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纹陶罐
仪封县市集12处，粟布锄犁贸易，互通有无。
其五，婚丧嫁祭等应酬费用，亦需卖粮米筹集。
乾隆《武威县志》记载，乡民“一切婚嫁丧祭应酬，惟资粮米粜卖以济用”。宣化地区农户有婚丧之事，亦藉卖粮。石泉县农村“庆吊人情之需，俗向取给于包谷所喂之猪”。
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和工匠出卖自己的产品，购买粮食等物品。
无锡农家以纺织为重要副业，春天农家户户纺织，“以布易米面而食”。秋季，一遇雨天，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嘉定县农民种棉织布，“贸易钱米，以资食用。”宝山县农民，纺棉织布，“抱布易银……而买食米。”乐亭县农民，农闲时，“女纺于家，男织于穴，遂为本业。故以易粟，实穷民口之一助。”
“半借木棉，易米为活。”这是临邑县的情况。栾城县最著名的物产是棉花，一到棉花下来时，“晋豫商贾云集。民竭终岁之力，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余。”
卖烟易米。瑞金山多地少，所产之谷不足供一邑之食，“藉卖烟以易米”。
迄今尚缺乏古代早中期贸易货物量值的系统资料。对于古代晚期主要商品的量和值，有人作了估计，并提出了古代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
鸦片战争前（清道光年间），国产粮食商品量245亿斤，商品值16333.3万两，占42.14%；棉花商品量255.5万担，商品值1277.5万两，占3.3%；棉布商品量31517.7万匹，商品值9455.3万两，占24.39%；丝商品量7.1万担，商品值1202.3万两，占3.1%；丝织品商品量4.9万担，商品值1455万两，占3.75%；茶商品量260.5万担，商品值3186.1万两，占8.22%；盐商品量32.2亿斤，商品值5852.9万两，占15.1%，以上合计，商品值38762.4万两，为100%。调整后，以上国产商品流通额及所占比重如下：粮食13883.3万两，占39.71%；棉花1085.9万两，占3.11%；棉布9455.3万两，占27.04%；丝1022万两，占2.92%；丝织品1455万两，占4.16%；茶2708.2万两，占7.75%；盐5352.9万两，占15.31%，以上合计为100%。再加入进出口因素，即棉花商品值1085.9万两加入净进口棉花值302.5万两为1388.4万两；丝商品值1022万；两减去其净出口值225.2万两为796.8万两；茶商品值2708.2万两减去其净出口值1126.1万两为1582.1万两。这些商品之间的流通和交换大体是，粮农主要出售粮食，换取布和盐；棉丝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者，则要换取布、盐和部分粮食。图示如下：
鸦片战争前主要商品的交换
单位：万两
从上可以看出，80%以上的交换是在Ⅰ类与Ⅱ类之间，首先是粮与布，其次是粮与盐的交换。实质上是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亦即民伺贸易。结论是，鸦片战争前，我国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是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模式。
对此需略加说明和补充：
第一，粮食是民间贸易的基础，这在整个古代，大都如此。
