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的西传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西文化交流也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高潮。
对于西方地中海世界来说，中国就是产丝之国；在一定意义上，汉文化也就是丝绸文化。沿着丝绸古道，大量中国丝货源源西运，流向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直到地中海世界。例如，叙利亚东部沙漠之中的绿洲国家帕尔米拉，就是中国丝织品西运地中海地区的一个重要中途站。这里出土的汉字纹锦，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丝织品。它的纹样和织人的汉字同本世纪初在新疆楼兰等地发现的丝织品类似或相同，都是汉代生产的绫锦、彩缯。中国丝货运到地中海地区后，大受欢迎，很快成为那里各个民族、各个社会阶层人们的普遍的追求。
从中国运往罗马的丝货，都先要经过埃及。因为当时的埃及，属于罗马统治下的亚历山大省区。作为东西方交通与贸易的枢纽，罗马输往东方的货物大都从亚历山大运往东方各地；来自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波斯的货物也以这里为最大的集散地。
中国的丝货由中国商队直接运到叙利亚，或通过波斯及其他中介商队转运到那里，然后进入埃及。从公元初年起，中国的丝绸便在埃及流行起来。据记载，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君主，女王克列奥帕特拉（前43～前30年在位）曾盛装出席宴会。这位历史上的风流艳后身穿的华丽绸衣，就是经过特制的中国绫绮美服。公元1世纪中叶罗马作家罗卡纳记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克列奥帕特拉所穿的华丽丝衣，是由中国运进的缯彩，在提尔、西顿重加编织而成的。恺撒大帝也曾穿着这种精美的丝袍，到剧场看戏，因而引起了惊羡与非议。
罗马征服埃及之后，中国丝织品自然畅销罗马境内的各个地区。当时，中国丝绸的精美举世无双。汉代丝织品统称“缯彩”。对于夏季干燥的地中海周边地区，用中国丝织品如绫、罗、绮、纱等裁制的衣服，最为相宜。特别是那些极为轻巧和透明的轻纱，色彩缤纷的暗花绸，更以其特有的轻软、华丽，独树一帜，在素以羊毛、亚麻和棉花为纺织原料的地中海世界，很快就打开了局面，占有了广大的市场。著名的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23～79）在他的《自然史》一书中写道，赛里斯国所产的丝，名驰宇内。这种丝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的夫人娇媛，将其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少女全靠这种透明的轻纱，显露她们体态的秀美”。
早在罗马的共和末期，丝绸之价竟贵比黄金。丝绸贸易已成为古代世界最大宗的贸易。到公元2世纪时，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极西端的英伦海岛，丝绸的流行也不亚于中国的洛阳。为了获取丝货等物，每年从罗马流入印度、赛里斯和阿拉伯半岛的钱，不下一亿赛斯太斯（古罗马货币单位）。这种崇尚丝绸的风气，愈演愈烈。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人不分贵贱都穿绸缎了。中国丝绸，不仅成为罗马和地中海世界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而且在精神上大大拓宽了古代西方各族人民对美的追求的视野。
由于长期、大量中国丝货西流的影响，西方一些文明先进的民族和地区，不仅购求中国丝织品，而且刻意仿造中国丝货。例如，从公元四五世纪以后，埃及人开始用中国运去的生丝作为原料，在当地进行加工制造，或者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丝线另行重织。如埃及卡乌地方就发现用华丝织成的织物。随着埃及仿制丝货日渐增多，其中还有少量回流中国市场，被统称为“杂色绫”。不过，当时埃及和罗马的简单织机虽能织出透明的轻纱，却织不出中国的花纹。后者需要中国的提花机方能织出。大约在3至7世纪，中国的提花机传入埃及。此外，丝织机的踏蹑设备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而埃及原来一般使用的立机无法安装这种设备，后来引入了中国的平机，才采用了此种装置。
至于中国丝织技艺的西传欧洲，更有一个生动的传说，传说公元550年，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在东罗马创建缫丝业。当时，有两名曾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向这位东罗马皇帝述说他们在中国见到的养蚕和缫丝的过程。皇帝于是命令他们设法将中国的蚕茧带到东罗马。这两位波斯僧侣挖空心思，将蚕卵藏在空心竹杖里，跋山涉水，抵达东罗马，将蚕卵献给东罗马皇帝。从此，中国的丝织技艺便传入欧洲。
当中国的丝绸产品由海陆两路源源西进的时候，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物品与信息，也不断传入中国。
通过商业和外交活动，当时的中国人对遥远西方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尤指以亚历山大港为中心的埃及）物产已相当熟悉。公元3世纪初出使扶南国的康泰，就称罗马为宝国。鱼豢在《魏略》中，更对大秦物产津津乐道，分门别类加以论述。《魏略》所列举的大秦物产，有金、银、铜、铁等金属类；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火烷布等织品类；赤、白、黑、绿等10种流离（即琉璃）；玛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等宝石类；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特产，总计达65项。它们当中，绝大部分都远涉重洋，输出到中国，受到中国人的赞赏和喜爱。
