有数十万之多。汉军光靠步兵是无法与匈奴交战，雪平城之耻的。
汉朝嫁公主给单于，每年又赠送大批丝绸、粮食、酒等物，约为兄弟，试图柔服匈奴，但匈奴更为骄悍。大凡开化较晚的民族，必奉强权为尊，唯利益是图，谁拳头厉害服谁，服打不服理，强的占便宜，弱小的自认倒霉。匈奴的习俗，重少壮而轻老弱，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虽不如日本人把老父老母背到山中饿死一般残忍，但在汉人看来也是野蛮之至。匈奴人无文字，靠口头约束。战时掳掠的俘虏作为奴婢，抢得财物尽归己有，作战时士兵颇为勇猛。匈奴经济落后于中土，又把汉的和亲政策看成软弱的表现，所以仍时常在边境抢掠。
汉目光远大，战略深远，积匈奴70年之辱，而不贸然轻动，正可谓九世报仇，亦未为晚。相比之下，后世之南宋，根基未固便兴兵北伐，结果招致重挫而一蹶不振。汉立70年后，中央稳固，中国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而70年的发展，积蓄了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匈奴反戈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此时刘彻即位，一场对匈奴暴风骤雨、雷霆万钧的打击即将揭开序幕。
元朔二年（前127），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密云），“杀略吏民千余人”。车骑将军卫青等领汉军数万骑从云中出击，斩俘匈奴数千，获牛羊百万头，收复河套地带，修复秦时蒙恬边塞。汉乃设朔方、五原等郡，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稍后匈奴单于以数万骑攻入代郡（河北省），杀太守并虏掠数千人，其右贤王也攻入朔方郡，杀略吏民。
元朔五年（前124），大将军卫青以汉军10万出塞700里，俘右贤王部15000人。而秋天，匈奴又杀代郡都尉，虏千余人。元朔六年春，汉军10余万骑，再击匈奴主力，得虏首19000余级。匈奴屡遭重创，乃将主力退至漠北。但在东线方面，匈奴实力尚强，元狩元年（前122年），又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与匈奴军相遇，经短兵肉搏，斩虏首18000级。同年夏天，霍去病以汉军数万骑，越居延泽，攻祁连山，俘3万多人。而后匈奴浑邪王带4万人来降。汉朝取得河西，不但隔断匈奴与羌人之间的信道，而且使之失去祁连一带的牧场。匈奴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使“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并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元狩三年（前120），匈奴又南下右北平与定襄，虏掠千余人。次年，汉决定以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绝漠远征。卫青一路越过沙漠北进千余里，与匈奴单于相遇，战至黄昏，忽然狂风大作，飞沙扑面，汉军乘机包围匈奴。血战之余，匈奴军除单于以下数百骑遁走外，被歼19000余人。东路军霍去病深入匈奴境内2000里，与左贤王接战，斩俘匈奴7万余人。直抵大兴安岭，乃封狼居胥山、禅姑衍（大兴安岭之一峰），临翰海沙漠，豪气干云，全胜而返。而匈奴北遁，漠南无王庭。数年之后，公孙贺与赵破奴曾各领万骑出塞千里，不见匈奴。元封元年，刘彻亲领18万骑巡视北方，出长城，登单于台，旌旗千里。遣使叫单于能战则战，不能则来臣服，不必在漠北寒苦之地受罪。单于大怒，却也只能扣留汉使，迁于北海（贝加尔湖），不敢近汉之边塞。
匈奴经数次大战，人口牲畜损失惨重。短时内再无力侵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遭受外来打击而衰弱时，内乱也就接踵而至，因为对于怎样扭转不利局势，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匈奴势力削弱，原来受其控制的其他民族也乘机独立，匈奴则发兵去镇压。丁零，乌孙，乌桓等国与汉联合，从各个方向围攻匈奴，匈奴死伤甚为惨重。汉昭帝时，发生五单于争立事件，经过一番争斗，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宣帝五凤四年，北单于郅支进攻单于庭，南匈奴不敌，乃南迁至汉朝边塞附近，要求与汉合作。甘露元年（前53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入长安朝见天子。
汉武帝对匈奴的打击，一雪汉高祖“白登山之围”的耻辱，并且彻底解除了匈奴对中原农耕地区人民的侵扰。更重要的是，大汉军队那种雄壮坚韧的气魄，深深地影响着后代人民，汉朝，被中国人看作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时代。
由于匈奴的西迁，从而带来了亚欧大陆上民族迁徙的浪潮，这场浪潮，一直影响到欧洲，罗马帝国便是在这些游牧民族攻击下灭亡的。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在历史上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莽改制。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伪君子
在历史上，王莽一直是位反面人物。近代以来，史学家虽也注意到了他的一些积极方面，或者肯定他的改革意图，王莽像但他的“阴谋”、“虚伪”似乎已成定论。王莽覆灭后，除了东汉初班固所修、得到官方认可的《汉书》有一篇《王莽传》外，其他有关史料已荡然无存。所幸《汉书·王莽传》还相当详细。
初元四年（前45）王莽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他的姑母王政君被元帝立为皇后。成帝（王政君之子）继位后，王家先后有9人封侯，5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无异。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永始元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军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不断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涿青铜斧车郡崔发、南阳陈祟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大肆收买人心，以至于全国上下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又向太后进言：“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作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100万、田30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元始二年全国大旱，并发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头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房。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制度，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1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10万人突击，20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当年明代仇英绘“汉宫春晓图”秋，派往各地了解民情的8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3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像刑”（犯法的人以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仿佛回到了上古太平盛世。很快，王莽就获得了皇帝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