第二，仅次于粮食的布，是指棉布。棉花的种植和棉布生产的发展，是在宋元以后，主要是明清。在此以前，盐是仅次于粮的贸易货物。“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人人要吃盐，但盐不是一般人家和所有地方都能生产的，故贸易量很大。古代许多大商人都是经营盐起家的。历代政府都把盐税收人作为重要财源，许多朝代还实行盐的官营，与商人争利。所有这些都说明盐在古代贸易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到清代，棉布才代替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工业品。
第三，这里没有列铁及其制品的贸易量、商品值。其原因是到1913年，全国钢铁销售量，包括洋钢铁，才约540万担。全按土铁价格计不过880万两，其量值较小。鸦片战争前，更小。从计量的要求，该书这样做，是很自然的。但铁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管子·海王》中说：一个妇女必须有一针一刀才能做活，农夫必须有犁锄才能耕种，修造车辆的工匠必须有斧、锯、锥、凿等工具才能工作。而铁和铁器也不是一般人家和所有地方都能生产的，必须以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去交换。孟子和许子的门徒在辩论中公认，一个人不可能既耕田又做铁器等，必须“以粟易之”。汉代出现许多大冶铁商人，许多朝代设立铁官，对铁实行官专卖。明清市集上，铁器与粮布等同为大宗，也说明铁器是民间贸易重要商品。
第四，这里也没有包括牲畜。但牲畜在农业生产、运输、贸易和社会生活中都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主要动力是牲畜，以牛为主，骡马驴等为辅。猪羊牛肉等又是重要食品。皮毛是服装和鞋帽原料。因此，牲畜及其制品的贸易早就发达。史书对此多有记载。弦高贩牛于周，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汉政府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主要是丝绸与牲畜交易。匈奴的骡、马、驴、骆驼等大牲畜“衔尾入塞”。直至清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中，茶马交易和绢马交易，始终很活跃。许多大城市乃至京师，都有牲畜交易市场。魏晋南北朝，洛阳有三大市，城东的马市是其中之一。唐都长安亦有马市和羊市。宋都开封的马行街热闹非凡。明清，北京有骡马市、马市、羊市、猪市，天津有马市、驴市，苏州有猪市等。乡镇集市上，牲畜贸易更为普遍。郑板桥诗云：“驴骡马牛羊，汇集斯为集。”其贸易量颇为可观。据有人估算，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山东全省每年牲畜交易量约在26～28万头之间。由牙纪征收交纳的牛驴税，占山东地方政府征收的五项杂税的15%左右。经纪人也是首先出现在牲畜交易中，可见牲畜贸易历史悠久。
通观各种货物的地位和作用，似可把中国古代民间贸易概括为以粮易盐、布、铁、畜的小生产者之间的贸易。粮、盐、布、铁、畜是民间主要贸易货物。
赶集
唐宋以后，尤其明清，赶集与赶会成了民间贸易的主要形式。清代有的地方志解释说：“集也者，聚也，聚东西南北人于一方，以所有易所无，犹市也，故曰市集。”乡民到乡镇市集买卖东西，俗称为赶集，又称赶场、趁墟等。赶会则是借赶庙会和某种民间集会的机会买卖货物，贸迁有无。赶集和赶会都是民间贸易活动，但略有差异，故分别叙述。
集期