罗马运来中国的珠宝类船货，大多产自埃及和地中海、红海地区。以珊瑚为例，古代西方文献中记载，早在公元初年，珊瑚就成为罗马帝国运往印度的重要输出物。中国史籍上，这种记载更所在多有。如《太平御览》等书中就有“大秦珊瑚”、“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珊瑚出大秦国，有洲在涨海中”等字样。红海因盛产珊瑚，更被称为“珊瑚之海”。在这些中国史书中，还对地中海、红海地区人民用铁网采珊瑚的办法，作了详细的描述。
在大量吸收中国丝货的同时，西方的罗马人也将自己各种优质的纺织品运往中国。亚历山大等地的织工，善于用金线织绣毛织品、丝织品，运到中国被称为金缕、金缕绣，华美瑰丽，列为上品。中国人长于丝织，西方罗马帝国人则长于棉、麻、毛织。《魏略》这部书中就列举了八种棉麻织品。如“发陆布”，就是一种优质棉布，得名于著名的亚历山大港灯塔所座落的法鲁斯岛。埃及人植棉，年代久远。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所记，早在古埃及二十六王朝（公元前569～前525年）时期，埃及法老就曾赐给神庙棉布。普林尼更记述罗马时代埃及人种植树棉，埃及祭司所穿的法袍，就是用棉布制成的。古代埃及的上好棉布，以其洁细，得以畅销中国。毛纺业更是罗马帝国最为发达的手工业，其工艺之先进，足以傲视世界。毛织品，中国古籍上称为“氍毹”。《魏略》上就记载大秦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五色九色首下”。另一部中国古籍中更介绍埃及毛毯，上面织着鸟兽人物草木云气，十分生动；那织着的鹦鹉，竟“远望轩轩若飞”。从埃及运来的褥，在中国各地都极受欢迎。
传入中国的物品，除上述珠宝、织物以及象牙、犀角、香料等外，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玻璃。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和腓尼基人就制作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十八王朝法老阿门诺菲斯一世（前1557～前1530）时期，埃及制造的玻璃已经绚丽多彩。到了罗马时代，埃及玻璃制品更是享誉四方，特别是玻璃珠由于色彩缤纷、晶莹剔透，加之大批量生产，更在罗马输往东方船货中占据突出地位。汉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将玻璃称为琉璃，埃及的十色琉璃，无论是器皿还是珠饰，在中国都大受欢迎。在我国河南省，就曾发现了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港出产的玻璃瓶，上有雅典女神的面部像。到了公元5世纪时，埃及制造琉璃的方法即传入中国，它们对推动中国古代美术工艺的发展都起了一定作用。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纪时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答摩·悉达多所创立。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广为传播。佛教传入我国，是通过西域古丝道东来的。西汉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汉朝，曾给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到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汉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请天竺沙门（即和尚）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人携带佛经东来，他们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东汉都城洛阳，东汉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马寺。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流传甚广，影响遍及全国。从此印僧东来布道，汉僧西去求法成为为时数百年人数众多的活动，成为东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国和印度两大古代文明产生了具有深刻内涵的汇聚。
从东汉时期开始，由于佛教逐渐通过古丝道传入中国。以希腊、罗马式装饰手法表现印度、罗马题材的犍陀罗艺术也流传到我国新疆地区，给我国的绘画、工艺美术、雕刻和建筑带来了希腊、罗马的风韵。例如，罗布泊南汉代楼兰国都泥城的废址米兰，在本世纪初发现了罗马式壁画。壁画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侣，同埃及法雍的画风如出一辙。壁画的画题所表现的应是佛教故事，但构图、色调和绘画技巧则完全是罗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驾的马车，竟是一辆罗马式的驷马车。时代晚于米兰的库车、拜城千佛洞的绘画，亦多为希腊、罗马格调。见于各处的宴饮图中都附有古典希腊艺术中的海马和美人鱼等题材的插图，来源也不外乎是罗马统治下的埃及。在内地，河南唐河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已出现希腊、罗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动物，形象十分生动，是属于东汉早期的遗物。这种犍陀罗艺术一直在我国新疆地区流传到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二道，许多佛寺遗址发现的大型壁画就是希腊、罗马、印度、波斯和中国画法融会的结晶。
在造型艺术方面，埃及鹰头兽式样的雕塑艺术也早经过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民族流入中国。希腊人、斯基泰人都热衷于采用这一图像，以之为神物。战国时期，我国北方匈奴人喜爱这一图案。内蒙古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匈奴墓中的金饰片和陕西神木出土的圆雕金鹿形鹰头兽，都是明证。甚至汉代输往西亚地区的丝织品中，也有鹰头兽图案，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地中海东部文明各国的需求，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除了鹰头兽外，古埃及金字塔的狮身人面兽斯芬克斯，竟然也在中国落户。山东嘉祥隋代官员徐敏行墓出土的镇墓陶兽，居然也是狮身人首，其人首部分为一老人，高38厘米，宽12厘米。说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在建筑艺术上，埃及的式样也流行于我国新疆。多里亚石柱原为古埃及通行的建筑支柱，后来被希腊人所吸收。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传入新疆东部。到了6世纪，希腊式石柱传入中国内地，南京六朝时代梁朝诸帝墓前希腊式瓜棱形凹纹石柱，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罗马时代的埃及建筑式样，竟然也得在东海之滨的长江三角洲，有了新的寄寓之所。
伴随着中西交通的逐渐开通与发展和双方之间经济交流的扩大，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这种了解，一直远及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从地理意义上来说，当时中国所了解的“大秦”即罗马帝国，恐怕主要还限于它的东部边区，特别是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人就知道了“黎轩”。此后我国的史籍中，更有“犁”、“犁”等记载。这个令中国人的兴趣经久不衰的绝远国度，就是亚历山大城。所谓“轩”、“犁”、“犁”等名称，就是亚历山大的对音。公元3世纪初撰写的我国史籍，就明确指出“黎轩”在安息、条支（阿拉伯）西方，大海的西边。又指出其国中有河，而该地西方又有大海。还记载说“西有流沙”。这些记述已相当清晰地标定了位于由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连成一片的海域以西的埃及的位置，并指明了尼罗河、地中海、乃至埃及西边的利比亚沙漠或撒哈拉大沙漠。同一记载在叙述当地商业、货币、物产、交通等情况时，还述及那里的政治生活，如说“其国无常主，国中有灾异，辄更立贤人以为主，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鱼豢《魏略》）。这里记述的所谓“国无常主”、“更立贤人以为主”等，同当时罗马帝国实行元首制，保留了一些共和制的外衣有关，也是我国人初次接触古代西方世界时，对共和政治的一个介绍。它虽然讲得很含混，但对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我国古代人说来，却无疑留下了一块政治思想领域中驰骋想像力的余地。
安西四镇
唐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最称繁荣。据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宰相贾耽的考证，在汉代以来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路线。一路由龟兹经姑墨、温宿、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叶（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和怛逻斯（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另一路由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经青海军（今沙湾东）、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碎叶和怛逻斯。两路汇聚怛逻斯以后，再向西行，可达西海；向南则经过石国（塔什干）、康国（撒马尔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区。庭州是当时天山北麓的交通枢纽。它东邻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鲁番东南），西与碎叶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于该地设置了北庭大都护府，成为北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龟兹则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锁钥。公元659年以后，唐朝安西大都护府就设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唐帝国出于对外政治威望与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的经营。当时，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联合拜占庭攻袭波斯，国势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唐军击败了连年侵扰的东突厥。然而，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强大。他们截断丝绸之路，并支持高昌劫掠来往商旅和使者。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决心收复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该地设都护府，后又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