赶集有一定日期，这就是集期。各地集期不同。有“聚散无常”、“不以集拘”、“随处随时”的不定期集市；有规定一个大致时间（如夏秋农作物收获以后），任民随便贸易的半定期市；有一月一集、半月一集、十二日一集、十日一集、三五日一集和“间日而集”的定期集市；有“日日集”、“每日集”的常市。不同集期，大体反映出各地不同的经济贸易水平：不定期、半定期集市最低，定期者次之，常市最高。但情况是错综复杂的。有的地区在定期集市之外，又有庙会、货会之类较大规模集市，作为补充；有的集市上，定期市和常市并存，“每日一小集，三日一大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条件较好的不定期集市变成定期集市，定期集市开市日期增加，有的变成常市，赶集一定要按集期，否则就是“赶背集”，无所收获。有的集市“萧疏异常，俗云半日集”，这是古代“日中为市”原始集市的遗风。有的贸易比较发达地区的集市，延续到次日，仍有买卖。据清道光《辰豁县志》：“邑中圩场，每值场期，远近商贩搬运粮食衣布牲畜杂物；俱于日中辏集该处交易，谓之赶场。其场分较大者，于场期次日，尚有买卖，谓之赶冷场。”乡民赶集都是早去晚归，不在集市上过夜，故绝少夜市。在交易繁忙时期，农民晨鸡未啼就起来赶集，牙纪张灯于路上收购物品，形成许多早市。这与城市市场大不相同。
赶集路上
赶集需走一定路程。由于地理位置、交通以及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的差异，各地的集镇分布是不平衡的。因而赶集所走的路程远近不一。
一般说来，赶集者当日能够往返。
有些集市较密集的地区，半日即可往返。据《山东通志》有关资料计算，清末山东绝大多数州县镇集的平均交易腹地面积为几十平方公里，交易半径为几公里，赶集者半日即可返回。
20275401536说明：表列各县面积采取纵乘广公式计算，但绝大多数都非规则的长方形或正方形，因而比实际面积大。交易腹地面积也比实际面积大。镇集间的距离不同，各县镇集的交易腹地面积也不同，为了比较起见，计算出了平均交易腹地面积。
浙江嘉兴府市镇密集，赶集的农民半天亦可往返。市镇距离如果以县城为中心向四周延伸来计算，嘉兴县为44里，秀水县为30里，嘉善县为21里，平湖县为32.3里，桐乡县为20里，崇德县为19里，海盐县为33.3里，各县平均为28.5里，即是说在方圆约30里距离内分布着一个市镇。这样的距离约半天（约3小时）时间就可以往返。
有些交通不便，集市稀少地区，赶集需三四日才可往返。如河南嵩县，清乾隆时已有32所市集，但“尚有远趋数十里外”赶集者。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汝河镇由于“四围重山”，向无市，居民“盐米农器易于县，往返三四日”，由于“妨农功”，乾隆三十年秋始立市。
赶集者运送货物入市集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挑担背负货物于途者。福州西数十亩桔园，每秋熟后，红实星悬，绿阴云3护。“提筐担笤”而来运桔人市集者，讴歌盈路。河南嵩县汝河上下山豁数十里内，民率“担负柴炭，入市交易”。南方花农，一大清早各将其所种花果，“肩挑筐负而出，坌集于场。先有贩儿以及花树店人择其佳种，鬻之以求善价。余则花园子人自担于城，半皆遗红剩绿，即板桥所谓‘如何滥贱从人卖，十字街头论担挑’，是也。”担挑货物赶集者，都是贫民。如宗广鼎《广陵迎春歌》所说：“鸡豕鱼虾满巷陌，市桥夜煮白羊香。酒库春吹万饔碧，担薪担菜皆贫儿。”
中国运输货物的工具，一般是“南船北马”。
北方农民多“车载牛驮”粮食、蔬菜、瓜果、柴草等赶集。也有用小推车运送货物到远方赶集的。山东菏泽农民推小车到北京卖花就颇为典型。中国很早就栽培牡丹。谢灵运言“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宋以后，菏泽成为牡丹种植中心。秋分后，花农将牡丹从地里起出来，推小车到各地赶集，有的花农将60棵牡丹装成一包，一车装四五包，几百斤重，经1000多里地，推到北京集市上出售。
贮贝器
南方水乡，另有一番风光。那里的乡民摇船运载货物赶集。植桑养蚕地区，当桑叶下来时，采桑叶的客船云集市镇附近，“每日暮如乌鸦野鹜，争逐而来，顷刻四塞。”“采叶船封满河港。”四五月间，“乡人货丝船排比而泊”。广州五羊门南岸有“花渡头”。花贩每日分载素馨至城，从此上舟，因名。许多乡镇市集，“舟楫往来如织，百货聚焉”。