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各国的商旅、使团络绎不绝。在这条丝路上出土的丝织物，已不再是单纯的中国风格，而是常常采用中亚、西亚流行的花纹，如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图案。新疆吐鲁番附近古高昌城、木头沟、伯子伯里克等地发现的西域壁画，反映出罗马画风的影响，其中还有穿着希腊式衣服的妇女形象。从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犍陀罗式、芨多式、唐式、罗马式画风的互相渗透。敦煌艺术宝窟中的壁画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多种文化因素结合的杰作。在新疆出土的货币中，不仅有萨珊波斯的银币，也有拜占庭的金币。所有这些，都表明这条丝道当年是多么的繁忙，通过这条丝道，中西文化之间的撞击、融会的力量是多么的强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还出现了一条新的通道——中印藏道。这是由长安经青海入吐蕃、泥婆罗（今尼泊尔）到印度的一条新开辟的中印交通捷径。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7世纪前期，吐蕃杰出的首领松赞干布做了赞普，统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许多部落，定都逻些（今拉萨）。公元639年，泥婆罗赤贞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公元641年唐朝和吐蕃和亲，文成公主入藏，从此，中印藏道成为中印双方使节往还的主要途径。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这条道路。643年王玄策与李仪表第一次使印时曾沿着赤贞公主进藏的道路，访问了加德满都，在印度王舍城东北灵鹫山凿石为铭，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为记。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戒日王死，国中大乱，王玄策机智逃脱，借得吐蕃精锐及泥婆罗骑兵，平息了战乱。第三次出使是在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裟。他的三次出使对沟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国与南亚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当阿拉伯人势力迅猛崛起；四处扩张的时候，西方的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深感威胁，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国，企图引为对抗阿拉伯人的奥援。643年，拂（即拜占庭帝国）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长安谒见唐太宗，献上赤玻璃等礼物。唐太宗曾回书问候，并回赠绫罗等丝织品。其实，见于我国史书上的这次拂使节来华，并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义派来的。所谓拂王波多力，是当时教皇狄奥多罗斯。这是因为拜占庭的国势已在阿拉伯人的压迫下日渐衰弱，故而想用罗马教皇的名义来中国通好，以求得中国皇帝的支援。此后，拜占庭出于同样目的多次遣使访华。唐朝始终待之以礼，却未曾答应予以援助。拜占庭终于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中国是通过萨珊波斯得知阿拉伯的，所以随波斯的语音把阿拉伯人称为大食。651年，阿拉伯人灭萨珊波斯，将其并入阿拉伯帝国版图。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到唐朝求援。唐朝皇帝先后封卑路斯为都督，封卑路斯的儿子泥湟斯为左武卫将军，使他们在优裕的环境中客居长安，终老中国。但未发兵前往援助。
就在征灭波斯这一年，阿拉伯的使者也首次抵达长安。从那以后，唐王朝同阿拉伯帝国之间不断互通使节，双方保持了一个世纪的和平。唐朝把倭马亚王朝称作白衣大食，而把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阿拔斯王朝称为黑衣大食。双方建立了频繁的交往。
海上丝绸之路
与陆路丝绸之路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唐宋时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大大繁荣起来。
大唐帝国的号召力与凝聚力，也吸引着东南亚广大地区各民族人民，乃至更遥远的印度洋诸国，这就大大促进了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原来，定都于长安的唐帝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主要关心的是同中亚、西亚的陆路交往。主观上并未侧重海上交通与贸易事业。但是，伴随着大唐帝国国势的强盛、文化的昌明，自然吸引了海外的一些国家。广州承袭了秦汉以来的传统，继续发挥着国际海上贸易中心的作用。特别是由于隋代开凿了大运河，使洛阳与扬州在经济上的地位大为突出，成为唐代两个最大的商业中心。扬州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在南海方面的贸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洛阳和扬州成了广州的新后援体。扬州不是唐帝国的都城，不在天子脚下而能发展成一个商业大埠，令诗人杜牧写出“十年一觉扬州梦”那样传诵千古的佳句，说明它所经营的商业和市场，已不再局限于皇家需求，而且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市民的需求。这对于海上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是至为重要的。
公元7世纪，南海海上交通与贸易大大活跃。它表现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诸国的纷纷来朝上。波斯商人抵达南海，再北上中国沿海诸港活动；再进一步，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渐渐成为南海贸易的居间商，他们的商船更逐渐成为南海、印度洋地区来华贸易的十分重要的工具。这种形势的发展，终于引起唐朝政府的足够重视。公元8世纪初，即714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唐朝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负责海上贸易的机构：市舶司。
唐代中国逐渐重视海上贸易，并不是偶然的。与陆路交通状况相比，海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必要性。一方面，由于阿拉伯人征灭波斯萨珊王朝的战争，以及此后唐帝国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使陆上交通受到影响；同时，唐代中国造船业更加发达，造出的“埤仓”巨舶，长50～60米，可载五六百人。此时的中国海船已完全具有远航能力，无须像汉代那样，“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了。公元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写下的《东来中国行记》中说，中国船经常停泊在波斯湾的西拉夫。阿拉伯大旅行家马苏迪在《黄金草原和宝石矿》这部历史名著（写成于947年，距唐亡后未久）中，则记述了中国船舶经常航行到“阿曼、西拉夫、奥波拉和巴士拉”。
这一时期前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质量、规模和航海技术等也均有长足的进步。它们当中的“昆仑船”、“锡兰船”等，都享誉中外。在唐中叶，据说锡兰船是外国船中最大者，其规模长20丈，载六七百人。至于阿拉伯与波斯人的船舶，也是“梯而上下数丈”，其规模可想而知。当时埃及的卡里米大商人集团，就有数百艘商船在印度洋各处航行。
集中外航海知识之大成，唐代的贾耽于公元800年前后记述了那条著名的南海大商道，当时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条海上航线从广州出发，越过南中国海，横穿马六甲海峡，到达当时南海中的大国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区的古国）；经过马来半岛西岸，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印度。由印度再驶向阿曼湾，抵达波斯湾头的重要商埠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最终可从巴士拉到阿拉伯帝国首都报达（即巴格达）。华船从广州航行到巴士拉的时间，大约共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条航线把中国、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连接起来，成为沟通中西经济文化的又一重要渠道。
我国南方的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港口。从波斯湾的巴士拉、西拉夫、阿曼、印度、爪哇、越南、柬埔寨及其他国家驶来的海船，帆樯云集；香料、珍宝等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唐代宗在位时，每年抵达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4000艘，可见当时海上丝道，真是盛况空前。由于对外贸易的兴盛，除了广州以外，明州（今浙江宁波）、江都（今江苏扬州）等港口与城市也发展起来。在广州和其他港口城市，还设有让外国人进行交易的市区，都归市舶司管理。
这样，从中国向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汇集在尼罗河三角洲。地中海上常年吹拂着温润的海风，从海上沟通了沿海的城市和港口。和海岸线平行的陆路更是非洲北部的大动脉，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大道”和“正路”。它东起苏伊士地峡，穿过锡尔提卡长达500公里的荒凉地带，沿着的黎波里海岸向西，一直伸展到大西洋。一路上经过巴尔卡、的黎波里、凯鲁万、塞蒂夫、提阿雷特，直达非斯。这条驿道从埃及到非斯，沿途共计146站。
地中海南岸的驿路又通过沿海港口，同南欧、西欧各国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最西边的丹吉尔，从海上越过直布罗陀可以通伊比利亚半岛。公元756年，倭马亚王朝后裔在那里建立了独立的王朝，很快繁荣富强起来，成为吸收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另一条海上航路从突尼斯和贝贾亚通向西西里岛。公元9世纪穆斯林开始了征服西西里的军事行动。此后西西里一直是向意大利传播东方文明的重要跳板。