市场交易
赶集的人到来时，平静的乡镇墟集顿时热闹起来了。“廛市山村，宛如都会。”
让我们分别考察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牲畜及农具集市的贸易。
粮食交易全国各地都有粮食市场。绝大多数粮食是由乡民运到集市上来的。也有一部分是小贩贩运到集市上的。湖南巴陵县“贩子”肩挑步担，人城贩运谷米。衡山县“米贩”肩挑背负，自乡村运粮至集市交易，早去晚归。柳州有“米码头”，系米贩？白船之所，朝夕供应粮米。山西苛岚的集市上“间有一二小贩”以货粟相易。长辛店市集上，三分之一的粮食是“窜条子”运来的。所谓“窜条子”就是倒运粮食的小贩儿。这些人本小利薄，赶着毛驴，驮上两三条口袋（装粮要用口袋，每一口袋叫“一条”），把粮食买来，装进口袋里，又卖给别人，倒进他人的口袋，这样把粮食在口袋里来回“倒腾”，被人称为“窜条子”。
粮食贸易一般是在粮行里进行的。所谓粮行就是籴粜粮食之所，或代客买卖粮食的场所。绍兴府上虞县“米行各镇俱有”。牙行多领有“司帖”，叫官牙。有的市镇上“官牙七十二”，为数颇多。“外乡人担负而至，米行人以筐笤盛之，为其准谷银，以资其升斗。”长辛店的粮行俗称“斗份儿”，也称“斗局子”、“斗行”，粮食买卖，除门市自销外，都得由他们“作价过斗”。斗局设备简单，只有几个笸箩，一副铺板，几只量斗。每逢集日，各自设摊经营，促成粮食交易，收取佣金。斗局的负责人叫帖主，对上承包斗税，由政府发给龙帖；对下指挥全体人员工作。作价员叫“成盘的”，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验质作价。这些人一般都能说会道，对粮食有一定鉴别能力，买卖双方都信得过，作出价来双方基本能接受。作价方法有两种。一种叫明盘，把价格向双方唱明，如有异议，成盘的从中打圆盘，来往说合，直到双方满意为止。说定后将口袋掩好，行话叫“盖了”，即别人不得再看了；买主开个飞子（就是在白条上注明品种、袋数），作为临时凭证。然后由脚行扛肩的倒在笸箩里，由执斗的过数，把准数给买主填在飞子上，卖方把粮食送到粮店对数验收才能算账。卖一次粮须经几道手续。第二种作价方法是暗语、暗号，即拉手。成盘的把手伸到对方袖口里，用手指代替说话，由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表示一、二、三、四、五，五个指头弯曲是六，大拇指和食指、中指相捏是七，大拇指、食指叉开是八，食指勾回是九。“十”叫整数，“百”叫大数。用口说“挠”“捏”“卡”“勾”，代表六、七、八、九。明盘在零售中使用，暗语在大宗交易中或价格波动较大时才使用。过斗的负责过分量，粮食交易，用斗不用秤。计量单位是斗、升、合（音葛）。十进位，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集市上只用斗，不用升合。遇有零头时，由执斗人估算后，经买卖双方点头同意。记账的，又称会计，根据执斗的报账，记上买粮户，以便集罢敛斗钱，并负责零星交易收款。斗行里还有另一种人即脚行（又称扛肩的），他们同斗行关系密切，但经济独立，并设有头目，斗行有事就跟着于，没活儿就呆着。当粮食成交后，他们就扛着粮食往笸箩里倒。每石收若干钱。他们垄断成交后的粮食搬运。
有的粮食交易不在粮行里进行。如湖北江夏县金口镇，“米船到岸，向不投行，即在河下摆棹，听民零籴，最为利便”。四川乐至县“贫户负贩斤盐，博取米薪，交出于其涂”。陕西（今周至）县米粟等物，“多土著之民自行贩卖”。不到粮行，不经牙纪之手。
有的地方粮食交易在行内外同时进行。如南京郊区农民，碾米以入市，或到聚宝门外米行出卖，“或泊米船河下，不入行。行人径与量概，升斗最准，曰河斛。”
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粮价受丰歉影响，波动极大。贵贱相差千百倍，故粮市上多囤积居奇者，投机倒把者。据《史记》载，秦汉之际，宣曲任氏就是囤积粮食暴富的。在秦败时，“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战争，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明清，粮食囤积和投机之风仍很盛。在许多地方的粮食贸易中，都可以看到这类活动。如河南嵩县葛寨等处，“市多囤商。民重载而入，恒轻赍以归。”四川新津县，“商贾或列肆居奇，或粜籴运卖，贸迁有无，日中为市。”山西太原地区，“岁一不登，市侩贩夫藉此居奇”，民到粮铺购买升斗，“各铺价又甚之。在四乡藏贮之家，又皆待价而沽”。寿阳县米谷价格“昂贵不止，皆因关南商贾日夜奔走，丛集其地，厚资囤积，以致米粟价高不能四达”。河南祥符县粮市上，“有籴贱而贩贵者，谓之熬价。有左买而右卖者，谓之倒堆。又有穷儿窭妇，持帚旁伺，得其狼戾之粒者，谓之扫杂子”。察丰歉，知贵贱，通有无，贱买贵卖，这是商人在粮食贸易中赢利的诀窍。当然，也有“良贾”。江西桐城县，多“粜贵征贱”的“良贾”。据清咸丰《当湖外志》载：康熙戊子，自春至夏，阴雨不止，“米价翔踊”。邑令定价一两四钱，“而积米者多不售。令又发名刺及帑金向富户道意，无一应者；独有陶姓毅然收银，粜百余石，又载百余石至城中，用官价官升自卖，人称颂之。”
粮食贸易中，由于奸商捣乱，买卖双方时有纠纷。据直隶永平商务分会试办章程，永属所出米豆不敷食用，须有粮行大商从口外关东转运粮米接济。惟道路遥远，往返费时，凡存有米粮之家，“向来先行随市买卖，米到随时收交。”但奸商出而垄断，每当青黄不接时，若米价稍涨，卖米者往往以转运困难，迟不运到；米价偶落，买米者又以销路不广为理由，拒而不收。买卖双方多有纠葛。为制止这种事情发生，商务分会议定章程，限于某日到期即行钱米兑交，且须有殷实铺商出条担保，如故意转运不到，至期未交，责其按现价偿还，倘因河水涨发或道途泥泞至期不到，米价钱文必须照行出息，以免买空卖空之弊。
粮食贸易中有一定规章，有些是粮商自己拟定的。如清末天津大米商为制止跑合（牙纪）挪移诈骗等弊，规范交易行为，曾两度拟定章程，其内容是：
一、外客买米，银期20天如数清还。
二、外客买货必须亲自经手写收到某号何货多少，凭条为据。
三、跑合人若无外客同往买货，不准交易，或有号信亦可买货。
四、卖主如欲自行主发，听其自使，倘遇荒闭之家，与跑合人无涉。
五、客帮买哪家之货，届期付哪家之银，以凭收条为证。
六、外客付银之时，托人付银，或遇阻滞，或系跑合人使用等弊，与卖主无干。该客设法急为清还，以重名誉。
七、外客买货之后，届期银项不到，卖主与跑合一起催讨。
八、外客买货之后，遇有倒闭之家，卖主知会同帮，该跑合人暂停交易。
九、卖主与停交之跑合人，倘有阳奉阴违，暗自交易，一经查出，令卖主将外客前欠之银，照数先为垫出，以儆效尤。
十、外客投跑合人买货，距津数百里之遥，其家道殷实与否不得而知。须找妥保，方可交易，否则，不能买货。
清道光四川巴县杂粮行规规定，银水砝码仍照旧例；当客面议价格；斗斛仍遵官给行斗，经行户斗纪过量；客货抵岸，任客投行，务要秉公按时市议价。行用每石卖客2分，买客3分；客货未经行户议价，自过载，自起坡，对客买卖，较取斗每石1分行用。倘经行主提盘交易，仍照前例取用；投行经手生理之人，务要至公无私，遵规议价，所获用资，以2分1石上入行用。
棉花棉布交易全国大多数地区都有这类市场。每当棉花下来时，棉花、棉布买卖最为活跃。集市上，“运商群集，肩摩踵错，居积者到市以敛之，懋迁者牵车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负挈纷如。”（《御制棉花图·收贩》）其交易过程大抵是：清晨，乡民担花或抱布入市求售，各肆开列，悬灯张火收购，主持棉花交易的牙纪（有的地方叫“花主人”），“衡其轻重，别优劣，以定价”，从中收取佣金（上海市郊花市上佣金为1%）。肆中收布之所，名叫花布纱庄，民或花布互易，或花纱互易，或纱布互易，各得其所，交易而退。再以棉纺纱，织布出卖，循环不已。市场交易的主体是“负挈纷如”的“村落赶墟之人”。其参与操纵和从中牟利者则是“运商”、“居积者”和牙纪（“花主人”、“布牙”等）。
地方集市上棉花棉布互相交易以及与其他农产品交易，可以南浔镇为例。明清时，湖州府南浔镇东百里沿海产棉，棉农“捆载而易钱于西贾”。镇西百里之内产茶、栗、竹木，那里的农民“捆而易布于东贾”。浔市居中，“村民之市买棉归诸妇，”妇女织成布后，“旋以易棉”。周而复始。“市之贾俟新棉出，以钱贸于东之人，委积肆中，高下若霜雪，即有抱布者踵门，较其中幅以时估之，棉与布交易而退。随有西人赍钱来计布值，合则书剂与之去，而钱存焉。”南浔镇上的棉花、棉布、茶栗竹木交易，实质上是以南浔为中心，半径约百里的地区内，农民小生产者之间的产品交换，这种贸易是以“钱”为媒介，以“贾”为中心进行的。
清代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业已很普及，江苏、山东、直隶、河南等棉花和棉布生产中心，除省内各县区乡镇间贸易外，还经商人之手运至东北、西北、西南等边远地区销售。其交易方式多种多样：既有常见的集市上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钱交易，也有赊货和物物交换。如陕山布商春天运布帛至中卫县，出售给乡民，“夏收取偿，价必倍之”，乡民“多困于商”。洵阳（今陕西旬阳）县乡民，向远方来的客商赊布，立“券”、“剂”为凭，麦收时以粮偿还，受其剥削：“远贾抱布而来，乡民本不知识，亦无现钱，每布一匹，其值仅钱三百，增价二百，则五百矣。若布二匹，应立千钱之券。贸者责立石麦之剂，盖市斗也。若麦熟无偿，则又照价改券，加息责负矣。”
丝绸贸易汉代，中国的丝绸贸易已很发达。著名的丝绸之路作为中华民族与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象征，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唐宋，丝绸生产达于鼎盛。明清，由于棉花的普遍种植以及其他原因，丝绸生产比较集中在江、浙、四川等省。在湖州、苏州、杭州、江宁、嘉兴地区出现了许多著名丝绸专业市镇，在这些市镇上，丝绸贸易繁荣。
濮院镇上，“坐贾持衡，行商麋至”，每年丝绸贸易不下数十万金。丝绸贸易多是以牙行为中心进行的。乡人抱丝，交错道路，丝行派人四处招揽，叫作接丝。绸一旦织成，就有接收者拿到绸行出售，每匹抽用钱若干。市间另设绸庄，每日上午，行家齐赴庄面收绸，叫作出庄。每个绸行都用一名能分辨绸的质量好坏的人，叫作看庄。有的绸丝头不干净，行中叫人修剪，叫作修绸。丝绸行收买乡人的丝绸，并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卖给各省客商，这些人挟带重资，按期前来购买，贩运至国内外，衣被四海。
归安县双林镇，50%的商人都是从事蚕丝贸易的。小满后，福建广东大商人来此投行收买丝。招接客商者叫广行，亦称客行。头蚕丝市、二蚕丝市、大市内日贸易额可达万金。中秋节后，客商少，市面显得冷落，称之为冷丝市。然买卖不断，可与下年新丝相接，所谓买不尽的湖丝。当客多货少时，行家叫船下乡收买，叫作出乡。代行家买者叫抄庄。买下再卖与各处行家者，叫掇庄，亦叫贩子。代掇庄充作乡货上行卖者，叫撑旱船。平时零卖与机户者叫拆丝庄，新丝刚下来即趸以待售者，名拣先土客。该镇还有绢的贸易。村镇居民将所织之绢，卖与牙行（绢庄）。黎明入市收绢，叫上庄，辰刻散市，叫收庄。主持绢贸易的，有司岁、司月，皆衣冠揖让，他们权轻重，别美恶，定价格，贸易紧张而有序地进行。取绢者叫绢主，售绢者叫机户。
湖州府长兴县丝市习气是：新丝出市，买丝者叫丝客人，开行代买者叫丝主人，亦叫秤手。“秤手口蜜腹剑，狡狯百出，遇诚实乡民，丝每以重报轻，价每以昂报低，俟其不售出门时，又倍其价以伪许之，以杜其他处成交。俗谓进门一锤，出门一帚。锤言闷头打倒；帚言扫绝去路也。”长兴县俗称买丝者为丝鬼。
南浔镇南栅有地名叫丝行埭，列肆购丝，称之为丝行（又名丝庄），有京庄、广庄、经庄、划庄、乡庄之分。商人骈集，贸丝者群趋，交易热火朝天。时人有诗文状之曰：“闾阎填噎驵侩忙，一榜大书经丝行，就中分列京广庄，毕集南粤金陵商。”“蚕事乍毕丝市起，乡农卖丝争赴市，市中入塞不得行，千声万语聋人耳。纸牌高揭丝市廛，沿门挨户相接连，喧哗鼎沸辰至午，骈肩累迹不得前。”“一日贸易数万金，市人谁不利熏心，但教炙手即可热，街头巷口共追寻。茶棚酒肆纷纷话，纷纷尽是买与卖。小贾收买交大贾，大贾载入申江界。”牙纪开设的丝行（庄），收购乡农所卖之丝，转卖给南粤金陵商，行销各地，乃至出口。
与丝绸关系密切的桑叶贸易也很繁荣，竞争十分激烈。如濮院镇，桑叶行开在四栅近处，以利货船进出。桑叶下来时，买叶客船云集。立夏之日开市，有头市、中市、末市。每一市凡三日，每日市价三变。凡无叶而交易者，谓之空头。叶价贱而望其涨者，谓之做大眠。价贵而望其贱者，谓之做小眠。或贱买而贵卖，或贵买而贱卖。市侩以文射利，顷刻获利数倍，或顷刻而折本数倍。有以此发家者，亦有以此倾家荡产者。
牲畜农具交易牲畜农具交易遍布全国城乡，主要集中在乡镇市集上。一种是定期市。清代直隶定州城乡十余集，卖镰锸等农具。隆平县，“逢集为市，大半农具”。河间县大小集39处，“所市农具”等。沙河县集场间不外“农工田器之属”。沧州城乡集市上，“农器为多”。河南嵩县32个市集上，只卖农具日用之物，备民购买。仪封县市集12处，卖犁锄等物。永宁县诸集，“通商者，止惟牲畜”和农具而已。山东高苑县“月有数集”卖农具而已。陕西富平县集市上卖农具。四川梓潼县石牛堡集场，附近居民咸愿赶集交易农器耕牛诸物。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海贝
牲畜交易很有意思。每当开市之日，四方乡民云集到牲畜市场上。牛马驴骡或拴在树桩上，或拴在两树中间拉的绳子上。马嘶牛叫，人声鼎沸。买主上下打量，仔细挑选。膘满肥胖、毛色油光发亮，牙口轻者为好牲口。四个牙的大牝牛最为健壮。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牙纪从中斡旋、撮合。议价采取袖内拉手方式。拍手成交之后，中间人向买卖双方收取一定的佣金。一旦发现毛病，牙纪往来调解，使双方互相让步，使事情了结。
有些市场上，采取“拳牛”“比马”的独特方法定价钱。辰州苗民与汉民交易，就是如此。其法是：将竹篾箍牛的前肋，定宽窄，然后以拳量竹篾。水牛至16拳为大，黄牛至13拳为大，叫作“拳牛”。买马时，用木棍比量，自地至鞍，高13拳者为大。兼看牙齿。拳多齿少为好马，价昂，反之，为劣马，价廉，统称“比马”。
有些牲畜是“马贩子”、“牛贩子”从外地运来的。华北市场上的马多数是蒙古马，一种是伦库马，产于内蒙古东部，一种产于内蒙古西部，由马贩子经张家口运来的。清末天津南门外有马市，每逢三、六、九日开市。马的价格不同。高四尺二三寸、六岁口的白马，一般价格为七八十元。每减1寸，大1岁，价格降低一二成。称为走马的竞技用马，价格高两成以上。蒙古产的牛，经张家口集合于北京、再转卖到天津等地。6头牛为一群，由一个牛贩子赶着，每日走六七里路，边走边吃草，从容不迫地前进。山东莱州等地产的牛，一路从烟台由海路运至天津，一路经陆路运至杨柳青等集镇上出卖。蒙古产的牛，每头价格为四五十元，山东牛五六十元。
牲畜交易，尤其边境马匹交易，有一定规则。明代马市上有所谓《市法五款》，其主要内容是：一、禁止走私马匹，管理马市的官员——通官，敢有私自贩卖马者，以通敌论罪。二、确保人口马匹的质量，不许倒死及不堪之骑充数入市。三、节省市场开支。四、严格固定马匹交易数量。五、以马市管理之优劣，规定官员赏罚。
长途贩运贸易
长途贩运是古代商人的主要贸易活动。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各地物产不同。山村场院集市陇蜀出产丹漆、旄羽，荆扬出产皮革骨象，江南出产竹箭，燕齐出产鱼盐旃裘，兖豫出产漆丝希，这些东西都要通过商人的贩运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成为“养生送终”之具。若没有贸易，“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厕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商代，长途贩运已发展起来。据说，商人的祖先王亥用牛运载货物，集市上的小贩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有易氏杀死王亥，夺去王亥的牛，双方发生冲突。后来王亥子上甲微在河伯武力帮助下，打败有易氏，杀死有易之君绵臣，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商朝建立后，商族人往来于各地经商。在安阳和郑州出土的商代遗物中，有产于东南的海贝、海蚌，产于西北的绿松石等，这些都是商人从远方贩运来或贡献来的。
春秋时期，贩运货物的商人奔走于各国之间。郑国商人弦高“贩牛于周”，智退秦军，不受奖赏而“以其徙东夷，终身不返”。郑国商人到楚国经商，营救被囚于楚国的大将荀，计划把荀夹在货物中间偷运出楚国境。市印未及实行，楚国就放了荀，后来这个商人到晋国做买卖，受到荀热情款待，但他却很谦虚地说：“我没有功劳，不敢接受这样的礼遇”，又跑到齐国去从事商业活动。孔子的学生子贡是卫国商人，却在曹鲁之间贩卖货物，“家累千金”。范蠡是越国人，官至上将军，后弃官经商，在交通方便的商贸中心定陶“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春秋战国时期，这些名见经传的商人大多是从事贩运贸易的。他们使用的运输工具是车船，贩运的多是“轻珠宝玉”等奢侈品，与政界有着广泛联系，持有政府颁发的凭证——“节”通过关卡。有的本身就曾当过大官，其社会地位颇高。他们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奔走四方，“倍道兼行”，夜以继日，不远千里，不怕“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很有一种商业冒险精神。他们多是大商人，流动性很大，是谓“行商”。
中国早期商人：吕不韦、子贡、范蠡
汉代，在西北，满载丝绸、玻璃、玛瑙等货物的骆驼商队，在漫漫的丝绸之路上跋涉。在东南，贩运货物的船车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左思的《吴都赋》描写道：“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商贾骈，衣希服……轻舆按辔以经隧，楼船举驵而过肆……乘时射利，财丰巨万。”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商贸困难，但南北经济联系并未中断。南北互市，贩运贸易，颇为发达。在战乱时期，人们“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文犀，飞不待翼”。商人们把“南金奇货、弓竿漆蜡”、“羽毛齿革之属”运到北方，又把北方的马匹、骆驼、皮毛等贩往南方。“贩贸往还，相望道路”，一派繁忙。
沿边少数民族与内地的贸易，往往采取“朝贡”与回赐方式。商人们迎合皇帝心理，冒充贡使，将边疆地区的珍奇货物贩至内地，向朝廷进贡，以换取皇帝回赐，有时回赐货物的价值远远超过贡品的价值。“蕃贡继路，商贾交人”，贡献与贸易并行。西域商人“善市贾”，有时一次贩马千匹至中原，换得中国金银而归。
隋唐，国家统一，生产发展，水陆交通开发，运输工具改进，贩运商业更加繁荣。有诗为证：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长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